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人物王乐山说：“我知道人总是人，这一批人搞不好，换一批人会突然好起来，那是忘掉了历史的妄想。存这种妄想的人有他应得的报酬，就是失望的苦闷。”而倪焕之也早有洞察：“那种图谋钻营、纯为个己的情形，常使我忽然呆住，发生疑念，这是不是在现在的时代？”

　　在上海不远的小镇发生的事仿佛是为了印证以上言论。大革命本来是要打倒土豪劣绅，要建立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新社会，没想到真正的土豪劣绅蒋老虎耍弄权术，反而把作为开明绅士的小学校长蒋冰如打成土豪。蒋老虎轻而易举地混入革命，并窃取了权力。于是小镇上的人们便看到革命游行队伍中大摇大摆地出现了蒋老虎：“开出门来，谁都一呆，心里默念‘啊！这，蒋老虎！’……怎么蒋老虎也在里头？看他挺胸凸肚，一手执着司的克，这边一挥，那边一指，一副不可一世的气概，他还是一伙里的头脑呢！再看这一伙人，穿长衣服，学生模样的，穿短衣服，工人或‘白相人’模样的，有的指得出他们的名字，有的好生面熟，就是不太面熟的，也断得定是本镇人；他们这样历乱地走过，时时把嘴张得像鳜鱼的一样，高声呼喊，得意扬扬的脸上，都流露凶悍之气，很像一群半狂人的行列。咦！还有警察。”谎言还变成真理，人们还对指认蒋冰如为土豪劣绅漠不关心，信以为真。

　　而上海又怎么样呢？是公然的背叛，残忍的屠杀。“仿佛漫天张挂着一幅无形的宣告书，上面写着：‘人是比兽类更为兽性的东西！一切的美名佳号都是骗骗你们傻子的！你们要推进历史的轮子么？——多荒唐的梦想！残暴，愚妄，卑鄙，妥协，这些才是世间真正的主宰！’……既然是一伙儿，怎么会分成两批，一批举着枪，架着炮，如临大敌，一批却挺着身躯，作他们同伙的枪靶？他忘不了横七竖八躺在街上、后来甚至于用大车装运的那些尸首，其中几个溢出脑浆，露出肚肠的，尤其离不开眼前，看到什么地方，总见那几个可怕又可怜的形象好似画幅里的主要题材，而什么地方就是用来衬托的背景。”王乐山被残忍地杀害，密斯殷遭受更严重的侮辱。没有公理，没有正义，甚至于没有主义，只有私仇：“此外他又看到间隙与私仇正像燎原的火，这里那里都在蔓延开来，谁碰到它就是死亡。”倪焕之最后在极度失望中死去。

　　这就是叶圣陶的早期革命叙事。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叶圣陶对革命的描述和思考，是因为其具有的代表性。虽然叶圣陶的思考相对更细致、更深入、更冷静，但和其他的思考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个革命叙事我们可以合乎逻辑的推理出，理想社会之所以没有如期到来，那是因为革命失败。革命失败那是因为反革命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所以我们要打倒反革命。而要打倒反革命就要继续革命，继续革命的脚步永不停止。革命，成了灵丹妙药，成了主宰一切的权威。

　　但是叶圣陶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革命本身却没有什么反思。革命为什么总是失败？革命为什么总是被人篡夺领导权？不篡夺又怎么样呢？

　　叶圣陶向往老百姓的世纪，在他的眼中，老百姓的世纪“将实现法国革命时候的三大原则‘自由，平等，博爱’，与罗斯福先生提出的四大自由‘发表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胜利日随笔》)他还强调要有发表的自由(《发表的自由》《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然而革命得到的只是杀戮，和杀戮之后的极权统治，思想专制。

　　哈耶克认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可能获得其行动所需要的全部知识，所以必然无知，或者称之为理性不及。所以，把“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寄托于任何团体和个人都是必然要失望的。按孟德斯鸠的说法，滥用权力是权力的本质属性。任何团体和个人掌握权力之后都必然把自身利益摆在第一位，从而形成宽泛意义上的专制。

　　波普尔对革命有深刻的反思。20世纪有一个乌托邦运动的高潮。乌托邦的建构者自以为发现并拥有真理，他设计了一个完美的社会，并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借助一切手段来实现这种人间天堂。波普尔批判乌托邦工程，在他看来，这虽然是美好愿望的产物，但它只能带来灾难和不幸。目标只能是相对的，而最终目标的内容也无法是具体的，而只能是形而上的空洞言语。例如平等、自由、开放，就是最终目标通常打着的幌子。因此波普尔主张渐进式的社会工程。他主张温和的改良，而不是暴力的革命。我的理解是，暴力的革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可实际的工作还得一步一步来做。

　　叶圣陶对革命的矢志不渝，对革命的信仰，对于继续革命的热情，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都很有代表性。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对革命本身的反思，很少有超越现实的理论思考，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普遍的弱点。

　　掩卷深思，余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