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先进分子的“猛醒”，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明显动向是转向社会主义

　　李大钊可以说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但他个人的思想转变显然不足以带动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思想界的转向。从整体来看，这个转向是由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和五四运动随之兴起而推动的。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作为战胜国一方，中国人欢喜若狂，政府宣布放假三天，北京、上海等地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人们幻想一个公正和平的时代即将来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处理战后问题的14点建议，被陈独秀誉为“世界第一好人”。然而，1919年初举行的巴黎和会却把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乐观情绪和知识阶层对西方文明的浪漫想象一起打碎了。把持和会的英、法、美等列强，不仅拒绝了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正义要求，包括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条”等，而且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在人民群众中，首先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的愤慨。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到天安门前集会，五四运动就此爆发。从5月初到6月初，这场运动以学生为主。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高潮时达到10多万人。上海商人也举行罢市。工人罢工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和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使五四爱国运动突破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6月28日，在全国人民的巨大压力下，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和会的签字仪式。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经历的外交失败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也彻底摧毁了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崇拜。这场运动的倡导者们最初曾鼓吹“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先进分子的“猛醒”，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明显动向是转向社会主义。相当一部分人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也怀疑甚至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不过，五四时期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各式各样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思想流派。

　　当时，绝大多数的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但是，这代人一个可贵的特点是身体力行，勇于尝试新事物。1919年底，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的一些进步青年兴起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活动，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组织互助社，过起“共产主义的生活”，并希望把这种做法逐渐推广到全社会，从而实现“平和的经济革命”。还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美国的劳动共产村的做法，进行“新村”实验。这些实验自然是昙花一现，但对于参与其中的那批进步青年则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为他们摈弃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改良主义思想，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国的工具，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四运动发生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陡然加速，此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过程。清末民初，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曾在报刊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星的介绍，但并未引起太多关注。

　　五四运动发生后，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此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陡然加速，其影响迅速扩大。此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事实上，那段时间已有一批海外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除李大钊外，还有李达、李汉俊、杨匏安等，他们都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起到过重要作用。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200多篇，其中许多是马恩著作的节译。这样集中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实属罕见。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当中国人对西方列强深感失望之时，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这些承诺后来虽未兑现，但当时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对于扩大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心声。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上海，陈独秀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先进分子建立联系。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除李大钊、陈独秀外，还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还有一批年轻人，如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张闻天、向警予等。

　　经过辛亥革命后十年的积淀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中国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政党的条件逐渐形成

　　恰在此时，共产国际和俄共也准备派遣代表来华，以了解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问题。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成为国际共运的中心。借助一战后欧洲和世界各地出现的革命形势，为改变苏俄政权所处的极其困难的环境，列宁联合30多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于1919年3月发起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此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世界上各主要国家共产党纷纷成立。但不久，欧洲的革命浪潮趋于消退。列宁便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向远东和中国，寄希望于那里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中，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是推动中共早日成立的一个关键因素。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该组织成立后即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1920年10月，北京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地点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人。以后又陆续发展了一些党员。到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其成员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随后，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由于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各地成立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称“共产党”。从性质和特征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两项工作：一项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这时，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已发生分化，出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实业救国等思想的论争。1920年9月，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随后，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推动建党工作的开展，并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采取出版报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利用学校讲坛等多种形式，建立并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

　　另一项是深入到工厂、矿山、码头，开展工人运动。这时，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已达到200万左右，是支撑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1920年春，陈独秀到上海后即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亦积极开展对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出版工人刊物，利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名义创办各种劳动补习学校，结合工人生活和斗争，诉说工人的要求，以通俗的方式传播革命道理。这种尝试使得后来中共成立后，可以采取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采取过的办法，即深入中国社会底层，与工农结合，发动工农运动。先进的知识精英主动投身和引导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革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经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联系，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此，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最终，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选择马列主义，或者说马列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是因为它提供了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思想武器，即：开展阶级斗争以实行社会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革命政党。这是当时传入中国的任何其他思想或理论所不具备的。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