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从政治制度到政治行为

　　政治学长期流传的一句名言是：政治学始于国家，也终于国家(political science begins and ends with state)。换言之，传统的理论政治学主要关注国家理论或国家学说，而传统的应用政治学则把研究国家制度当作主体内容，传统政治学就是一门关于国家理论和国家制度的学问。然而，自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发生“行为主义革命”后，国家制度在政治学中的这种压倒性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人的政治行为而不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动态的政治过程而不是静态的政治结构，逐渐成为新一代政治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尽管接着发生的“后行为主义”反击运动，重新将国家拉回到政治学的核心视野范围之内，但过去那种独占鳌头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两者都成为应用政治学研究的主体内容。中国政治学恢复于20世纪70年代末，适逢西方政治学的“后行为主义”运动之后，相应地，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便双双受到国内政治学者的重视，成为新时期中国应用政治学的主体内容。一项关于1985-2010年间发表的中国政治学文献的统计分析，也证明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同时受到国内政治学界的重视：“在应用研究中，以倡导或抑制某种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的政治行动研究占应用研究的87.1%，对政策的事前或事后评估只占应用研究的8.7%，对重大政治和社会事件(如加入WTO)给予政治生态的影响以及应对的研究只占应用研究的4.2%。此外，还有10.0%的文章集中探讨中国政治学的总体方向、学科范式以及分支学科的发展等学科建设问题”(23)。

　　其实，在过去近四十年中，国内政治学界关于政治制度本身的研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传统的制度分析发展到了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新制度主义原来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自从1984年马奇(James March)和奥尔森(Johan Olsen)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这篇重要文章之后(24)，政治学界也刮起了一股“新制度主义”旋风。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制度主义是“后行为主义革命”的产物，是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种批判性反思，同时也是对旧制度主义的超越。政治学中的传统制度分析，主要局限于成文的、静态的和结构性的国家制度分析；新制度主义分析则重在动态的行为模式，包括大量不成文的行为规则、社会契约和理性选择。旧制度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家的选举制度、代议制度、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决策制度、自治制度等，而新制度主义的主要研究对象则是制度变迁、行为规范、组织结构、理性选择、政策偏好、过程模式等等。与旧制度主义分析相比，新制度主义具有明显的优势，正如一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倡导者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学理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创新理论对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启示在于，与经济制度相比，政治制度的创新有着更强的路径依赖，而只有开明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才能克服路径依赖的阻力，通过制度变革来推动政治体系渐进发展……要实现制度创新的成功，必须注重利益驱动下的理性、文化形态中的观念和作为历史集装器的制度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不同作用”(25)。可见，新制度主义深受中国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青睐，成为目前政治学界的一种流行理论，诸如“路径依赖”“制度创新”和“理性选择”也成为中国政治分析的关键概念。

　　按照目前流行的政治学研究分类，政治制度仍然受到中国政治学者的高度关注。然而，如果我们变换一个视角，或者增加一些分析的视角，就不难发现，政治行为正在日益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其一，作为重要分支学科的政治文化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对当代中国流行政治文化的实证分析，均涉及公民的政治价值、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心理等政治行为的分析。其二，流行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实际上也包括了公民的理性政治选择行为。最后，即使按照流行的主题词和研究领域分类，政治行为的关注度也在稳定地提高。个体和群体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已经成为国内政治学界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的主要对象。有人对2000-2015年间《政治学研究》发表的文章做了计量分析，若以“政治行为”“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政治体系”“政治性质”和“政治关系”等来分类，则“政治行为”高居第一(26)。另一项关于21世纪初10年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山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均先后完成的大型实证调研项目的研究结果显示，绝大多数问卷调查和深度观察的对象，就是公民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例如，中山大学的“广东农民政治参与问卷调查”、北京大学的“中国公民思想价值观状况调查”和“全国公众价值观调查”、西南政法大学的“四省78村调查”、民政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发起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状况调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北京选民选举参与态度与行为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公众对欧盟及中欧关系的看法”和“中日舆论调查”等(27)。其实，仅北京大学中国社会调查中心、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所从事的数十项大型调查课题，都涉及对公民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的研究。

