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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百年祭

发布时间:2019-05-06  来源:《求是》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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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到现在,整整100年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从那时起,众多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那就是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旧时代结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五四运动不是凭空发生的,也不是单靠少数先进分子的主观意愿和决心就能发动起来的。它是历史大趋势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对当时祖国苦难境遇的满腔悲愤和对创造合理新社会的强烈追求激发出来的。这是五四运动所以能发生的内在动力。

  历史的回顾

  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已很难想象到:当年的中国正处在何等深重的苦难中。

  中国是有着几千年绵延不绝历史的文明古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曾经作出巨大贡献,但到近代却大大落后了。鸦片战争中,西方国家倚仗船坚炮利,迫使中国放弃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走上听凭外人欺凌和摆布的半殖民地道路。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纷纷划分势力范围,全世界所有资本主义大国组成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达一年之久,北京家家户户门口被强迫悬挂占领国的国旗,一系列严重丧权辱国的条约把中国压迫得透不过气来,濒临灭亡的边缘。

  昔日的光辉和眼前的悲惨境遇形成如此强烈的对比,更使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感到极度屈辱和悲愤。维新志士谭嗣同写下这样的诗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成立兴中会,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写道:“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国势的危急、民族的苦难,既使人感到极大的痛苦,也驱使人们下最大的决心奋起变革现状。

  出路在哪里?在一百来年时间内,世界上似乎只有一个现成的榜样:向西方国家学习,寻找救国的真理。一些启蒙思想家最早是以英国为典范。以后,戊戌维新想仿效的是沙俄的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辛亥革命想学习的是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它们都在不同程度内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进步。

  戊戌维新运动帮助广大知识分子多少知道了世界大势和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在一定范围内传布西方的“新学”,初步宣传了民权思想,特别是通过翻译《天演论》等,有力地宣传“变”的观念,猛烈冲击“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旧观念,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更造就中国在20世纪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尽管人民在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但开始认为自己应该是国家的主人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现的大事,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但是,即便经过辛亥革命这样全国规模的运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人民悲惨的境遇也没有改变。中央政权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对外,接受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被国人视为刻骨铭心的“国耻”。国内,出现连年不断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还出现过袁世凯和张勋两次企图复辟帝制的丑剧。正如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人们原来对辛亥革命和共和制度的建立抱有很大的热望。希望越大,失望带来的痛苦也越大。不少人陷于巨大的痛苦中:为什么中国会处于这种状况?残酷的现实驱使人们不能不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重新思考。他们没有停顿自己的脚步,没有只是停留在消极的苦闷中,而是苦苦地继续向前探求怎样才能救国救民的真理。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内因从来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正是中国近代以往的全部历史,为五四运动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如果没有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在这种令人极端痛苦的环境下不惜一切自我牺牲的顽强追求和探索,如果没有人们对多种多样理念和方案在实践中反复比较和选择,如果没有国际国内大环境急遽变动的刺激和启迪,就不可能有初期新文化运动,更不可能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出现。

  初期新文化运动

  初期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前奏。它以对辛亥革命后黑暗局势的反思为出发点,改变了原本正陷于苦闷沉寂中的思想界。它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叫《青年杂志》),一纸风行全国,以生气勃勃的内容和鲜明泼辣的语言,发人深省,在众多知识青年中起了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

  陈独秀和初期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重要成员,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他们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能达到预期效果而坠入低潮,主要教训在于只从事政治斗争,而在思想领域内没有对更深层的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旧文化、旧礼教进行猛烈的扫荡。这种旧文化、旧礼教,经过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者精心培育和推行,人们自幼便被系统灌输这一整套纲常理念,已形成近乎传统的习惯力量,无形地支配着社会秩序和众人行为。如果人们还是抱着原有的旧观念,没有真正树立起新思想、新道德,即便制度在表面上似乎有了改变,做起来依然一切如旧。因此,必须为辛亥革命“补课”,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陈独秀喊得最响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把它们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他写道:“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民主和科学的提出,是切中时弊的。民主是专制的对立物,科学是愚昧和盲从的对立物。陈独秀把这称为“伦理的觉悟”,称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认为这才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这在思想界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以《新青年》为主阵地发动的这一次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时期。这在中国思想界起了前所未有的摧陷廓清、振聋发聩的作用,跨出了一大步,产生了新的觉醒。《新青年》的发行量,从创刊时一千册左右,增加到一万五六千册,可见它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如果没有经历这样一场对人们头脑中本已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旧礼教的激烈大扫荡,没有使人们思想空前活跃起来,要随之出现1919年那样规模的五四爱国运动是很难做到的。

  当然也要看到,初期新文化运动仍然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进行的。他们的思想武器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个性解放”。陈独秀在1916年初写道:“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又写道:“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而吾国自古相传之道德政治,胥反乎是。”高一涵在《青年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小己为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故不谋一己之利益,即无由致社会之发达。”这种思想在反对专制和迷信时有着进步意义,但他们的着眼点,主要还只是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

  胡适极力推崇挪威作家易卜生,写道:“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新青年》还出过一期“易卜生专号”。易卜生有个著名剧本《娜拉》在当时中国很受重视,写的是女主人公不甘心做“丈夫的奴隶”而离家出走。它被人热烈地赞誉为“女性的自觉”。

  娜拉的离家出走,是有反抗性的,但它是不是就表明了妇女的解放?鲁迅比许多人清醒得多。他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以更宽广的视野尖锐地指出:“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鲁迅的观察是深刻的。他所谈的不只是一个妇女解放问题,而且引导人们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小我”和“大我”的关系。如果停留在这里,不进行社会的变革,讲得再痛快,也只能流于空谈,不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

  在当时的中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离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离开社会的改造,连生存都没有保障,哪能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可言?国家好,民族好,个人才会好。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代替“个性解放”,成为更多先进青年关心的焦点。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的意义十分深远,在以后就表现得越来越清楚。

  但是,怎样才能使这个污浊的社会得到改造?需要建设的新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人们一时依然感到迷惘。这时,打着“新思潮”旗号的各种思想流派纷纷传入中国。在西方享有盛名的学者杜威和罗素来中国到处讲演,系统地宣传他们的主张。胡适、张东荪等花了很大力量来鼓吹,想用以影响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两件事一时显得很热闹,却没有在中国人中间扎下多少根来。原因很简单:尽管他们讲得头头是道,听起来很新鲜,但不能解决中国人最关心的实际问题,青年毛泽东当时就说:“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

  全面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老路已经走近谷底。路在何方?人们正在继续探索和追求。

作者:金冲及     责任编辑:施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