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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孤独灵魂

发布时间:2019-04-15  来源: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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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傅雷先生,以及那些像他一样“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灵魂。

  1965年9月12日,傅雷像往常一样,提笔给远在伦敦的长子傅聪写信。第一封是用英文写给傅聪当时的妻子弥拉的。弥拉是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的女儿。傅聪在1958年不得已从波兰出走伦敦后,曾给父亲带来精神上沉重的苦痛和压抑,好在两年后他与弥拉相爱结婚,给了父亲少许宽慰。自傅聪婚后,傅雷不再单给儿子写信,有时也会写给儿媳,希望她能多了解一位中国父亲对艺术、对家庭的看法。

  那天他几乎以整封信谈论的,是自己正读着的书,查理·卓别林“一本卷帙浩繁的自传”。傅雷向弥拉感慨,自己跟卓别林在许多方面都气质相投,尤其是孤独。“我的生活比他平凡得多,也恬静得多(而且也没有得到真正的成功),我也非常孤独,不慕世俗虚荣,包括虚名。”他读得伤感极了,忆起久远的过去:“我的童年很不愉快,生成悲观的性格,虽然从未忍饥挨饿——人真是无可救药,因为人的痛苦从不局限于物质上的匮缺。”

  现在来看,这本传记带给傅雷的心绪震荡显得不太寻常。自1954年,傅雷就一直给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傅聪写信,1958年12月底因出走事件中断。后来因了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批示,1959年10月后他们父子又获准恢复通信。从1954年1月18日晚第一封,到1966年6月3日最后一封,傅雷写信的间隔通常在一周左右,少则三四天,最繁密时也顶多每日一封(据增订第五版《傅雷家书》)。而1965年9月12日这天,白天和晚上,他竟接连写了两封信,分别跟傅聪夫妇深谈读后感受,字里行间,似有难以尽言的心情。

  1965年,正是傅雷饱受忧患、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在政治的阴霾之下,埋头译作之外,给孩子们写信是他精神上最大的支撑。有了1957至1961年当“右派”的教训,傅雷把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空间压缩得更加逼仄,几乎不再出门与人交往。他几十年都是靠稿费生活,从未向国家领取工薪,而现在聊以寄托精神和生活的翻译也由于政治气候的严峻而几乎停止了。前一年交稿了50万字的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始终没有能够出版的消息,他收入骤减,终日忧心一旦不能译书,将难以维持自己和妻子的生活。

  身体方面的未老先衰也令傅雷哀伤。他的眼神经急剧衰退,医生警告有失明的危险,必须立刻停笔休养。这一年来,傅雷内心在不断挣扎,迟疑着,要不要给认识多年的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写信,请从前曾经维护过自己的这位老领导帮忙,从政府方面申请些钱来治病与生活。

  在那个晚上,写给傅聪的信里他又一次谈到卓别林的孤独:“他是非常孤独的人,我也非常孤独:这个共同点使我对他感到特别亲切。”他也责备自己:“我越来越觉得自己detached from everything(对一切都疏离脱节),拼命工作其实只是由于机械式的习惯,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颗心无可安放),而不是真有什么conviction(信念)。至于嗜好,无论是碑帖、字画、小古董、种月季,尽管不时花费一些精神时间,却也常常暗笑自己,笑自己愚妄、虚空、自欺欺人的混日子!”

  从卓别林,他是否想起了三十几年前的《夏洛外传》,信中没有提及。但这本书于他,既和卓别林不可分,也深刻于他自己的生命。卓别林创造了不朽于银幕的小人物夏洛(Chalot),法国记者菲列伯·苏卜(Philippe Soupault)又把他写入“幻想人物列传”,而刚从巴黎回国的傅雷因为深受书中人物的感动,决意将该书译入中国——稿成之后,虽说屡经碰壁,1933年9月他还是以“自己出版社”的名义在上海自费出版了它。

  《夏洛外传》为傅雷第一本译著,也是他漫长翻译生涯的起步。当时25岁的傅雷,在译者序中用这样激情的语句,向读者勾勒他钟爱的夏洛:

  一个现世所仅有的天真未凿,童心犹在的真人。

  他是一个孤独者。

  是世间最微贱的生物,最高贵的英雄。

  卓别林曾说,他原想由夏洛造成一种“悲怆的哲学”(Philosophie Pathetique)。在辞世前一年的9月12日这个晚上,傅雷是预见到了吗,在这无法自主的浮世里,自己的命运离悲怆又高贵的夏洛竟是那么近?

作者:曾  焱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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