　　七、从阶级统治到国家治理

　　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流派，首先是一种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本质特征，即是其阶级分析或阶级统治理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政治现象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政治统治的实质，是阶级统治。“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28)。从政治学恢复之日直至现在，这种阶级统治观一直是中国政治学的主流理论，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方向。从政治学教材的编写、课程的开设、重点课题的资助、研究计划的制定、骨干人才的培养等，无不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实质性要求，即服务于现实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虽然在过去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大量非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政治学研究之中，但以阶级统治为本质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例如，从《政治学研究》创刊30年来所发表的文献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依然位居各种方法的榜首(29)。

　　对于旨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党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统治分析是非常锐利的理论武器。但在夺取政权并宣布剥削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消灭的执政党来说，阶级统治分析的局限性便日益显现。为了克服指导理论面临的新挑战，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极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并且逐渐发展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中国政治学来说，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是从强调阶级斗争变成强调社会和谐，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强调人民民主，从强调阶级统治变为强调国家治理。特别是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30)。从此以后，“国家治理”便成为中国政治学的热点研究课题和重点研究领域，大量的基金课题、学术论坛、期刊专栏、课程设置、对策研究和数据库建设，均聚焦“国家治理”或“国家治理现代化”，过去五年中关于“国家治理”的论文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形成了不折不扣的“国家治理”热。

　　其实，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仅涉及政治学，也涉及法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甚至涉及经济学、教育学、民族学和审计学等众多学科。因此，“国家治理”不仅是政治学的热点词，也同样是法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热门词。由于“国家”是政治学的核心范畴，“国家治理”与政治学的关切度，显然比其他社会科学要更高。国家治理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除了政府治理外，还包括全球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环境治理、文化治理、教育治理等等。从研究内容看，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是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全球治理。其中对社会治理，尤其是社区治理的研究，与社会学显现出交叉研究的格局。对乡村治理和城市治理的研究，除了社会学之外，政治学也与法学、公共管理和城市管理等学科呈现出交叉研究的格局。在国家治理研究方面，中国政治学的另一个重点议题，是“善治”，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状态或理想目标。

　　余论：繁荣政治科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除了上述七个主要趋势之外，我们还可以列举其他一些明显的发展态势。例如，中国政治学正在迅速走向国际学界，受到外国同行的日益关注；政治学学科推进的动力机制日益从外部的推动，变为内在的自觉；政治学的从业队伍，正在从松散的职业构成转向更加紧密的学术共同体，等等。正如本文开头指出的那样，中国政治学过去近四十年的发展所呈现出的上述趋势，主要受到学科自身的内在逻辑和现实政治的外部需求双重变奏的驱动。除此之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时代特征、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变化和国外政治学的最新进展，都对中国政治学的演变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中国政治学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必定也将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反过来说，要加速推进中国政治科学的进步，就必须改善学科的自身建设和外部的政治环境，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加强社会科学的跨学科融合。

