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担负国家政治制度运行的责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标志性内涵。风行几百年的西方政党制度在当今世界出现了很多严峻问题，甚至发生了危机。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显示了治理的有效性和决策的科学性，在实现制度功能方面，在处理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这三重关系上更为负责任和有效率。当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一种新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

　　关 键 词：政党政治/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关系结构

　　作者简介：周淑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导，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政党理论研究基地副主任兼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中外政治制度研究，主要著作有《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和现状》《世界政党执政兴衰成败研究》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十三届一次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它与世界各国既有的即“旧”的政党制度之间关系如何？结合政党制度的普遍性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殊性，本文从政党制度的内涵要义、中国政党制度演进发展的历史逻辑出发，比较“新”“旧”政党制度在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多重关系，分析在其盛衰成败背后支配性的制度结构因素，以深刻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发展及其走向。

　　政党制度的内涵要义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主要运作方式。政党存在并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和内政外交的基本走向，几乎是各国普遍的政治现象。目前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20多个是君主制或政教合一的国家无政党外，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政党。政党的确立和发展，是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条件，以政党为主角的现代政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政治形式。政党为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基本途径、载体和渠道。政党是近代政治的产物，它是作为封建专制君主的对立物，伴随着世界民主潮流而出现的。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政党政治逐渐成为近代政治体系的主流，21世纪以来这一现象更为突出。政党制度的实质在于不同政党之间以一定的程序方式和制度规范，构成政党与政党之间、政党同国家政权之间、政党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构，不同的政党关系结构形成不同的政党制度。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担负国家政治制度运行的责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标志性内涵。世界各国政党制度因国家发展历史和宪政体制的制约和影响，可分为不同的类型。世界历史上欧美最早产生政党，不论英国议会制的两党制还是美国总统制的三权分立的两党制，不论是议会制的多党制还是法国的半总统半议会的多党制，都必须面对和处理政党同政党之间、政党同国家政权之间、政党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政党制度的内涵要义，也是研究政党制度问题的逻辑起点。政党之间激烈竞争、政党以执掌国家政权为目的、政党代表各自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利益逐于街头和议场，成为近300年来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主流形式和一般形态，并为后发国家所仿效和学习。随着20世纪上半叶殖民主义在亚、非和拉丁美洲统治的结束，政党和政党制度逐步发展到世界各地。从世界范围内和某种意义上讲，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的历史发展呈现一种连续性。

　　风行几百年的西方政党制度在当今世界出现了很多严峻问题，甚至发生了危机，全球范围内发生着的治理危机是政党制度所引发的秩序危机。逆全球化、碎片化和极端化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严重问题。社会的高度不平等、收入的巨大差异、恐怖主义的日益盛行，这些因素在深刻影响着欧美国家的现存秩序。特别是在欧洲，移民、难民和恐怖主义三重危机日益加剧，使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日益感到不安全，致使极右翼政党势力大幅上升。西方国家衰弱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国家治理这一重大问题上，政党之间难以形成共识，执政党拿不出具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缺少前瞻性和实效性的社会、经济、外交政策。而在过去几十年，欧美国家在这些方面本是出类拔萃的。“优良而稳定的政府需要有效的政党。政党是英美治国技艺的一个关键性贡献，但却处在威胁之中——而且尚未看到可行性的替代方案。”[1]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似乎进入一个非常态，在世界范围内给政党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推陈出新或革故鼎新的时机。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显示了治理的有效性和决策的科学性，在实现制度功能方面，在处理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这三重关系上更为负责任和有效率，显得自信坚定并富有行动力；而西方政党制度分裂、犹豫彷徨、软弱无力之症状则日益凸显。事实上，政党政治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一般政治现象，没有也不可能有终极形式，而是处于动态的不断的发展过程之中。当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一种新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发展逻辑

　　任何政治现象包括政治制度，都是相对照而存在的，相比较而发展的。中国政党和政党制度是在世界民主政治、政党政治发展的大潮中产生和成长的，面对世界政党制度的历史演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握“历史上的经验可以作为经验和教训，但是不能让它指挥和控制未来”[2]这一关键点，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的政党制度。同时借鉴和吸收了世界政党政治中适合自己的进步成分和有益营养，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发展道路、制度结构、运行方式和保障机制。当清末民初西方国家政党和政党政治刚传到中国来时，中国人曾处于简单地学习、模仿、借用阶段。但由于中国国情和社会性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在清王朝严格的党禁政策之下，中国最先产生的是革命性政党——中国同盟会。当民国初年对西方政党政治制度模式模仿和借用失败以后，孙中山提出了“以党建国”理论，探索政党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在1927-1949年国民党实行“党外无党”的“一党训政”制度下，中国共产党走上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当国民党“一党训政”制度被人民民主革命所摒弃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多党合作、协商建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而形成了一套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

　　中国政党制度是在自己特殊国情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鉴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与苏联的历史渊源和当时的相互关系，建立中国政党制度首要的是消除苏联一党制模式的影响。苏联的一党制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1936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苏联继续坚持并发展了这种制度——苏共一党垄断政权和所有社会经济文化权力的制度，从名义上和事实上都绝对禁止第二个政党的存在。由于缺乏多党的存在和监督，很难听到党外的不同意见和社会各阶层的呼声，使事实上存在的大量社会矛盾得不到重视和处理，这些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一旦爆发，就会对党和国家产生致命的后果，这已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所证明，存在着这种严重缺陷的政党制度是注定要失败的。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没有学习和照搬苏联的一党制，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中国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是与统一战线分不开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3]毛泽东认为革命的统一战线必须包含中国社会中的中间阶级，“任何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4]“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5]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开始将与民主党派合作视为社会政治的天经地义，“国事是国家的公事，并非一党一派的私事”，所以对于党外人士，“共产党员只有与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6]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进一步指出：“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7]“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8]今天重温与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理论的初衷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多党合作制度就是基于这一理论而建立的。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随即得到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由此，开始了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进程，开始了“新政协运动”。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由此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本全面确立。这时民主党派原有的阶级基础已经消失，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只存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于是有人提出民主党派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说：“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9]

　　如果说1956年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从倾听不同意见和实行政党监督的角度认识多党长期共存的必要性，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则进一步从社会利益表达角度强调了多党合作的重要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不仅需要有代表这些阶层利益的政治党派的存在，而且需要通过这些党派的有序政治参与而得以表达。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长期合作提供了新的现实依据，正是根据新时期我国政党关系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在全球冷战结束、多党制浪潮到来之时，1989年12月底，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规定这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93年，又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进了宪法中。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六大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明确地把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概括为和谐的政党关系，即各政党之间不但要努力巩固相互合作的共同基础，而且要相互尊重彼此存在的差异，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着力于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监督，努力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在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面做了许多努力。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巩固中国共产党一党长期全面执政的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高度重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重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建设。为通过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来规范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在2015年相继制定了《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暂行)和《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提出：“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2018年3月4日，习近平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的联组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10]

　　从中国政党制度历史的起源和发展分析可见，一定历史条件下历史具体体现的是制度的不完美状态，在历史发展基础上的创新，就是新时代政党制度的题中应有之意。从这一意义上讲，习近平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论述，使具有近70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跟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步伐，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