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画展和中西融合的追求

　　傅雷一生自告奋勇代朋友办过三个展览会，除了好友张弦去世后的遗作展，其余两个，一是在1943年为黄宾虹的八秩纪念画展，一是1947年好友庞薰琹的画展。

　　1943年的“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是傅雷艺术活动中的一件大事。他的作为和作文，不但向世人推出了黄宾虹这样一个大画家，也展示出他个人最为成熟的艺术观念和文化思考。

　　与同在法国留过学的徐悲鸿、林风眠，庞薰琹、刘海粟等画家一样，傅雷回国之后，尤其是40年代后，对西方艺术风格和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参证研究逐渐深入。

　　1931年秋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也参与到庞薰琹等人创办的决澜社的画展活动中。他们那时的主观愿望，原都是相信“艺术也可以救国”，希望把在法国学到的西方文化和艺术系统移植过来改造中国，让艺术也能够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志相吻合。

　　傅敏说，《罗丹艺术论》就是这段时间作为教材翻译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也是那个时候编写的美术史教材。但在1966年前，傅雷从来没有向两个孩子提起过。傅敏推测是父亲一向对人对己都要求高，而这两部稿子他也许不满意，所以一直束之高阁。

　　《罗丹艺术论》是被刘海粟的一个弟子在刘家一大堆旧东西里翻出来一套油印讲义，用正楷抄下来给了傅敏，才有现在出版的《罗丹艺术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是傅敏从上世纪80年代抄家退回的一堆书稿中发现的，是傅雷亲手装订的一本手稿，封面上用正楷写有“二十三年六月编”，也就是1934年。傅敏当时把书稿交给父亲的挚友庞薰琹先生，请他来决定是否有出版的价值。1985年书稿在三联书店出版时，庞薰琹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评价它“不单是分析了一些绘画、雕塑作品，同时接触到哲学、文学、音乐、社会经济、历史背景等等”。这也是《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至今受到读者喜爱的原因，因为他就像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博雅之士，给人丰富而优美的精神享受。

　　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困扰中国文化界的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论争从未间断过，而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抗日救亡大背景下，文化界更急切地要去寻求一种文化态度，实际上是和当时由战争带来的民族生存思考联系在了一起。在美术界，同样是从法国（包括比利时）回来的吴作人、常书鸿，加入了“西行经验”的行列，去边地写生创作，以此为标志完成了个人艺术创作的重大改变，他们的西部题材画作也得到了相应的美术史地位。傅雷的好友庞薰琹，在前往西南的过程中，受到陈梦家、沈从文等学者鼓励，开始沉浸到中国古代美术之中，从艺术角度研究古代纹样和装饰画。同时他也成为中国艺术的田野考察者，最早深入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收集大量的民俗资料，也绘画了《贵州山民图》等绢上水彩和白描作品。1946年，傅雷在上海吕班路震旦大学大礼堂为他举办了《庞薰琹绘画展览》，于序言中，称赞他“融合东西之成功，决非杂糅中西画技之皮表，以近代透视法欺人眼目者可比”。

　　傅雷则返身回到传统精神。他最深刻的艺术思想和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他与黄宾虹的书信来往之中。

　　当时黄宾虹人在北平，年近八十。从44岁到74岁，黄宾虹在上海生活了30年。74岁那年他应艺术专科学校邀请北上讲学，因日军占领平津，被迫滞留在了北平，十年闭门绘画与研究金石。傅雷如何与他相识并深交至此，有不同的说法。傅雷自己在1943年5月25日致黄宾虹的第一封信中，说到两人八年前曾在刘海粟家里有过一次会面，也曾在上海美专看到过陈列的黄宾虹峨眉写生十余幅，不过那时彼此都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而据傅敏所写，他父亲是在表姐顾默飞家看到黄宾虹的画，激动不已，于是提笔给黄宾虹写信，黄宾虹收到傅雷的信，也同样激动不已，尽管他们年龄相差45岁，黄宾虹却认为傅雷确是“平生一大知己”，自此这对忘年交书信不断。

　　傅雷在信中说他看宾虹先生的画，“纯用粗线示物象，似近于西欧立体、野兽二派，不知吾公涉想中，又在追求何等境界”。黄宾虹答他：“欧风东渐，心理契合，不出廿年，画当无东西之分，其精神同也。”

　　傅敏记得的是：“相交12年中，父亲给黄宾虹写了117封信。顾默飞是前面提到的我父亲的表兄顾仑布的妹妹，是黄宾虹的女弟子。从1943年春开始，我父亲为筹办黄宾虹的书画展，到处奔走。那个时候我还小，才6岁，印象里就是父亲出出进进，忙得很，家里尽来老头，因为黄宾虹这一辈的人那时都已七八十岁；整天听他们讲黄宾虹长黄宾虹短的，后来我记得在上海的宁波同乡会举办了展览，那时黄宾虹不时把画寄来，我父亲亲自登记做账，展会上卖了画，还得设法把钱汇到北平，这些来往的信件，包括他给黄宾虹报的账目，都收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的《傅雷书信集》中。”

