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激起了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兴趣。他们着迷于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奇迹，更着力于探询和解答“中国为什么能”。尽管他们研究成果中的立场、方法、结论错综复杂，但仍可以看出海外学者对中国发展成就的高度肯定，可以从中提炼出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经验”。

　　一、以本国国情为基点释放社会主义制度活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中国特色

　　一些海外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以来的成就，与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是密不可分的。70年来中国的发展始终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释放社会主义制度活力；大力弘扬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凝练核心价值观，形成了“中国特色”。

　　1.扎根中国实际国情谋发展。海外学者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参考苏联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提出自身发展计划。为了避免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的弊端，1957 年中国就开始了权力下放。中央的部分指令供基层参考，基层结合地方实情进行执行。利用这种方法，中国的计划体系显得比苏联更为宽松，更能调动地方活力。

　　例如，墨尔本大学经济系教授郜若素，在2018年出版的《中国40年的改革与发展：1918-2018》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是“奇迹”，中国在不断根据自身发展情况进行政策调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在《中国改革经验的启示》一文中认为，发展的初始条件很重要。其对中国改革的研究强调了基于本国经济、制度和社会条件在制定政策和推行改革方面的重要性。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彼得·诺兰和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专家罗伯特·艾莎则撰文指出，从对中国和苏联经济改革经验的系统比较而言，两国改革的不同结果表明，对本国经济基础等其他方面上坚持的差异，使中国产生比苏联更快的增长。

　　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国际行动理事会”上海会议上强调“对于世界各国的发展，并不存在万能的个案。对美国，对拉丁美洲，对非洲，对中国，对欧盟，都是如此”。高度肯定中国基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自身发展政策的做法。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魏昂德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文认为，中国的发展具有高度的道路依赖性，主张扎根中国实际对制度设计采取更灵活和渐进的方法。墨尔本大学经济系教授郜若素总结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如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始于农业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改革和发展进程具有广泛优势，这可以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础；从集体农业逐步转向家庭农业，逐步放松对国有企业的限制，甚至具有革命性的“开放战略”，集中于扩大中国东南沿海几个省和特区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这均体现了“中国特色”。

　　2.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海外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成就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密不可分的。苏联的失败主要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坚持，中国的成功则是因为其拒绝推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中国的改革没有遵循其他国家的改革路线，而是基于本国国情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美国威尔逊中心研究员大卫·格拉尼克、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专家多罗塞· 梭林格都持类似观点：从国际共产主义视角下来探究中国经验，证明了制度改革的性质和完成程度不仅仅取决于改革策略，还取决于指导思想和制度本身。在改革的早期阶段，没有一种意识形态基础可以阐明基于市场运作的发展模式，并深深融入国家经济。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与目标的坚持。中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导以市场为导向的新的国有企业蓬勃发展。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项目主席谢淑丽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中认为，中国没有进行政治体制变革就从“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逻辑和历史传统的超越。美国夏威夷大学亚洲研究学教授艾里克·哈维特在《中国季刊》发文，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避免了国家干预自由市场的陷阱。

　　3.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凝练核心价值观。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教授马丁·雅克认为，新中国的价值观具有强烈的儒家传统文化渊源，比如国家和教育，都可以从儒家学说中找到出处。阿拉伯世界著名汉学家阿卜杜·哈姆迪认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坚持儒家思想等传统文化，以保留中华民族的民族遗产及思想特质。

　　曾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的裴宜理教授，在其论文《当代中国的文化治理：重新确定党的宣传》中，对中国政府和高校合力推进爱国主义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表示了赞赏。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荣誉教授万安玲在《现代中国》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注重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很多地方政府都建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校也经常性地开展相关教育活动，并将这些活动纳入学校的道德教育课程中。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研究全球高等教育专家安迪瑞·奥斯曼，在《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上发文指出，鼓励奉献和为国家服务的儒家思想，可以被视为区分中国高校与全球其他高校的“中国特色”的来源。

　　不少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弘扬促进培养爱国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增强国民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和坚持文化自信。例如，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政治系前主任托马斯·海贝勒教授认为，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动员中国人民投入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得克萨斯南方大学终身教授乔凤祥认为，中华民族前进道路的探索和选择、理想的树立和制度的确立等，都离不开对其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这也是凝聚海内外华侨华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的内在基础和强大动力。

　　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注重以加强政治建设保障经济建设

　　海外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的发展成就与中国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是密不可分的。70年来发展的“中国经验”表明，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政治建设保障经济建设；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将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相结合。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印度加尔各答总统大学经济学专家阿姆西·巴格奇在《政治经济周刊》上发文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点是政府将权力下放，以发挥经济活力。他认为1979年初的改革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有两个特点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是扩大企业的决策权；另一个是改革包含了广泛的领域，涉及农业部门、外资经济关系等。这两个特点帮助改革取得了更大成果。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社会学家伊万·塞勒尼指出，私有企业的出现是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重要标志。曾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匈牙利学者乔纳斯·科尔内也持相似态度，认为非国有部门的出现代表了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一些全新而重要的东西。哈佛大学教授史蒂文·戈德斯坦等人认为，从城镇和乡村工业中可以清晰看出非国有部门的作用，这些私有企业是中国转型的重要成分，是极具活力的部分。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太平洋研究学院教授巴里·诺顿在其论文《今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认为，中国的国企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使中国的国有企业部门更加金融化。企业被金融化，国有企业将越来越多地由拥有更清晰财务结构和利益的所有权机构控制，会更有效率。同时，国有企业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更多监督，这将被纳入公司治理结构，这意味着国有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任务和责任，以进一步服务于国家发展。

　　印度学者阿姆西·巴格奇认为，中国新的经济发展策略寻求将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相结合，从而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成功。中国的创新很好地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在现存的制度设计中不断完善。中国的乡镇企业是这一特色的显著代表，其将公有制、自由进入市场与企业盈利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地方政府善于利用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和管理手段以促进当地增长，这适应了改革背景并且产生了惊人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