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著名文化学者张颐武的父亲张公瑾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我国著名民族语言学家、民族古籍和文化学家。张公瑾先生毕生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和语言学理论教学研究，致力于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和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成果丰硕、贡献卓著。张颐武和他的父亲是两代政协委员，又都是人文学科领域的著名学者。本刊请张颐武先生谈谈父子两代的故事，他们的家国情怀和学术传承，以及“坚持明德引领风尚”的学者责任。

一

　　我的父亲曾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20年后，我则有幸成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对于政协工作最初的感性认识，是源自20年前我的父亲担任政协委员时的履职经历。

　　我和父亲都在人文学科领域做研究工作。父亲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研究事业的拓荒者、西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学专家、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我在北京大学做文学文化方面的研究。2017年4月26日，父亲离开了我们，父亲高远的文化关怀、扎实的实证研究、深入的理论探讨，都令我更加怀想和敬佩。在我成为政协委员之后，父亲参政议政、建言献策那些岁月里的片段也逐渐浮现，并愈加清晰。

　　父亲出生在浙江温州一个富庶的大家庭中，经历了抗战时期。他几次和我讲起战乱中可以看到飞得极低的日本飞机上飞行员的脸，他曾和我描述他永远忘不了那张在飞行帽下的日军年轻面孔的得意表情。这使得父亲从小就有一种深沉的家国情怀和高远的文化关怀。这让他在做学问的时候，对于中国的发展和中华文化的命运有着真切的期望。作为一个在乱世中长大的人，他经历过国家民族危亡带来的痛苦，他总是期望自己的语言学、民族学的研究和这个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他的思考总是立足于中国的发展，立足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之间的和谐。他对他投入毕生精力探究的傣族文化有着真挚的感情，希望他自己的研究对少数民族的发展有所助益。他也着眼于跨文化的研究，对于人类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和相互理解抱有坚定的信念。

　　我小时候，父母常常聚少离多。父亲当时参与到傣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他多次到云南西双版纳调查傣语。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父亲连续三年深入到傣族地区，和村子里的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去就是几个月。父亲和家人的团聚是以探亲的形式回来，所以我们相聚的时间非常短暂。那时国家还很困难，当地的生活条件更是艰苦。父亲给我们写信常常提到当地老百姓生活如何艰苦，他信中说，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对当地老百姓生活的改变有所助力。长期在一线调研，父亲最终能够熟练地运用傣语和傣族百姓进行交流。这让他后来的许多学生深为感叹。

　　因为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使得父亲后来的研究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他在傣历、傣族语言等方面的工作就是这种实证研究的最好的范例。

　　上世纪70年代，父亲通过贝叶经等研究傣族的天文历法，这在过去是无人研究整理的。父亲通过田野考察、搜集大量一手资料，调查研究了傣族的天文历法和宇宙观。这对于整个民族学科的推进都有很大的帮助。父亲那时做了大量的计算工作，他对傣族的天文历法进行抽象总结和理论上的思考，他计算出很多公式。他也通过现代天文历法知识来对照印证傣族的天文历法的发展演变，如傣族新年是如何设定的等。那一段时期，作为人文学科领域学者的父亲，俨然像一位数学家。

　　父亲去世前的半年左右，他摔了一跤，在此后的检查中查出了肺癌，他最后的这些天都在很艰难地和病痛共处。他的力量开始衰竭下去，他的精力好像要耗尽了。但他在病榻上的所思所想仍然是他的工作和学生。他在这些日子也要坐在他的电脑旁忙着回复同行和学生的信件，也要把手头的工作迅速地交代给同事和学生。他知道日子已经不多，需要加快做事。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还躺在床上把一个U盘交给我，让我把里面关于民族古籍的资料发给他的同事，其实他也是向他们交代，自己的力量已经要用完了，希望他们把

　　那些未完成的工作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