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时代更加需要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定是依法治理的国家；一个先进的政党，必然是依法执政的政党。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并深入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依靠法治，更加需要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全面依法治国是我国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是不可能完成的，需要从整体上强化统筹协调、总体设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了新任务，明确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要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仅需要政法系统协同推进，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这就要求从中央层面加强统筹和协调，发挥好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就是要进一步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强化党中央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方面的领导，更加有力地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也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既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应有之义，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继续在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上下功夫，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为党的长期执政提供规范化、常规化的法治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提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重大命题，强调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这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处理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加强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协调和衔接，是党法关系在新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党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必将进一步加强党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环节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

　　研究解决依法治国重大事项、重大问题，协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面依法治国中存在的问题挑战，集中分析了当前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以及法治领域改革必须啃下的“硬骨头”。比如，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法治的引领上，一些地方没有处理好发展和法治的关系，还存在“发展要上、法治要让”的误区；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多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延展的新形势下，一些地方执法乱作为、不作为以及司法不公的现象仍有发生，人民群众意见比较集中；在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性进程中，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制定需要拿起法律武器，占领法治制高点，等等。解决好这些依法治国中的重大事项、重大问题，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党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能够从党中央层面做好全面依法治国的统筹协调，更好推动解决部门、地方解决不了的重大事项，协调部门、地方之间存在分歧的重大问题，是推进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

　　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法治保障的需要。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我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独特的法制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商鞅“立木建信”的故事，要义就在于强调“法必明、令必行”。我们党早在建党之初，就制定了《劳动法案大纲》等多部法规，新中国成立后又很快制定颁布了“五四宪法”，把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下来。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道路。新时代，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依法治国既是重要内容，又是重要保障。党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必将更好为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