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当前关于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主要存在法治思维、治理思维和统战思维三种方法论。本文以近几年来浙江省的实践探索为例证，综合分析了三种思维方法的利弊，提出了方法论的整合与重构。要按照战略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相统一的要求，重构新型政商关系构建方法论，使法治思维、治理思维和统战思维在耦合基础上得以提升，形成系统科学的方法论。博采众长的方法论，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实践探索和机制保障，要全域探索打造系统化、层次化、立体化工作体制机制。

　　[关键词] 政商关系 方法论 耦合提升 机制创新 浙江探索

　　[作 者] 杨卫敏，男，浙江台州人，1965年生，浙江省委统战部副巡视员，中国非公经济人士统战理论研究基地副主任兼专家组成员。杭州，310025。

　　自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以来，各种研究和宣传类文章铺天盖地，各地也纷纷出台各种文件，提出各种口号，创出了一些举措。总体上说，“亲”“清”两字深入人心，基本成为常态；但构建“亲”“清”关系从何着手，却尚未完全破题。从学理上看，各界都知道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要义是“亲”“清”二字，但如何构建这种关系特别是以什么样的理念思维、方式方法和途径渠道打造这种“亲上加清”的新型政商关系，目前尚未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相结合上达到完全的契合。根据浙江省部分市县统战部门和工商联的调查反映，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政商关系建设进入新常态与制度规范建设未形成体系之间的矛盾，具体包括：相对较为成熟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新型政商关系尚未形成一整套科学权威的衡量标准体系；相对各地频频出台的政策性文件，系列配套措施作落地落小的制度性保障还不够健全；相对各部门各单位“亮点”纷呈的工作格局，党委政府统一协调协作体制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强化，等等。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既要政治过硬、又要本领高强”——显而易见，在新型政商关系中，“清”的要求属于“政治过硬”，“亲”的要求属于“本领高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亲上加清”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是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对各级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的必然要求。一项宏大工程的完成，不可能急功近利、一蹴而就，而必须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方能水到渠成、实至名归，而其中正确科学方法论的运用至关重要。

　　一、问题的由头：若干思维方法及综合分析

　　当前关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方法论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法治思维、治理思维和统战思维三种方式上。

　　1.以法治思维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政商关系的实质，是法治与市场的关系，这对关系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当下和未来每一次政坛反腐风暴，总会牵扯出一些企业。”[1]“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的法治建设,塑造着新型的中国式政商关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政商关系将趋向于一种以法治为基准,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常态。”[2]这一思维方式从理论上讲是完全正确的，可以说是指明了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的远大目标和人间正道。但是，无论市场体系的成熟还是法治社会的形成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这一思维似乎有点忽视了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中的主体作用。

　　2.以治理思维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却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商关系不仅仅是关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不仅是关于官员和商人的关系，其更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根本上说，这是政府治理体系、市场治理体系、企业（公司）治理体系，以及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问题——即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政府治理、市场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立体联动、综合发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3]这种观点提供的思维方式和路径选择无疑是管长远管根本的也极具可操作性，其短板是忽略了中国特色新型政商关系中党和政府对民营企业家引领支持的重要性。

　　3.以统战思维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统一战线作为一种政治联盟,它体现了各种社会上的政治力量的共同利益,因此其具有联系广泛、包容异质性强的特征，能够通过理念、资源、渠道、功能来起到化解矛盾、实现大团结的作用，而这样的特点使得统一战线能够在促进政商关系健康发展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4]。“必须发挥统战工作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中的优势和作用:积极营造良好政商环境、厘清政商交往明确界线、协调统合政商之间矛盾、发挥统战组织联结作用、以统战思维凝聚政商共识”[5]。要“从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的角度,在组织嵌入、政治吸纳、履职表达、统战方略法治化等方面，提出了构建积极、健康、向上的新型政商关系的对策建议”[6]。持这种观点的论者多以统战部门、工商联和社院系统的工作者为主，能较好地把握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并存，克服了“见物不见人”和“见人不见物”的人为割裂的现象，有利于在助推“两个健康”中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这一思维存在明显的短板，就是缺乏以经济和治理主渠道分析论证为基础，有片面强调思想引领的重要性之嫌。

