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鉴往而知来，温故而知新。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调查研究方法，对于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把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凡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

　　老一辈革命家搞调查研究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调查研究亲力亲为，身体力行，亲眼看，亲耳听，亲手掌握材料，亲自分析研究，得出结论。

　　在我们党内，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作用和意义认识最早最深刻。他认为，凡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都坚持进行亲身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花了10多天时间做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就是这次调查的成果之一。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著名论断，并深刻阐释了调查研究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毛泽东后来讲到《反对本本主义》时说，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亲身调查研究。1958年1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第25条专门对高级领导干部调查研究作出规定：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做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

　　毛泽东这样说也带头这样做。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后，为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问题，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社队，进行深入细致的农村调查，从而对农村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社队规模、分配制度、公共食堂等多方面的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是如此。年事已高的朱德，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1976年去世，每年都要拿出两到三个月或者更多的时间，深入厂矿、农村考察。视察回来后，他常常不顾旅途劳顿，亲自主持起草调查报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1951年到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调研报告，其中98份报告是他亲自主持起草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坚持亲身到实践中去调查了解清楚情况，然后再下结论、作决断。经济特区创办后备受争议，邓小平说：我要来看一看。1984年初，他先来到深圳，深入商业区、工厂、蛇口工业区、渔民村等了解情况。离开深圳后，他写下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随后，再经过对珠海和厦门经济特区的调研，他明确提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以自己亲自调研的所见所闻和深入思考，作出给予经济特区充分肯定的结论，推动进一步搞好经济特区，扩大对外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调查研究的作用和要求没有变。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搞调查研究要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到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到市场社区，亲自察看、亲身体验。

　　二、要眼睛向下，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做正确的调查，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诚心诚意拜人民为师，真正联系群众，和群众做朋友，从而调查出真情况来。这一点，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展调查研究时反复强调的。

　　毛泽东对不做调查、不同群众商量作决策深恶痛绝，他称这样关在房子里作决策是“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他说，我们搞调查研究，如果“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甘当小学生，是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的切身体会。1941年3月，他在《农村调查》序言中回顾之前的几次调查研究，说自己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在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毛泽东还总结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党内兴起了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

　　对于拜人民为师的重要性，刘少奇也深有体会。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他到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调查研究。下去前，他就对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要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刘少奇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摘下青呢帽，露出满头银发，诚恳地说：“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这让在场的干部群众十分感动，开始真实地反映情况。刘少奇还来到生产队，和社员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他发现困难的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原先的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是政策错误，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并客观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

　　老一辈革命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经验和方法告诉我们：领导干部只有深入群众，真心对待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听到实话、察到实情，才能切实把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了解清、分析透、解决好。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搞调查研究身入更要心入，对群众动真情，把群众当亲人，和群众 “坐一条板凳”，倾听群众呼声，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使各项决策和各方面工作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意愿。

　　三、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的问题。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通过调查研究弄清问题性质、找准症结所在，进而有的放矢、解决问题，是老一辈革命家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

　　刘少奇特别强调做调查研究要有明确的目的。他说：为什么要做调查研究呢？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那末，首先脑子里面要有问题才能调查。你脑子里面连一个问题也没有，就去搞调查，那就会搞得没有个边。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对国民经济作出调整，成为紧迫任务。为此，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调查研究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了解清楚实际情况，找到应对严峻形势的办法，毛泽东为此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都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花了大量时间，深入工厂农村搞调研。由于目的明确，调研充分，情况摸得准，我们党及时调整了政策措施，为解决严重的经济困难问题，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设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过程中，邓小平也是带着问题不断进行实地调研。比如，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00年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翻两番”靠不靠得住？“小康水平”是什么样子？带着这样的思考，邓小平1983年2月专程前往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浙沪地区，进行了3个星期的调查研究。在苏州，江苏省负责同志向他详细汇报了全省及苏州工农业生产情况，表示像苏州这样的地方，准备提前5年实现“翻两番”。当邓小平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后的社会面貌时，江苏省负责同志具体汇报了6条：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人不再外流了，中小学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和江苏一样，浙江、上海等地也是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坚定了邓小平对“翻两番”、实现小康目标的信心。回到北京后，他约请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介绍这次调查的情况，高兴地说：“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加复杂繁重，这就愈加需要领导干部在调研时坚持问题导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把问题弄明白，从而“对症下药”、科学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他要求领导干部搞调研，要有明确的目的，带着问题下去，尽力掌握调研活动的主动权。要力求准确、全面、深透地了解情况，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防止调查研究走过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