　　纵观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谁也不会否认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知识传承、理论创新、决策咨询和学术交流等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但同样没有人会否认这门学科所存在的严峻挑战。知识体系相对陈旧，基础理论研究相当薄弱，研究方法比较落后，研究课题重复雷同，原创性成果严重稀缺，应用研究明显压倒基础研究，意识形态任意取代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经常被用于抵制普遍价值，本土化往往成为拒斥外来先进文明的借口，凡此种种，都与中国政治学的繁荣进步背道而驰。近些年中关于“中国政治学向何处去”的争论，集中于“本土化与全球化”“中国化与西方化”“政治化与学术化”“自主性与普遍性”“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中国特色与普遍价值”等议题。(31)这一方面反映了众多的政治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亟须更高程度的学术化、专业化、知识化和国际化；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政治学的繁荣进步仍然面临着某些重大的瓶颈制约。中国政治学共同体的健康发展，需要通过上述争论形成关于学科建设的基本共识。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政治科学的繁荣。政治学的情况很像医学。人类在很长时间内有医学知识，但没有医学科学，独立的医学科学是近代的产物。一个社会可以只有医学知识而没有医学科学，但没有医学科学的社会，其医疗水平通常是非常落后的。人类自古就有政治思想和政治知识，但没有独立的政治科学。从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看，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政治科学的繁荣，就难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也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之一的政治学，不仅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专门知识体系，而且凝聚着人类的政治智慧；不仅肩负传承人类政治知识的责任，而且承载着促进人类政治文明的使命；不仅事关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而且事关中华民族的民主进步。中国的政治学者要不辱这门学科的使命，不仅要把政治学教学和研究当作一种职业，更要把它当作一种事业。作为一种事业的政治学，要求政治学从业者具有一种自觉地投身于学术繁荣和政治进步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努力提高中国政治学的知识化、专业化、学术化和全球化程度。

　　注释：

　　①金安平：《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学术折射——北京大学政治学科与学系的建立》，《北大政治学评论》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2—35页。

　　②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第39—40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页。

　　④刘庆民：《五年来我国对国外政治学的译介和研究》，《政治学研究》1986年第4期，第79页。

　　⑤《国外政治学》杂志创刊于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1989年停刊。

　　⑥葛荃等：《本土化构想：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政治学理论面临诸问题》，《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21—22页。

　　⑦参阅杨龙等：《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9页。

　　⑧娄成武等：《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6期，第17—19页。

　　⑨例如，赵宝煦主编的《政治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本政治学通用教材，其主线仍然是阶级分析理论；而王浦劬主编的《政治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是目前国内高校使用广泛的通用教材，其主线已经从阶级分析变为利益分析。

　　⑩参阅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进程：一个评论性的观察》，《学术月刊》2007年第11期，第7页。

　　(11)肖唐镖等：《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应用的现状分析》，《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116—118页。

　　(12)桑玉成等：《从政治学博士论文看我国政治学研究之取向》，《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10页。

　　(13)赵宝煦：《当前我国政治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政治学研究》1986年第1期，第8页。

　　(14)钟杨等：《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评估——基于〈政治学研究〉的文本分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89页。

　　(15)钟杨等：《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评估——基于〈政治学研究〉的文本分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84页。

　　(16)李艳霞：《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类型与领域的实证分析》，《文史哲》2012年第6期，第153页。

　　(17)张平等：《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态势与评价——基于〈政治学研究〉(2000-2015年)的文献计量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75页。

　　(18)参阅唐世平：《超越定性与定量之争》，《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4期，第45—47页。

　　(19)刘庆民：《五年来我国对国外政治学的译介和研究》，《政治学研究》1986年第4期，第79—80页。

　　(20)王义保等：《中国政治学新兴学科30年：回顾与思考》，《探索》2011年第4期，第53页。

　　(21)陈岳等：《中国政治学的跨学科融合与方法论演进》，《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4期，第60页。

　　(22)参阅俞可平：《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3)李艳霞：《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类型与领域的实证分析》，《文史哲》2012年第6期，第150页。

　　(24)参阅J.马奇和J.奥尔逊(James G.March & Johan P.Olsen)：《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The New Institutionalism: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美国政治科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4年，第78卷。

　　(25)虞崇胜等：《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考察》，《行政论坛》2011年第1期，第9—10页。

　　(26)张平等：《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态势与评价——基于〈政治学研究〉(2000-2015年)的文献计量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73页。

　　(27)陈岳等：《中国政治学的跨学科融合与方法论演讲》，《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4期，第61页。

　　(28)《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

　　(29)参阅钟杨等：《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状况评估——基于〈政治学研究的文本分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83页。

　　(3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31)参阅郭苏建：《中国政治学科向何处去——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研究现状评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第48—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