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科学

　　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最早是由法国人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于1796年提出的，法文原文是the ideologues，指的是“信仰”或“观念”的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书中对这一概念做了系统的分析和批判，从而使“意识形态”一词广为流传。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观念体系，是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一切宗教的、法律的和政治的观念体系，都是由统治阶级主导的，并服务于阶级统治的上层建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政治学理论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1949年以后，政治学在中国不再被当作科学，主要不是因为它不能被定量化或模型化等学术原因，而是由于受这种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影响，认为民国时期产生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具有“虚伪性”，即传统的政治学掩盖了政治现象背后的阶级本质。政治学成为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工具，是一种“资产阶级伪科学”，因而应当被取消。即使改革开放后，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在我国恢复，但政治学界有一些人事实上仍把政治学直接等同于政治意识形态，依旧用阶级分析替代所有其他的政治分析，认为政治学就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在这样一种现实背景下，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便体现为：政治学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相对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

　　在过去近四十年中，中国政治学沿着以下两条具体路径逐渐从以解释和论证现实政治为主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向以分析和研究政治规律为主的政治科学。其一，知识化，即发挥政治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体系的作用。广义地说，政治学是关于人类政治现象、政治生活和政治规律的系统知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要过政治生活。人类社会只要存在政治现象，就需要政治知识。对于普通的人而言，可以不需要政治科学，但只要他生活在政治社会里，就始终需要关于政治生活的知识。统治阶级需要政治知识，来维护既定的政治秩序，巩固自己的政权，保护自身的政治利益。被统治者也需要政治知识，以便在现存政治框架下更好地保护自身的政治利益，或者追寻更加有利于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如果说在21世纪前中国大学里开设的“政治学概论”等课程，其重点还是为现实政治辩护的阶级理论，那么在21世纪后开设的“政治学原理”“政治学基础”和“政治学概论”等课程的重点，则变成了分析人类政治利益和政治规律的一般知识⑨。其二，专业化，即把政治学当作是一个专门的知识体系。改革开放后最初从事政治学研究与教学的，多半是原来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他们大都没有受过专门的政治学研究训练。这种特定的情况，使得政治学虽然在1979年后就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恢复，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学的独立性和专业程度相当低，以至于难以将政治学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史明确地区分开来。即使按照最低的学科标准来衡量，也难说已经有一门独立的政治科学。值得庆幸的是，政治学界一些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前辈学者从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到培养政治学专门人才和发展政治学研究工具的重要性。他们身体力行，开始有组织地培养年轻专业人才。从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批中青年政治学者脱颖而出，他们的研究成果开始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的主流。可以说，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一整套相对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范畴、术语和方法成为中国政治学者特有的知识工具，中国政治学自身的学科规范也逐渐得以形成。⑩

　　到了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化和专业化程度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突出表现，就是学科的科学化水平显著提高。近代以来，关于政治学究竟是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它能不能被科学化，一直争论不休。判断一门独立科学是否真实存在，可以有一个最低标准和一个最高标准。一个最低标准是，它有一套自己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有一个自己的问题领域，有一系列的公理和法则；一个最高标准是，除了上述这些要素外，它还可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假设进行实验和证伪，甚至运用数学模型进行精确的预测。在20世纪，如果按最低标准来衡量，多数人都会承认中国的政治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科学，但如果按照最高标准来衡量，则中国的政治学就难以被承认是一门科学。到了21世纪，这种情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即使按照上述最高标准，人们也不能否认，中国政治学的科学化程度已经大大提升。例如，政治学的二级学科设置更加合理，政治学系的课程体系更加完善，一批新的政治学交叉学科发展起来，数据量化分析和问卷调查被广泛运用于政治研究之中，公共政策的仿真实验技术也开始受到中国政治学者的青睐。

