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的奇迹

　　傅雷赴法那年，不到20岁，正是青春彷徨的年纪。到巴黎后，他最早接触到的是十八九世纪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如夏多布里昂、卢梭、拉马丁一路，书中那些迷惘而无望的恋爱，罗曼蒂克的热情和幽思，令他更加无可解脱。

　　很偶然中有一天，他读到了法国当代作家罗曼·罗兰的一本《贝多芬传》，竟遽然触动：“读罢不禁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尔后，又得拜读《弥盖朗琪罗传》与《托尔斯泰传》，受益良多。”

　　《贝多芬传》和罗曼·罗兰对傅雷人生的影响重大，在他8年后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上的一篇文章还可窥见。1936年，傅雷好友、在上海美专教授西画的留法画家张弦病逝，当时还不到30岁。傅雷长叹中写下悼文——《我们已失去了凭藉》，开头两段，既是对好友遭遇的痛惜，也是他自己最真的人生感悟：

　　“当我们看到艺术史上任何大家的传记的时候，往往会给他们崇伟高洁的灵光照得惊惶失措，而从含有怨艾性的厌倦中苏醒过来，重新去追求热烈的生命，重新企图去实现‘人的价值’；事实上可并不是因了他们至上的善性与倔强刚健的灵魂，对于命运的抗拒与苦斗的血痕，令我们感到愧悔！……”

　　当他写下这些字行，几年前在巴黎读到《贝多芬传》的震颤，大概是如在眼前。

　　1931到1935年期间，回到上海的傅雷先后翻译了《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和《弥盖朗琪罗传》，并开始译《约翰·克利斯朵夫》。1934年3月3日，他给罗曼·罗兰写了一封信，后者在同年6月30日回了信。商务印书馆在1935年11月初版《托尔斯泰传》的时候，将原信制版印在卷首，傅雷以它为代序，自己加拟了一个小标题：《论无抵抗主义》。1935年8月，傅雷第二次给罗曼·罗兰写信，托付乘船赴欧的友人带到法国马赛港，再寄给旅居在瑞士的罗曼·罗兰。傅雷在信末落款细致，自称“远方之谦逊崇拜者及忠实弟子”，名字是第一次写信时即用的“傅怒安”。他还随信附去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在背面也有敬语、落款。罗曼·罗兰收到后，在照片边上标注：“傅怒安，‘三名人传’的中译者。”关于用名的变化，据傅敏说，傅怒安是他父亲学生时代用的名字，一直沿用到抗战胜利。40年代他给黄宾虹的信，也都是署名“傅怒安”。但《傅雷传》中说，他15岁后改名雷，以怒安为字。后来他用的笔名如“疾风”“迅雨”“移山”，还有“疾风迅雨楼”的斋名，都是从这名和字而来。他后来写那篇沸沸扬扬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就是用了“迅雨”笔名。

　　根据翻译家戈宝权的回忆文章，虽然罗曼·罗兰的那封回信早在30年代就被傅雷拿出来发表了，但他自己所写的两封法文去信，都是直到80年代初，才由巴黎第八大学中文系教授米歇尔·鲁阿夫人帮助，从罗曼·罗兰夫人处影印后带回中国，之后由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据法文译出发表。

　　傅雷对罗曼·罗兰的热烈崇拜，无论从他信中措辞还是最后落款方式，都显得毫无保留。这位法国作家如艳阳如风暴一般奔泻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对于年轻傅雷，以及傅雷未来全部人生态度的影响，从中可以体味。

　　戈宝权在他回忆文章开首即提到，在傅雷之前，其实还有一位名叫敬隐渔的中国留学生也译过《约翰·克利斯朵夫》。敬隐渔着手翻译并与罗曼·罗兰通信，是1924年，那时他还身在中国。1925年8月，他去往法国，入里昂中法大学，其间曾到瑞士沃德州的新村拜访过罗曼·罗兰。那两年，这个年轻人还将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孔乙己》等作品译成过法文，经罗曼·罗兰推荐发表在一本《欧罗巴》杂志上。

　　1926年1月10日，郑振铎在上海主编的《小说月报》自第十七卷第一期开始连载敬隐渔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但发到第三期就中止了，“也就是译到该书的第一卷第二部第五大节为止，并未译完”。没有译完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敬隐渔境遇的剧变。戈宝权不太肯定地提到了敬隐渔的命运，“他后来在法国得了色情狂症，一九三零年初返国”，“传闻他是在一九三一年‘以狂疾蹈海而死的’”。

