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形势、研判走势、把握大势，是做好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的前提和基础。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当前所处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临的风险挑战在态势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整体上易发多发、类型上复杂多样、结构上连锁联动三大特点。

　　整体上易发多发

　　易发多发是基于对当前所面临风险挑战的整体态势，对我国风险态势所作的基本判断。进入新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世情国情的新变化，提出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认为21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于风险易发多发期，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从国内来看，我国发展已经进入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各种潜在的重大风险挑战逐渐显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一个时空压缩的跨越式现代化发展过程。时空压缩具有正反两面的双重效应，带来两方面的“前所未有”：一方面，取得的成就前所未有——中国用三四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二三百年时间走完的路程，用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几代人完成的任务，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为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带来的挑战前所未有——西方发达国家在二三百年时间里分阶段出现的问题在我国三四十年时间里集中呈现，给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压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当前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内不断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

　　从国际来看，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伴随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国际话语权的增强和全球治理参与度的提升，我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变得空前紧密。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设的过程中，我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加深，国际地位和国家影响力大大提升，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同时，世界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扰动更加明显。我国在经贸合作、周边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方面面临的区域性与国际性不稳定、不确定、不可预见性因素明显增多，各种风险挑战的影响明显加大。

　　类型上复杂多样

　　复杂多样是基于对当前所面临风险挑战的种类和数量，对我国风险态势所作的基本判断。依据不同标准，风险可分为不同类型：依据出现时间，可分为传统风险和新兴风险；依据影响范围，可分为地方性风险、国家性风险、全球性风险；依据等级，可分为特大风险、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依据来源方式，可分为原发性风险和输入性风险；依据产生原因，可分为自然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技术风险、健康风险，等等。

　　从各国发展的历程来看，改革发展的时期也是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这是世界各国都必须共同面对的“成长的烦恼”。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进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与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历史阶段相比，我国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阶段面临的矛盾风险更加复杂多样，各种类型、各种诱因、各种来源的风险挑战在我国都不同程度出现。

　　在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中，特别要高度关注在我国发展过程中和发展起来以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新兴风险。与传统风险相比，新兴风险往往具有“认不清、想不到、管不到”的特点，人们对其发生、发展、演变规律了解不多，相应的防控手段也比较有限。

　　当前，伴随国内外风险类型变化和改革发展不断推进，很多新问题正在逐渐出现，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从国际来看，人类社会正越来越多地面临转基因技术、核技术、网络技术、纳米技术等新兴技术风险以及网络攻击、恐怖袭击、重大传染病疫情、气候变化等区域性、全球性新兴风险的威胁。从国内来看，进入“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改革开放阶段，我国面临的风险挑战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一些长期困扰我国的矛盾问题不复存在，但一些以前发展过程中没有遇到、没有处理过的新矛盾新问题不断产生。我国当前面临的新兴风险，既包括金融、房地产、产业转型、人口老龄化、生态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等内部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贸摩擦、海洋权益纠纷、边界争端、军事冲突等外部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

　　结构上连锁联动

　　连锁联动是基于对当前所面临风险挑战的结构特点，对我国风险态势所作的基本判断。与以往相比，在当今日益开放、相互依存的世界，风险之间往往具有叠加、耦合、演化的特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要重视“系统性风险”，认为单一风险事件的发生可能导致整个系统处于瘫痪状态。世界经济论坛提出要关注风险关联性，并在每年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中用风险关联图来刻画不同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国际上还在研究“跨界危机”的治理问题。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我国的经济社会也日益成为一个错综复杂的巨系统。在这个巨系统中，各个风险因素之间相互交叉、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复杂的风险综合体，风险链条变得越来越长，风险挑战的连锁联动效应更加明显，产生的后果更具综合性。

　　从类型来看，各类安全威胁之间相互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系统，不同类型的风险之间往往高度关联，环环相扣，某个单独的风险链条出现断裂很容易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导致系统性溃败。以2008年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为例，这场初始的自然风险（低温雨雪冰冻），经持续演化后，最终发展为融自然、技术（断电、缺水、堵道、机场关闭）、经济（能源短缺）、社会（车站拥堵、乘客拥挤）、健康（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各种风险于一体的综合风险。

　　从空间来看，安全威胁在不同区域内外联动。随着全球化不断推进和现代交通工具快速发展，人流、物流、信息流正变得越来越快捷方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正成为日益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彼此之间唇齿相依，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在给人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全球化、信息化也导致重大传染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进行跨地域传播；某地发生的原发性风险，经过跨地区输出、扩散后，可能成为其他地方的输入性风险，最终在大空间内产生系统性严重后果。

　　从时间来看，安全威胁在不同时段先后叠加。从演化特性来看，风险包括突发性风险和渐发性风险。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我国既面临大量新出现的突发性问题，也面临诸多经过较长时间积累后出现的渐发性问题。正如海恩法则指出：事故的发生是量的积累的结果，很多重大风险的发生往往是风险在时间演变过程中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很多历史遗留的矛盾问题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经由酝酿、发酵后可能慢慢升级、扩大，最终演化为造成重大后果的风险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