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恢复。在近四十年的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呈现出从理论译介到本土研究、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科学、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从政治制度到政治行为、从阶级统治到国家治理等演变趋势。中国政治学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瓶颈性制约。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政治学的繁荣。政治学的繁荣进步，亟待提高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化、专业化、学术化和全球化程度。

　　关 键 词：政治学;中国政治学;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国家治理

　　作者简介：俞可平，男，浙江诸暨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

　　本文在简要回顾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的发展历程之后，将着重论述中国政治学在过去近四十年时间内演化发展的若干重要趋势。最后，本文将通过概括目前关于“中国政治学向何处去”的几个典型争论，分析制约中国政治学繁荣进步的某些瓶颈，并就如何破解这些瓶颈提出自己的主张。

　　引论：中国政治学的曲折发展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我国产生于清末民初，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政治学的发源地。据考证，“1899年9月京师大学堂政治专门讲堂的设立，是北京大学政治系的前身或最早的学科渊源和组织渊源”。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制定了一个“分科大学专业设置”，指出“政治科第一，政治科下设二目，一曰政治学二曰法律学”。这是中国最早的政治学课程设置。1904年，北京大学开设“政治学门”，1910年政治学门首次单独招生，从而，“北京大学完成了政治学学科体系的独立建制”①。继北京大学率先开设政治学科之后，国内其他重要的综合性大学也纷纷效仿。到1948年为止，在当时全国的一百余所大学中，已有四十多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门人才。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开始照搬苏联的模式，政治学被当作是“伪科学”，被马列主义理论所替代。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中的政治学系被正式取消。从50年代初直到70年代末这一漫长的时期中，虽在少数大学里短暂有过“政治学系”或“国际政治系”的设置，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科学已不复存在。从此以后，政治学在中国学术领域中消失了近三十年。政治学在我国再次振兴，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改革开放使我国学术界长期禁锢的思想得以解放，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呼吁加强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研究，加强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研究。顺应广大知识分子的这种迫切要求，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③从此后，政治学在中国重新恢复，并得以迅速发展。

　　政治学恢复近四十年来，已经成为我国的基础社会科学门类之一，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新时期中国政治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学科设置方面，政治学作为基础学科的地位已得到确立，被编入国家的一级学科目录。第二，在机构设置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相继设立了许多综合性的或专门性的政治学研究机构。第三，在政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从1981年起开始招收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1983年起招收硕士生，1985年起招收博士生，至今已经形成一个由学士、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组成的完整政治学人才培养体系。第四，在科学化方面，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比较明确，政治学独有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系统初步形成，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第五，在应用研究方面，政治学者开始积极地参与各级政府的对策研究，更多地承担党政职能部门委托的课题研究，成为决策咨询系统的重要成员。第六，在国际交流方面，政治学基本上已经完成从敏感学科向常规学科的转变，全方位对外开放，包括邀请国外政治学者来华讲学、国内政治学者到国外访问和参加国际会议、海内外学者合作从事政治学研究、国内外大学联合培养政治学研究生等。最后，政治学的学术共同体开始形成，“中国政治学会”等专业学术团体相继建立，各种政治学专业论坛、专业期刊和同人组织大量出现。

　　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中，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紧密，政治学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也最为直接。一方面，政治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政治学的发展必须遵循现实政治的逻辑，也必然受到现实政治的制约。另一方面，政治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有自己的学术逻辑，政治学的发展必须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与现实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正是在政治逻辑和学术逻辑的双重变奏中曲折地向前发展。在近四十年的发展轨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七个重要的演进趋势。