　　三、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

　　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基本类型。规范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应然分析，它重在理论推导和价值判断，主要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与目标导向和实质属性紧密相关。经验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实然分析，它重在客观例证和事实判断，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它与事物现状和现象属性紧密相关。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既需要“政治学理论”“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等规范性研究，也需要“中国政治”“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和“基层政治”等经验性研究。但在传统政治学中，规范研究占据压倒性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经验研究变得日益重要，与规范研究相比，经验研究的比重不断增大。一项对1995年至2003年间公开发表的政治学文献研究表明，规范研究的比例远高于经验研究。该项研究所涉及的196篇政治学论文中，规范研究高达66.9%，接近三分之二；经验研究为23.2%，仅占三分之一。而且在经验研究的文章中，运用规范的文献研究方式的占80.4%；运用统计调查方式的占11.3%；运用实地调查方式的，仅占8.2%。这表明，“规范研究远远多于经验性的实证研究”(11)。然而在相隔十多年后，情况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项对2011-2015年间公开发表的369篇政治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显示，偏重规范研究的“政治哲学”论文仅占26.5%，不到三分之一；而偏重经验研究的“政治科学”论文则高达73.7%，超过三分之二。对政治科学论文的偏爱，“可能表明了学生对经验、事实的关注，尤其是随着定量研究的崛起，政治科学论文将会更加受到青睐。实证研究将越来越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利器’与主要方向”(12)。

　　在经验研究和应用研究中，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尤其受到政治学者的重视：一是对策研究，一是基层研究或草根研究。中国政治学由来已久的传统就是经世致用，为党和政府提供政策咨询，从而服务于现实政治，既是党和政府对包括政治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也是许多中国政治学者的自觉意识。一位前辈学者在谈及为什么要恢复政治学时，曾这样说：政治学的任务是研究国家政权的性质、体制、机构、活动和政权与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国家政权问题，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夺取政权与巩固、发展政权。前者是政治革命问题，后者是政权建设问题。“我们今天恢复政治学研究，主要是为当前的政权建设、体制改革服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服务。”(1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从来都把服务现实当作自己的重要使命，但服务现实的方式和途径在不同的时期却有着明显的区别。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之后，承担党和政府的对策研究任务，发挥各级党政机关的“智库”作用，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特色。直接为各级党政机关服务的对策性研究课题，在中国政治学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不仅大量的官方基金投向了这些完全实用性的对策研究，而且在一些教学科研机构，实用性的政策研究成果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常规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成果评价和职称评审中受到了优先的考虑。

　　经验研究离不开实证调查，对基层政治的实证研究，对广大的中国政治学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社会来说，政治生活最大的变革，发生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人民公社的解体和乡镇体制的恢复、村民自治和村民委员会的“海选”、基层党支部和乡镇基层政权的“公推公选”等一系列深刻的基层社会政治变革，为中国政治学者开展实证研究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平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基层政治的实证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经验研究的重点领域，其中对基层民主和乡村治理的实证研究，尤其令人瞩目。对基层政治的实证研究中，不仅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政治学者和研究机构，而且形成了中国政治学界难能可贵的、具有一定标识的学术共同体。例如，以研究基层选举和基层民主著称的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该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99年，后来成为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又如，以对乡村治理的实证研究著称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该中心正式成立于1999年，次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从该中心走出的一些学者，“成为继费孝通之后，专注农村问题的代表人物，并逐步开创出中国政治学界的‘华中乡土派’”(14)。

　　四、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

　　过去近四十年中，伴随着规范研究转向经验研究，中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重视定量分析。在年轻一代政治学者中，定性分析的传统压倒性优势，正在逐渐消失。通常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前者以定量研究为主，后者以定性研究为主；前者以经验研究为主，后者以规范研究为主。政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规范研究和定性研究一直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最初从事政治学研究与教学的，多半是原来从事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和概念术语，基本上都是原来他们所熟悉的哲学社会科学通用的定性方法，例如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经济分析、历史分析，以及常规的调查研究方法。毫不奇怪，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决定了定性研究的压倒性地位。但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政治学界对经验研究的更加重视，定量分析方法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视，在整个学科中量化研究的比重在总体上不断增加，尤其在青年政治学者中，重视量化研究的比例越来越高。例如，前引的一项近期研究表明，“自2005年开始，《政治学研究》所刊登的实证类研究越来越多，反映出政治学者的研究思维已经逐步接受了可重复、可证伪的科学化观念，并努力尝试将科学方法运用到政治学研究中”。该项研究还发现，在“量化研究中，运用统计分析的论文呈现递增态势，所占比例从第一阶段1.5%上升到后来的14.1%，同时部分量化文章已经不再停留于描述统计或相关性分析”(15)。

