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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六三事件”始末

发布时间:2019-03-25  来源:摘自《兰台世界》2013年7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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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年6月3日,北京大学等国立八所高校师生①,赴总统府请愿,在新华门遭到总统府卫队的毒打,酿成“六三惨案”,亦称“新华门事件”。对于这次运动,事件的主要领导人,时任北大教授的马叙伦先生评价甚高,称“‘六三事件’的规模,实在远过‘五四运动’,因为实际上有革命意义的,而且也‘事闻中外’,国内教育界没有不给我们援助”[1]。

  此次事件,起因于教育经费短缺,政府拖欠教职员薪水。民国肇造,财政一直捉襟见肘。1916年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拥兵自重,割据地方,中央政府财权旁落,田赋和其他税收经常被地方截留,到1918年各省不再向中央解款,造成中央财政更加入不敷出,致使国家教育经费偏少,在全年总预算中不及2%[2]。政局动荡,战争频仍更加剧了教育的危机。北京政府将大批财力投入战争,有限的教育经费被挪用,国立院校经费被长期拖欠,教职员生活都无法保障,引起学界的广泛不满,因此索薪罢教事件屡屡发生。1919年12月,北京各校教师因索发现金罢教二十余日。1920年7月爆发了大规模的第一次直皖战争,耗费了大量的钱财,教育经费短缺问题更加严重,几成无源之水,涸可立待。到8月,北京高校教职员的工资就已拖欠4月之久,引起师生们的极大愤怒,停课、罢教事件常常发生,往国务院、教育部请愿、索薪的师生代表络绎不绝。经费紧缺,学潮频繁,教育的正常秩序根本无法维持,已成混乱状态。对于这些情况,教育部穷于应付,被弄得焦头烂额。总长位置成了烫手山芋,无人愿做,自五四运动傅增湘辞职以后,空缺一年有余,都是由次长代理。1920年8月,范源廉凭其在教育界的声誉,第三次出任教育总长,任职伊始,整天忙于筹集教育经费。经过多方奔走,11月他好不容易从财政部和烟酒公卖事务局筹得十余万元,但无济于事,除小学教员的欠薪全发外,中学仅发一个月,而高等专门以上学校的教职员才发半月。“百法俱穷,无为可计”[3],范源廉日日困顿于借款之中,艰难斡旋于政府与学校之间,但始终无法调息学潮,解决不了教育经费问题,不得已于1921年4月向大总统徐世昌提出辞呈,任职仅8个月。教育经费得不到保障,索薪罢课风潮便不能停息。面对这一问题,北京政府打算通过征收所得税的办法予以解决。1920年7月财政部设置所得税筹备处,9月大总统徐世昌签署命令,督促实施。1921年1月颁布了所得税征收细则,规定自本月起,立即开始实行,并提出所得税款的七成用于教育,三成用于实业。由于政府信誉丧失,又加上各界的反对和抵制,当年在北京各机关征得税款10310元后[4],便草草收场,教育经费仍然没有着落。

  教育经费积欠日多,而政府又拿不出可行性办法,到1921年,索薪运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3月上旬,北京高校教职员工资又被拖欠3月之久,激起国立八高校教师相继罢课停教。4月8日,八校教师全体辞职。4月12日,2000余学生赴总统府和国务院请愿,北京各中学也起来声援,一致罢课。迫于压力,北京政府接受教职员提议,与教职员会联合会代表议定由交通部拨付财政部每月特别协款22万元充做八校经常性临时费用,各校欠款先支付一个月,其余的分为三期,由银行担保,4、5、6月各付一期。尽管八校教职员对此决议不甚满意,考虑到广大学生求学心切,而且教育为国家生命之根本,不可长期耽搁,决定5月3日起复职。谁料时隔不久,又起波折。5月10日,靳云鹏由署理而正式出任内阁总理,破坏与八校达成的协议。4月份的教育经费及补发教职员一部分欠薪的条款未曾履行,又借口八校均未复课,教职员薪费暂时停发。这一倒行逆施,激怒了八校教职员。5月22日,八校教职员联名发布了《全体辞职宣言书》和《敬告国人书》,谴责政府的失信行为,指出政府采用遮掩、拖延的手段破坏教育,号召全体国民保卫教育,捍卫全民族的生命。教师的行动得到了八校学生的同情与支持,学生界代表纷纷向政府请愿,要求补发教师的欠薪,保证教育经费,维持正常的教育秩序。5月30日,八校50余名教职员代表赴教育部索薪,无果。于是,更大规模的索薪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作者:杨实生     责任编辑:张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