　　一、从理论译介到本土研究

　　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政治学在我国的产生与发展，肇始于译介西方近代政治学著作。清末的一些维新之士，出于当时政治现实的需要，纷纷从西方政治学中寻找其政治改良的理论依据，在译介西方政治学著作的同时，开始对政治学进行独立的研究和教学。卢梭的《民约论》、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等一大批西方政治学名著在清末被译传到中国。有人统计，在1901年到1904年的四年间，中国翻译出版的西方政治学著作多达66种。历史的逻辑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首先也是从译介国外政治学理论开始的。中国政治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自1980年起陆续编印《政治学参考资料》，主要介绍国外的政治学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苏联东欧地区和西方发达国家中一些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和理论，纷纷被译介到国内。“我国政治学恢复之初，国内学者首先研究和介绍了国外有关阐明政治学的对象、范围、任务、理论、方法等政治学原理的论述，曾先后将美、苏、日、德等七个国家有关论著介绍给国内读者，这对我国开展政治学研究工作是很有参考价值的。”④一些出版社推出大型的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翻译丛书，有计划、成规模地翻译介绍国外的政治学著作。例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政治学丛书》、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等。此外，许多社会科学的期刊也开设专栏，介绍国外政治学的最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曾在原先《政治学参考资料》的基础上，正式编辑出版《国外政治学》的专门期刊⑤。

　　与苏联东欧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体制相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发展走上了一条极不相同的道路，即使是那些已经风靡于世的国外政治学理论，往往也很难解释和预测中国的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许多中国政治学者很快就认识到，原封不动地照搬国外的政治理论，不仅无助于解释中国特色的政治现实，而且也会阻碍中国政治学的进步与发展。一些中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提出“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诉求，到了21世纪初，“本土化”便成为中国政治学界最强有力的声音之一。尽管对“本土化”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命题包含着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承认国外政治学理论的普遍价值，但要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情况来引进和运用国外的政治学理论，使之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和解释能力。例如，有的学者指出：“本土化”问题在不同领域与不同学科之中仍具争议，其内涵与话语选择也因学科领域不同而有差异。对于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无疑具有学术的前沿性，参照和借鉴西方的前沿性学术是推动中国现代政治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但是，这种参照和借鉴必须以“本土化”为归宿，以中国的本土特色来应用和修正西方的理论体系⑥。其二，从中国的具体政治现实出发，借鉴国外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建构我们自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有些学者将前者称为“理论是西方的，资料是本国的”，将后者称为“理论本土化”，即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理论⑦。其三，立足中国的政治现实，建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政治学理论和话语体系，并以此去拒斥和抗衡西方的政治学。

　　在最近这些年中，这种用以抗衡西方政治理论的“中国特色政治学”或“中国气派政治学”无疑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主旋律。在过去的近四十年中，中国的政治学，从译介国外政治学理论，尤其是西方政治学理论，到强调政治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再到以“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去拒斥西方政治学理论。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这当然有国外政治学本身的内在不足，以及不足以完全解释中国政治等学术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显然是政治性的。这就是担忧“中国政治学的话语权”被西方学者或亲西方学者把持，担忧中国学者失去自己对政治学话语的主导权，进而导致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冲击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例如，有些学者痛心疾首地指出：“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并不是简单的西方政治范式在中国问题上的运用，而是基于两个基本问题的创造性思考与重建：一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问题的立足点是否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一致；二是我们是否以独特的视角创造了新理论、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新体系，来构建适应性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在这些学者看来，西方政治学的盛行与盲目崇拜引起了本土政治和学术话语权的丧失；对西方外文文献的过分推崇所表现的本土研究自主性的缺失；盲目的学术对外交流加剧了本土学术话语的迷失。“近年来，随着深受西方政治文化熏陶并接受西方政治学学术训练的大量学者的回归，西方经典及最新发展的政治学译著引介和学术交流的频繁，大多数学者对西方政治学耳熟能详，以致形成这样一种学术气象，西方的概念、基本假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无形中成为学术的主流话语，甚至‘言必称希腊’，由于缺乏应有的批评和本土化的创新意识，学术研究只能重复西方的思考方式及政治学问题，从而失去了本土的政治和学术话语权。”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