弘道女中英文名为“Hangchow Union Girls School”，译成中文是“杭州协和女子中学”，“弘道”的译名应更切合其教会学校的性质。

　　1867年，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于杭州天水桥创办“贞才女校”，1899年，北长老会于杭州大塔儿巷创办“育才女校”，1902年，北浸礼会创办“惠兰女学”。民国元年，三校合并，定名为“弘道女学”。民国5年（1916年），弘道女学于杭州法院路附设幼稚园（今行知幼儿园的前身）。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收回教育利权运动中，弘道女学于1927年秋季起由中国人自任校长。首届中国校长是倪雪梅（女），她是1913年弘道女中第二届毕业生。在她任内，弘道女校由原创办的三个美国基督教团体移交给中华基督教华东大会及沪浙浸礼会两个中国基督教团体接管，并正式更名为“杭州市私立弘道女子中学”，小学和幼稚园仍附属于中学部。1929年秋季起，周觉昧（女）任校长，她是1919年弘道女中第八届的毕业生，任期最长，直到杭州解放，前后达20年之久。周觉昧任校长以后第一件大事是争取向浙江教育厅“立案”，到1931年获得批准。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弘道女中从此在教育界崭露头角。

　　由于弘道女中是个典型的教会女校，所以宗教气氛浓厚，宗教课程是其教学中最为主要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读经讲道，早祷晚祷，唱诗祷告等。另外在弘道女中，女子教育的特色仍被保留，家政为必修科。家政科主要传授西方中产阶级家庭日常烹调、饮食和服装裁剪、礼仪、钢琴等，为学生毕业后理家、交际、做合格主妇创造条件。学校有相当数量的毕业生在毕业后没有参加工作，而是嫁夫生子，成为小康家庭的主妇。在1946年之前的510名毕业生中，有142人成为家庭主妇，占全部毕业生的27.8%。从以上内容可知，弘道女中艺术课程的开设与宗教学校、女子学校的双重属性有关。

　　从教学内容看，弘道女中将数学、历史、地理、化学、生理卫生等列为必修科目，大大突破了传统女教的内容。音乐、体育等课程的设置，为增强女性的体质、能力及修养等创造了条件。护士、商业、英文阅读、应用文、宗教、人生哲学、琴学、乐歌等选修课程的开设，使学生有机会选择接受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其中在音乐教育方面，除了学习传统音乐外还特别强调让学生接触西方音乐，在提升女性修养的同时也开拓了她们的视野。这种崭新的课程设置是杭州女子教育从传统模式向近代模式转变的重要标志。

　　高中小学师范科和高中幼稚师范科在国文、算学这些基础课之外分别专设伦理学、教育概论、教育心理、教育测验与统计、小学教材研究、小学教学法；幼稚园原理、儿童卫生、儿童心理、故事、玩具之设计、音乐教学法及幼稚园行政等一系列专业性强又可实际利用操作的课程，使学生受到较完备的职业训练，有利于从学生到职业女性角色的顺利转换。

　　在教学管理上，弘道女中建立起了严格的成绩考核制度。党义、国文、英文、算学、常识等科目需经考试及格后才有资格入学，“学业成绩过劣难期成就者”则令其退学，操行和学业成绩优异者受奖励。对于在校生，用平日积分、分期试验、学期试验三种成绩的平均数来区分甲乙丙丁戊己六等，戊等及以下不给学分，必须重考。自由灵活的选课学分制同严格的成绩考核制相辅相成，既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利于挖掘个人潜力，又能督促学生认真、刻苦地学习，达到必要的学习目标。此外，弘道女中重视学生的操行培养。学校规定的操行标准有尊重、信实、忠诚、互助、友爱、谦恭、快乐、节俭、勇敢、整洁十个方面，既有教会信条与中国传统妇德的余迹，更能体现现代女性美德要求。学校对学生在上午、下午、晚间各个具体时段中起床、晨读、早操、上课、膳食、自修、就寝等实施项目、注意事项都有详细的规定和要求，如要求坐端细嚼、饭后散步、努力养成优良学习态度等。学校回馈给家长的学生成绩报告书，不仅有学业成绩，还包含了十个操行的具体等第。这体现了近代化教育注重人格感化不重责罚的特点。任何一所学校的教育功能都不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从影响人的角度来讲，蕴涵在课外活动、学生社团中的校园生活的影响往往更深刻、更久远。