　　在对政治行为和政治事件的研究中，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实验和证伪，通过数据分析寻找“因果规律”，运用数学模型进行精确的判断和预测，可以明显提高研究的客观性、中立性和准确性。因此，定量分析技术的应用，对于提升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的每一点滴进步，都值得高度肯定。尽管我们高兴地看到了中国政治学研究在过去近四十年的发展进程中，定量分析的比重在逐步增加。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转变十分缓慢，定性分析至今仍然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多项研究发现，定量分析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比重依然很低。如，有的统计显示，“在所有的以描述政治现象为目的的研究中，有66.5%的研究成果采用文献型的定性研究方法，只有1.3%的研究成果借用已有的数据进行描述分析，5.9%的研究成果由研究者通过社会调查获得数据进行描述分析”(16)。另一项对1021篇政治学论文的数据分析也表明，定性研究方法的比例高达94.82%，定量分析仅有6.76%(17)。

　　对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重视和应用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政治学共同体的代沟和分化。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曾经发生过“行为主义”与“后行为主义”，以及“科学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其焦点便是如何看待政治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经过二三十年的争论最后形成的共识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对政治学研究都同等重要，两者不可偏颇。但事实上，对于美国年轻一代政治学者来说，更多的是偏向定量分析。这种情况在中国政治学界也以惊人相似的逻辑再度发生：中国的年轻一代政治学者，尤其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受过政治学系统训练的政治学者，显然更加重视定量分析。近些年国内一些深有影响的定量分析成果，多半是由这些政治学者发表的。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不可否认，在年轻一代中国政治学者中，偏重定量分析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在这方面，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也有少数年轻政治学者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各自的优缺点，从而试图“超越定性和定量之争”(18)。

　　五、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

　　学科交叉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普遍特征，政治学当然也不例外。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政治学恢复之际，正值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兴未艾之时。中国的政治学者在译介国外政治学理论时，除了本学科的重要著作和代表性观点之外，也注意介绍和倡导一些新兴的政治学交叉学科。他们有意识地介绍“政治哲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计量政治学、生物政治学等边缘学科或分支学科”(19)。在政治学恢复30年后，政治学的重要交叉学科和分支学科，几乎都被引入国内，其中许多重要的政治学交叉学科已经有专门的学者开始进行研究。2011年，一项关于中国政治学新兴交叉学科的专题研究表明，中国政治学已经拥有二十多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它们可以分属四个类型：“第一类为借鉴别的学科理论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新兴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生态政治学、经济政治学等；第二类为研究特定领域政治问题或政治现象的新兴学科，如农村政治学、地方政府学、权力政治学、政治文化学、地缘政治学、政治传播学、发展政治学、资源政治学、网络政治学、政治营销学等；第三类为研究区域或部门政治现象的新兴学科，如民族政治学、边疆政治学、国防政治学、警察政治学、军事政治学、教育政治学等；第四类为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其他学科问题的新兴学科，如预算政治学、安全政治学、能源政治学、灾害政治学等”(20)。

　　客观地说，在多学科研究方面，中国政治学的主要成就并不在发展新兴的交叉学科上，而主要体现在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深化对政治问题的研究上。中国政治学恢复之初，研究方法极度贫乏，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常用分析方法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方法可用。为了更加全面和更加科学地分析政治现象，必须引入新的政治分析方法。有的学者指出，随着政治学学科在中国的恢复与重建，“政治学方法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步介绍’‘系统引进’和‘应用与提高’三个阶段。与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相比，中国政治学方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起步相对比较晚，但是近年来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展”(21)。在过去近四十年中，政治学界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创新政治研究的方法。一条是从国外政治学界引入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如政治系统分析、政治结构分析、政治沟通分析、政治文化分析、政治决策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心理分析等(22)；另一条是向国内其他学科借用研究方法，如经济学的利益分析和新制度主义分析、社会学的阶层分析和调查统计分析、心理学的动机分析、传播学的舆情分析，以及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这些新的分析方法超越了政治学的传统边界，实质上将其他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引入到政治学，从而大大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境界。

　　政治学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另一个新发展，是近年来兴起的“协同研究”。“协同研究”最初源于政府职能部门就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邀集或委托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进行集体的攻关研究。久而久之，协同研究便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研究机制。在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下，许多重点科研机构和高校还相继建立了汇集多学科专家学者的“协同创新研究基地”，用来承担需要多学科合作的重大对策研究项目和基础科研项目。国内政治学界通过两种方式，积极参与了这种多学科的协同研究。其一是，若干研究力量较强的高校或科研机构，建立协同研究机制，以政治学者为主体，邀请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重大政治问题的多学科合作研究。其二是，一些有相当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以特邀专家的身份，参与其他学科的协同研究。无论哪一种方式的“协同研究”，对于政治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