　　心愿未竟的敬隐渔，全心付出的傅雷，他们对罗曼·罗兰及《约翰·克利斯朵夫》、“三名人传”的狂热，实际上很大程度上都关联着那个时代。

　　“周围的空气是窒息的。老旧的欧洲在沉重而汗浊的气氛中呻吟。缺乏宏伟业绩的物质主义压抑着思想，世界在斤斤计较和卖身投靠的利己主义中毁灭。世界已奄奄一息。要打开窗子。要让新鲜的空气进来。要呼吸英雄们的精神。”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这样写道。

　　“如何生如何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政权更迭、军阀混战之中，中国的年轻人对个人命运、民族存亡的困惑和彷徨、希望和启示，在这些书里得到了观照，“在其中认出自己”。

　　今天的法国文坛，能够给予罗曼·罗兰的位置恐怕已经有限。但在20世纪早期，尤其是“一战”前后，他那种理想主义的写作以及反战思想正在法国和欧洲文坛发生着影响。罗曼·罗兰1889年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并通过会考取得了中学教师终身职位的资格——在法国近现代史上，这几乎是所有思想精英和大作家们走过的标准道路，和他同时代的保罗·克洛岱尔，比他年代稍晚的萨特、福柯、罗兰·巴特等人，都曾是著名的“高师学生”。罗曼·罗兰一生写过十几个剧本和数本小说，但10卷本长篇《约翰·克利斯朵夫》显然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这本以贝多芬为原型的传记体在1905年开始连载，1912年出版，小说结构如交响乐一般宏大，里面对欧洲古典音乐作品和音乐家的评论尤受推崇，一时纸贵。罗曼·罗兰虽然没有得过法国最有分量的龚古尔文学奖，但是拿到过另外两个重要奖项——费米娜奖和法兰西学院文学奖。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也给了他最高加冕。

　　在傅雷去往法国的1927到1931年，罗曼·罗兰已经是欧洲当代文坛名人以及人道主义活动家，在很多场合，他和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名字一起出现。写过多本名人传记的茨威格，在1921年为他也写了一本《罗曼·罗兰》。以罗曼·罗兰那个时期的影响力，也就不难理解他对傅雷发生的至深影响。

　　傅雷将《约翰·克利斯朵夫》翻译到国内后，它对中国几代读者的魅力堪称深远而恒久。“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样诗一般的译者序言，多少读者都可以随口背出。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初译三本是在1937—1941年出版的，百万字，译了三年（50年代初，他又花费两年重译了一版）。文坛老人黄苗子80年代初曾撰文回忆，抗战结束后，他们老朋友在上海见面，那时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正是最畅销书之一，“他的译笔不仅流利畅达，并且带着火一样的热情，能够深深地打动中国的读者”。作家叶永烈也向本刊说到，他在80年代写傅雷和傅聪的报告文学时，采访过很多亲历者，其中上海一位学者曾向他讲过自己名字的由来，说是年轻时读了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激情之下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改成“约翰”的一个中文谐音，就这样用了一辈子。

　　而《贝多芬传》，傅雷1928年到法国不久就读到它，早于《约翰·克利斯朵夫》。1932年他将此传译完一稿，但此后十几年间，国内出版界无人接纳他的译稿，理由是之前已经有一个译本（傅雷说他从未见过这个译本）。1942年生活书店在上海的骆驼书店出版《贝多芬传》，用的实际是傅雷因对自己从前翻译不满意而做的重译稿。

　　“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对读者该有更深刻的意义。——由于这个动机，我重译的这本书。”十几年过去，他仍心心念念要重译，《贝多芬传》当年对年轻傅雷的震撼可以想见是如何的刻骨铭心。在译者序的第一段，傅雷写道：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可恶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15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

　　“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

　　直到50年代末，傅雷有次还说，他回看自己从前的译文，自问最能传神的还是罗曼·罗兰，同时代是个原因，另外也是因为“气质相近”。

　　不过对这位偶像的文学成就，傅雷的评价到了晚期似乎有些变化。他在1953年写信与宋奇（即宋淇）讨论19世纪西方文学的高低，就说：“至于罗曼·罗兰那一套新浪漫气息，我早已头疼；此次重译，大半是为了吃饭，不是为了爱好。流弊当然很大，一般青年动辄以大而无当的辞藻宣说人生观等等，便是受这种影响。我自己的文字风格，也曾大大的中毒，直到办《新语》才给廓清。”1962年1月21日写给傅聪的信中又说：“巴尔扎克不愧为现实派的大师，他的手笔完全有血有肉，个个人物历历如在目前，决不像罗曼·罗兰那样只有意识形态而近于抽象的漫画。”

　　绘画也好，文学和音乐也好，傅雷的见地都随时间历练而愈明锐，愈高远。他于己于人也都坦荡无私，并不遮掩对过去的自己观点的不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