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农耕社会，古人重农轻商，羞于谈钱，然而人要生存，又离不开钱。钱是试金石，是照妖镜，有品没品，君子小人，幸与不幸，智与愚，一试便知。《大学》有言：“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

　　古代有钱贤人的故事，首推成语“陶朱事业，端木生涯”。

　　“陶朱”指春秋时期的范蠡。有个名联，值得记诵，有气势又励志：“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前者说的是项羽，后者说的是勾践。帮助勾践“吞吴”的人就是范蠡，后人说他成功后带着美人西施走了——这是个附会，史料并无记载，而且那年范蠡已经六十多岁了。

　　带西施不一定，但出走是事实。胜利后，勾践封范蠡为上将军。范蠡知道勾践为人可共患难不能共富贵，于是就辞书一封，放弃富贵生活，坐船走了。傻吗？不，和他一起并肩作战的文种，没听他的劝，留在高官位上，结果后来被勾践杀了。

　　却说范蠡来到齐国的定陶，更名改姓，人称陶朱公。

　　陶朱公善于做买卖，没有几年就积产数十万。齐国人仰慕他的贤能，请他做宰相。范蠡感叹道：“居家则至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说自己一个读书人，居家，赚了大钱；做官，做到最大，这不是什么好事，因为物极必反。于是就归还宰相印，将家财分给亲朋好友，再次隐去。这简直是《道德经》“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的注解。

　　想出名就能出？太难；想隐退呢？也不一定隐的了。诸葛亮、姜太公之辈，是假隐，以退为进。范蠡是真想隐，却被人一次次请出来，崇拜了几千年，管他叫商圣，文财神。

　　随便举两个例子，就能看出范蠡的品格和智慧——

　　范蠡发明了秤：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外加福禄寿三星，组成了十六两秤的十六个“秤星”，告诫商人，缺一两折福，缺二两折禄，缺三两折寿。这种十六两秤，一用就是两千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使用过一段时间。

　　范蠡在齐国贩马，是合作双赢的案例。当时，他看到吴越一带需要好马。这种好马齐国有，当时正值兵荒马乱，沿途强盗劫匪很多，贩马有风险。他了解到齐国有一个经常贩运麻布到吴越的巨商姜子盾。这个人因常贩运麻布早已用金银买通了沿途强人。于是，范蠡想和他合作。他写了一张榜文，说他组建了一个马队，开业酬宾，可免费帮人向吴越运送货物。不出所料，姜子盾果然找到范蠡，求运麻布。范蠡满口答应。就这样，范蠡与姜子盾一路同行，货物连同马匹都安全到达吴越。范蠡虽然没有收姜子盾的钱，但是，马匹在吴越很快卖出，范蠡因此赚了一大笔钱。

　　范蠡活到88岁高龄。司马迁这样概括他的一生：“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端木”指子贡，他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孔门十哲之一。子贡曾担任鲁国和卫国的相辅。对于他的政治才能，司马迁赞道：“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一个人影响到五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子贡的理想是“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穷时不对人低三下四，富了也不骄横。他在曹、鲁两国之间经商，富致千金，与诸侯国君分庭抗礼。上文所说越王勾践听说他来了，打扫道路，亲自到郊外迎接。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中说：“子贡做买卖，供给周游列国的孔子和同门。”是否供给，不得而知，但至少，子贡的影响力和他有钱分不开，他也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多次为被困住的孔子解围。有人赞美子贡的才能，他说，我这都是跟我老师孔子学的。我这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见，但老师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富丽堂皇，一般人连门都找不到。这就是“万仞宫墙”这个成语的来历。时至今日，曲阜孔庙仰圣门上，还镌刻着这四个苍劲有力的朱红大字，乃清乾隆皇帝御笔。

　　子贡被后人誉为儒商鼻祖，极大地提升了孔子的地位。安贫乐道的颜渊是贤人，富甲一方的子贡也是贤人。儒家不主张避世，而是提倡亲贤乐利各得其所。义利合宜、恰到好处，无论发达还是穷困，都能保得自身周全。

　　这种义利观影响的不仅是中国人。在日本，松下电器商业学院通过学习《大学》、《论语》等儒家经典，确立了“商业之道在于道”的思想。日本“工业之父”涩泽荣一根据自己数十年的经历和体验写成《“论语”与算盘》一书，其基本精神就是“义利合一”，即：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的精神。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而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

　　学国学，要活学，有所损益，才符合历史规律，才能指导我们当下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