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馆一层餐厅供应一日三餐，每桌十人，坐满便上菜开饭。一日三餐之外，按供给制待遇，不论男女和年龄每人每月发给若干零花钱。那时使用的是东北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三五百元。从当时的经济状况说，这个数目不算少了。有趣的是除了另发毛巾牙膏一类生活日用品，还每人按月供应两条香烟。有的人不吸烟，比如母亲和我也得收下，但可转赠给别人。因为这是供给制的“规定”。

　　宾馆里有一间四周布满沙发的大会议室，沙发硕大，也许是沙俄时期留下的家具吧。就在这间会议室内，每隔几天就有活动，举行时事报告或民主人士座谈会，也有小范围的学术讲演。比如从美国归来的心理学家丁瓒先生，讲过欧美的心理学研究现状，但大家的反应却平平，因为讲的是“资产阶级”的心理学，无人向他提出询问，丁先生一讲完，报告会就冷冷清清地结束了。

　　长春解放后，也是在这个会议室里，当时东北解放军的政治委员高岗亲自来向民主人士介绍这场战役的经过。高岗身材魁梧高大，脸膛黝黑而遍布麻坑。他说这场战役打到最后，变成一场混战，指挥部和各级指战员之间，因通讯员都牺牲了，联络都中断了，司令部里搞不清是胜是败。但我们的战士个个士气高昂，都能“人自为战”，而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因此虽然兵力有悬殊，我军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他接着还说，战场上遍布国民党军队丢弃的美式汽车、大炮和各种辎重，要打扫的话，需要许多天。这时高岗忽然转过头来对我说，有一种美式大炮，它的口径之大，伸进一个脑袋还有富余，你要不要去看看？　　

　　宾馆二楼的侧面，还有一间台球室，这是整个旅馆唯一的休闲文娱室。室内布置了三张球桌，一张“落袋”(斯诺克 )和两张“开仑”(花式台球)球桌。喜欢打台球的常客有李济深、朱学范、沙千里、林一心、赖亚力。李济深只打“开仑” 式，往往由林一心陪打。交际处处长管易文偶尔也来陪陪，可以感觉到他是忙里偷闲，也为了不冷落客人，属于统战任务之列。他通过打球可以征询些要求和意见，他谈话水平很高，总是不直接表达意图，而在聊家常和询问健康过程中慢慢传达“上面 ”的意思。

　　由于沈阳的治安很好，后期领导允许大家分批出去逛街。三两警卫人员跟随着的，但不摆阵势，属于微服出游性质。商店开张不多，市场清淡。只有郭沫若、侯外庐少数人去过几趟古董店而已。绝大多数仍然在旅馆里看书聊天。有一回我跟着郭老、马老、侯外庐几位先生去逛古玩店(文物商店这名称好像是后来才有的)，进入里边，生意极其清淡，老掌柜坐在不旺的炭盆火边，一脸的寂寞和凄凉，店里也不见伙计，大概都辞退了。郭老的目标是青铜器，马叙伦先生却热衷于搜集“哥窑”之类古瓷。郭老是鉴别青铜器的专家，当场考证评论真伪，使老掌柜钦佩不已，不敢拿出假古董来骗钱。他叹着气说，要不是为了偿还债务，断不会把压仓底的善品拿出来卖掉的。

　　马老心仪的瓷器向来是稀罕物，据说他家藏的珍品不少，店里的都选不中，只随意买了点小玩意。而对于我这个小青年来说，却喜欢旧货摊上的旧军用望远镜，品质虽不高，价格却相当低廉。它是国民党军队败退抛弃之物，老百姓从战场拾来赚些外快的，不想几位老先生看到我买了这东西，觉得用来看演出倒很合用，差不多每个人都托我去买。以至于旧货市场的小贩们误认为有人在大量收购，我只得挑明要货的就是我，才使他们不再漫天要价。

　　到了2月初(1949年)，交际处先组织大家到郊区体验土改之后农村翻天覆地的喜庆，走访农户和老乡聊天。2月11日之后，全体民主人士就乘坐专列向北参观。令人惊诧的是抚顺露天煤矿、小丰满水电站没有遭受什么巨大创伤破坏，每日可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