　　1943年11月，黄宾虹八秩书画展览会在上海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二楼开展，同时印行《黄宾虹画展特刊》小册子。这也是宾虹老人的第一个展览。傅雷以“移山”笔名撰写的文章《观画答客问》，以非常古典的一问一答式文体，回答了许多当时对黄宾虹绘画的质疑与不解，被认为是一篇评论黄宾虹绘画的重要文献。

　　黄宾虹成名很晚，在文化圈子里虽然也有不少人知道，获称“南黄北齐”，但在身价和名气上还是比不上齐白石。以社会地位，也不及晚辈徐悲鸿、刘海粟等艺术名流。傅雷四处奔走，一己之力操持一场画展，仅仅是因为喜欢他的艺术。而在画展开幕的那天，宾虹老人远在北平，并未能到抵现场。直到5年后的1948年5月中旬，傅雷携朱梅馥赴北平盘桓一周，才首次与宾虹老人正式见面，谈画说艺。

　　那次画展后，傅雷为黄宾虹所做的一切，颇有几分西方艺术赞助人对伟大画家那种倾其所有的劲头。黄苗子曾回忆当时的傅雷，“为宾老极力推售作品，或替他向画店寄购，或筹备国内外展览，或向中外爱画友人推荐，或自己购藏等等，所得‘润笔’，多至数十万元，少的数千元，傅雷都详列清单，逐笔汇到宾老手上……”1960年后，黄宾虹已去世好几年，傅雷给黄苗子去信商量他遗著的整理。那时候傅雷和黄苗子都刚摘掉“右派”帽子，傅雷却不管不顾，建议黄苗子在北京向美术家协会提出举办黄宾虹遗作展，还介绍他去找陈叔通。黄苗子说当时他“右派”帽子虽然摘了，却也自卑心重，不愿见人，这件事就耽搁了。

　　这样为一腔热情而不顾一切的情形，傅雷身上常有发生。只是并非总能得到像宾虹老人这样的知音唱和。

　　40年代，傅雷和作家柯灵要好，有时以笔名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上发表文学评论。1943—1944年，傅雷有两篇文章在文艺圈里激起了一番热闹。先是他在10月号上发了一篇万字长文《读剧随感》，其中最后一节评到张恨水，却没有追随那些进步文艺人士去一味贬低张恨水和鸳鸯蝴蝶派，他说：“张恨水的小说我看得并不多。有许多也许是非常无聊的。但读了《金粉世家》之后，使我对他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崇敬，甚至觉得还不是有些新文艺作家所能企及于万一的。在这部刻画大家庭崩溃没落的小说中，他已经跳出了鸳鸯蝴蝶派传统的圈子，进而深入到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但傅雷也很不客气地说，张恨水的成功只是到此为止，“他对生活的看法，到底，不免鸳鸯蝴蝶气啊！”鸳鸯蝴蝶的特点就是“小市民性”。傅雷以曹雪芹为比照，“曹雪芹在文学上的成就，就大多了。那就是因为他有了自己的哲学——不管这哲学是多么无力，多么消极，他能从自己的哲学观点去分析笔下的那些人”。在那个年代，能够用哲学的体系来看待写作优劣，傅雷已属凤毛麟角。

　　1944年4月发在《万象》上的那篇相当著名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又是近万字的长文。他称赞《金锁记》是张爱玲最圆满的作品，对《倾城之恋》《连环套》却多有批评，甚至断言：“《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张爱玲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了，对这批评不以为然，回应“《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在继续写下去”。然而结果就如傅雷所预言，两个月后，《连环套》在《万象》上的连载就被腰斩了。

　　因了傅雷的艺术修养，他在文字感受上又有多数人不及的古典和优雅。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写七巧和小叔子季泽的一段千回百转，是季泽站在她面前，诉他藏了十年的爱，“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对此傅雷有一段精彩不逊于原文的评价：“‘沐浴在光辉里’，一生仅仅一次，主角蒙受到神的恩宠。好似伦勃朗笔下的肖像，整个的人都沉没在阴暗里，只有脸上极小的一角沾着些光亮。即是这些少的光亮只透入我们的内心。”

　　宋以朗说，“迅雨”到底是谁？当时引起热烈的讨论。据他说，张爱玲最初也不知道是谁，还是南下香港后，才从他父亲宋淇那里听说了。作为两个当事人的好友，宋淇的描述是有意思的：“她听后的反应是惊讶，但也并没有当作一回大事，因为爱玲对自己的作品最有自知之明，别人的褒贬很难摇动她对自己的估价。……傅雷中年埋首译作，极少写批评文章，那次破例写这样一篇评论，可见他对张爱玲作品的爱之深和责之切。”

　　1976年，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张看》收入了《连环套》。张爱玲在自序里写了一段简短的话，里面说：“……那两篇小说（指《连环套》《创世纪》）三十年不见，也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坏。”

　　宋以朗说，到最后承认“确实写得坏”，表明她赞同傅雷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