　　弘道女中对学生课外活动的安排和社团建设极为重视。据统计，与学科有关的课外活动有党义研究会、学术讲演会、演说辩论会等，与体育有关的有田径、排球、篮球、棒球、网球等，与公民服务有关的有救护训练、火警训练、青年会、消费合作社等，与休闲娱乐有关的有交谊会、远足会、摄影团、歌咏团等，这些课外活动和社团为培养学生的各方面素质提供了可能。学生社团的设立，更为“启发青年自觉，促进青年自动能力”提供了可能。以学生自治会为例，该团体宗旨是“本三民主义之精神作成同学在学校以内之自治生活并促进智育德育体育群育之发展”，有严密的组织系统、职责奖惩分明的规章制度。最高权利机关——会员大会有接受报告、修订章程、决定方策、审核经济情况、奖励罢免等职权，由干事会召集，每学期举行一次，四分之一的法定人数出席，初步引进了西方现代组织管理方法，形成学生社团组织的内在凝聚力。自治公约有遵守校规、一致努力救国、宣传党义以及研究学术事业等内容，体现了学生自主、自立、自治的精神，锻炼了她们自定宗旨、自立规则、自守范围，自我管理和自我表现的能力。这对于改变学生在教育中的被动地位，培养女性的自主人格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在章程和公约中还有关注中国社会实际、参与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内容，透露出接受了新知识后的新女性关注政治的讯号，预示着走出闺房的女性在精神上也逐步走出了闺房。

　　女子教育的发生发展，培养了女性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1932年，弘道女中曾经对学生的课程兴趣做过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80名学生中，喜欢缝纫的为26人，不喜欢的为8人，不置可否的为46人；喜欢刺绣的为27人，不喜欢的为16人，不置可否的为47人；喜欢舞蹈的为45人，不喜欢的为9人，不置可否的为26人；喜欢球类的为68人，不喜欢的为0人，不置可否的为12人；喜欢国乐和西乐的分别高达70人和62人。这反映了封建女教在女学生那里逐渐失去它的魅力，相对于传统的缝纫、刺绣等女红课程，弘道女中女学生对音乐科更感兴趣。在女学中开设更多新类型艺术教育也是大势所趋。

　　知识面的扩大、眼界的开阔以及能力的锻炼，为女性走出家庭，融入社会创造了条件。就弘道女中毕业生的去向看，除了一部分成为家庭妇女，其余的从事各行各业都有。据统计，弘道女中“第一届毕业生1人，后从医；第二届7人，1人从教，其余家务；第三届5人，1人从医，1人从教，其余家务；……到了第二十五届，23名毕业生中，从事法律1人，从医3人，会计2人，从教3人，邮政1人”。虽然家居者仍占多数，但职业妇女的人数也在增加，而且就业范围更加广泛。当然，在当时的中国，家庭的情况、父母的意志是影响毕业生就业的较为重要的因素。从弘道女中在校学生家长职业统计来看，时至1931年，进入弘道女中就读的绝大多数来自殷实之家：225名学生的家长中，从商的85人，从政的53人，从教的33人，从医7人，军警7人，司法3人，工人7人，其他职业30人。毕业生选择最多的职业是教育，在1946年之前的510名毕业生中，有135人选择从教，占26.5%，其中不少学生毕业后进入沪杭宁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从教。这与女性特点及教育职业的属性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些毕业生成为了我国现代较早的一批从事幼稚园以及中小学教育的专业女性。

　　在抗战的烽火中，弘道女中先迁建德，继又去沪，与华东区基督教15所学校合并成为“华东联合中学”，后又到绍兴借越光中学（教会学校）校舍，和嘉兴秀州中学、杭州惠兰中学等校合办联合中学。1938年，绍兴沦陷，弘道女中被迫停办。1945年8月抗战胜利，弘道女中回杭复校。可惜校舍虽在，但内部一切设备损失甚大，图书、仪器已荡然无存，课桌椅等也仅有200多件，而且还残存不全。钢琴从原来30多架锐减到7架。所幸“弘道女中”在抗战前已经有相当大的声誉，校友中有不少是在财政各界都有地位和相当实力的官员眷属，她们出于对母校的热爱，慷慨解囊资助，基督教原创办的三团体也积极赞助，国民党政府给予补助，学校很快恢复旧有规模。到民国35年（1946）秋季开学时，钢琴又增加到17架，很快就恢复了音乐课程。全校有高中部和初中部，高中部有三个年级三个班，初中部除三年级外，一、二年级都设春秋班，初一秋季班还有甲乙班，全校学生300多人，教师20多人（包括外籍教师5人）济济一堂，校园内又书声朗朗，弦琴不掇了。1952年，弘道女中停办，并入浙江省立杭州女子中学。

　　弘道女中自建校到1949年几经迁址、调整，但一直未中断办学，甚至在战火弥漫的抗战时期也年年招生，其招生范围广及周边省市，毕业生也大都服务于周边地区。从弘道女中我们可以一窥民国时期杭州女子教育的大致情况。弘道女中的设立不仅打破了教育上的女禁，成为杭州近代女子教育的发轫，更在教学内容、教学管理等方面为民国时期杭州女子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弘道女中虽不可能反映民国杭州女子教育的全貌，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杭州女子教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