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选好调查的典型，深入解剖麻雀

　　“解剖麻雀”是毛泽东对典型调查方法的形象比喻。他指出：“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门路。”

　　解剖一个麻雀，首先要选好麻雀，也就是要选好调查研究的典型。怎样找调查的典型呢？毛泽东说：“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他还说：“在一切活动中找出几个令人满意的和令人不满意的典型例子，经过深入研究，总结经验，得出具体结论”。

　　毛泽东所做的很多调查，都是“解剖麻雀”的范本。《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毛泽东留下的最早一篇比较完整的调查报告，采用的就是解剖典型的方法。在这次调查中，他详实地了解了壮年佃农张连初的生产生活情况，特别是包括“田收”、喂猪、工食省余等在内的“收入之部”，包括食粮、猪油、灯油、茶叶等在内的“支出之部”。毛泽东分析指出，这户佃农如果没有天灾人祸，“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事实上佃农不能个个这样终年无一天休息地做苦工，稍一躲懒，亏折跟来了。”他指出，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这份调查报告通过一个典型案例，大致上反映了当时中国佃农的苦难状况，后来被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对中国广大农村有深刻的认识，是同他善于把握典型，运用由点及面的调查方法分不开的。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老一辈革命家作出了许多蹲点调查“解剖麻雀”的典范。1961年4—5月间，刘少奇在湖南宁乡、长沙等地农村蹲点调查44天，其中33天吃住在农村生产队，先后召开了20多次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队，对6个生产队作了详细解剖，从中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为迅速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据。陈云到家乡青浦小蒸的蹲点调研，也是剖析典型的范例。陈云后来回忆起1961年这次蹲点调查说：“一九六一年我在小蒸——我的家乡做调查研究工作，蹲了半个月。调查中发现，公家养猪的地方脏得一塌糊涂，小猪、大猪、病猪、好猪都吃一样的东西。我看到农民家里养的猪，干干净净，还捉泥鳅喂猪吃。所以，当时我主张把猪分给农民私养，包括大部分母猪。回到北京以后，我向书记处写了一个报告。那次我花了半个月，调查一个小蒸，一个乡就是了。”

　　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新的先进调研手段不断加入到我们的工作中，但深入系统的蹲点调研，仍是各级领导干部无法替代的基本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蹲点调研、“解剖麻雀”是过去常用的一种调研方式，在信息化时代依然是管用的。

　　五、开调查会，是了解情况最简单易行又可靠的方法

　　根据不同的调查内容，召开不同形式、不同规模、不同时间的调查座谈会也是老一辈革命家经常采用的一种调查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简单易行，广泛可靠。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用较大篇幅专门讲开调查会的调研方法。他认为开调查会，是了解情况最简单易行又最可靠的方法。“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他介绍了自己独创的调研方法，包括调查会到些什么人、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等。朱德在指挥打仗时，把调查座谈会开到了前线。1947年10月，为了确保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朱德深入前线，专门到炮兵旅驻地实地考察，召集部分连队指战员座谈如何打阵地攻坚战，如何打碉堡、暗堡，如何实施迫近作业和坑道爆破，如何开展巷战等。石家庄刚刚解放，他又召集参加攻打石家庄的50多位指战员，开了3天座谈会，每次都是多则八九个人，少则五六个人。朱德亲自口问手记，同大家切磋研讨，总结攻坚战斗的具体经验。

　　邓小平同样重视开座谈会的方法，1977年他刚刚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即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收集全国有关科技教育专家谈对科技和教育工作的意见。邓小平会前亲自拟定了参会人员名单。从8月4日至8日，座谈会一开就是5天。会上，邓小平请大家畅所欲言提意见。他认真听后说：“通过这次座谈会，我了解了一些情况，也开始了解了当前应该首先解决的一些问题。”座谈会最后一天，他提出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重要意见，指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四个现代化要从科技教育着手，并作出了1977年当年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

　　六、调查研究要系统全面，集思广益，多注意听反面的意见

　　毛泽东曾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他多次强调：像我们这样一个大政党，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都要研究，都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在党的八大召开前，为了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新中国成立7年来发生的新变化、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集中、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做好八大的准备工作，刘少奇从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先后约请37个部门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在此期间，他除了参加外事活动和出席中央有关会议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座谈会，详细询问和了解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财政、金融、文化、体育、卫生和国民经济计划等各方面的情况，记下了几万字的笔记，并对各部门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毛泽东得知刘少奇的调查后，给予高度肯定，也产生了极大兴趣。从2月14日至4月11日，他历时2个月，按照重工业、轻工业、交通邮电、农林水利、财贸金融这个顺序，先后听取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4月18日起，又用了6天时间，专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同时，要求各地方认真细致地汇报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的情况。以这次调查研究为基础，毛泽东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新方针。

　　领导者即决策者，要求每个领导对每件事情都精通是不现实的，特别是一些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这就需要领导者在工作中广泛听取意见，包括反面意见。老一辈革命家注意在调查研究中，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作为一种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

　　在延安整风中，为了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解决文艺方针问题，毛泽东约请萧军、欧阳山、舒群、艾青、刘白羽、丁玲等著名作家个别谈话，有的谈了多次。他还请他们帮助搜集文艺界的情况，包括搜集各种不同意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参加座谈会，虚心听取每位文艺家的发言，坦诚地和大家交换意见，才形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纲领性文献。

　　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做得也非常出色。他说，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敢于听取不同意见，敢于和不同意见的人讨论问题。他注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集中大家的正确主张，汲取众人的知识、智慧，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决定，不盲目拍板。在三峡及葛洲坝工程决策中，存在“两派之争”。周恩来说过，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争论只要不妨碍工作， 有利于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意见。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谈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为把三峡搞得更好，还是可以争论的，因为这样才能有利于工作。他多次强调，敢提意见就好，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每次开工程研讨会，周恩来都让工作人员通知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参加，在会上还特意请他谈看法，会后又让他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附在报告后面一并送毛泽东参阅。

　　陈云也非常重视听取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样能得到更全面的认识，能作出更正确的决策，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他说：“在干部中间多注意听反面的意见，这是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凡是提出一种意见的人，他总是看到了一点东西。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不要怕，有错误的意见，可能使正确的意见更加正确。”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陈云即使有了自己的意见，也往往不急于表达，而是引导下级和群众先讲出各自的意见，特别是有意识地引导他们来反驳、批评自己脑子里头已经形成的意见。他还把自己的心得概括为“交换、比较、反复”的六字箴言，在党内广为流传。

　　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除了以上带有普遍性、原则性的方法，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准备调查纲目、收集调查材料、做好会议记录、撰写调查报告等具体工作，也总结提出了很多方法和技巧，这些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毛泽东曾说：“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我们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一定要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学好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掌握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思考新思路，确定新举措，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作者：姜淑萍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主任、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