　　综上所述，三种思维方式各有侧重、各有见长，但又各有短板、各自为战，迫切需要扬弃整合、进行方法论的重构：一是要增强学理论证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要着眼知行统一，力戒纸上谈兵代替实证研究或满足于以工作总结指导工作的两种片面倾向，紧扣问题与办法、形式与内容、具体与抽象、合理性与可操作性等关系性问题，进行实践探索与理论攻关两手抓，努力实现“推动改革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动”[7]。二是要兼顾当前与长远正确处理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既是目标也是手段，我们既不能坐等市场和法治的成熟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不能寄希望于思想引领工作能立竿见影。要着眼长远、立足阶段性特征，鼓励和支持脚踏实地、先行与先试，化远大目标为一个个阶段性的小目标的接续。当前国内国际大环境下，破解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刻不容缓，如何出台切实有效的制度规范和操作模式，克服当前存在的体制真空和缺陷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三是破解思维定势、头痛医头的局限。法治思维强调的是制度保障，治理思维强调的是方法创新，统战思维强调的是价值引领，只有三管齐下、辩证施策才能产生立体作用和溢出效应。在实务工作中，三种思维方式的综合运用还涉及点与面、局部与整体、主辅渠道以及部门与全局、职责分工与协调机制等等，既要各尽所能又要通盘考量。

　　二、破解之路径：方法论之耦合与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按照这“五种思维”的要求，重构新型政商关系方法论，可以使法治思维、治理思维和统战思维在耦合基础上得以提升，形成系统科学的方法论。

　　1.战略思维：总体把握与系统谋划。政商关系涉及各个领域、方方面面，而且亲清新政政商关系的形成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因此必须加强战略思辩、顶层设计、系统谋划、总体把握。一是坚持亲清为先。真正在政商和社会各界树起“亲”“清”标尺，引导鼓励政企平等交往、相互信任，促使政商交往更具公平性、正义性、普惠性。二是坚持主体为重。重在发挥企业家作用、发挥商会组织作用，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与培育和激发优秀企业家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三是坚持法治为本。“亲”“清”关系提出近三年后的2018年底，国务院通报了全国严重损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15件典型案例，从地区分布看，连广东、浙江这些市场经济先发的沿海地区也不能幸免。浙江省宁波、金华等市的调研表明，尽管当前执法环境日趋严格、营商环境逐步改善，但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的现象仍不同程度以各种方式存在，不少企业主认为当前对实体经济发展比较重视，但企业生存发展现状却没有很大改观。要夯实法治建设，规范权力使用，促进市场公平正义，依法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以及企业家的财产权、创新权益和自主经营权。党纪严于国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要始终把党纪国法挺在前面，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四是坚持德治为要。要大力塑造“亲”“清”文化，加强思想引领，推动成为机关、企业及社会各界人士共有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五是坚持制度为基。重在促进地区层面“单体性制度创新”与宏观层面“整体性制度创新”相衔接。要用整体化、系统化的战略思维去谋划新型政商关系的制度设计，消除实践层面的“中梗阻”障碍。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完善制度来解决。六是坚持实效为标。鉴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中容易存在的形式重于内容、企业获得感不强的问题，当前要着眼高质量发展，把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作为聚焦点和突破口，着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最佳创新环境、最佳人才环境、最佳要素环境、最佳审批环境、最佳政策环境、最佳开放环境和最佳法治环境。如：浙江省委省政府开展的政府审批“最多跑一次”改革，浙江省温州市探索建立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示范区建设，都已取得初步成效。其中，温州市委市政府关于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的目标是：通过3到5年的努力，质效提升、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绿色发展、协调共享、风险防范等六大高质量发展指标总体水平明显提升，到2022年初步把温州建设成为引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创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先行区、弘扬新时代优秀企业家精神的先行区、培育和发展中国特色商会组织的先行区，为全省带好头、为全国作示范。

　　2.辩证思维：有的放矢与分类施策。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前构建政商关系中凸显主要矛盾就是“清而不亲”的问题。而在政商双方中，“政”是主要方面，应该主动作为[8]。相比之下，“商”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但与此同时，企业家也是企业的主体，如果企业家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中一直处于被动、等待的状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只能是一头热。浙江省宁波市的调研表明，“清而不亲”状态，较多出现在以下三类情况：一是新生代民营企业家与党政部门及官员之间比较疏远；二是职业经理人与政府及政府官员之间比较疏远；三是中小微企业及企业主与党政部门及官员的关系比较疏远。由此可见，破解“清而不亲”的主要矛盾，党政部门必须积极主动，抓住新生代民营企业家、中小企业主、职业经理人这三类重点群体开展工作。一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引领力度。政府既要做对民营大企业锦上添花的事，更要做对广大中小企业雪中送碳的事。要针对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帮助解决产品技术创新以及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引导他们主动拉高发展标杆，积极推进技术改造、新技术应用和新产品研发，完善优化企业管理制度，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和“强身健体”。二是加大新生代民营企业家的培育引领力度。浙江湖州、温州、绍兴、永康等市建立新老企业家导师传帮带、党政领导与新生代企业家导师培育等制度，并让新生代企业家走进机关挂职、体验、培训、交流。促进新生代企业家接班和成长，也促进了“亲”“清”政商关系的发展。三是加强与民营企业中职业经理人联系培养力度。职业经理人虽然不是企业主，但他们是企业的决策层和管理人员，对政商关系的走向有着重要影响。这方面的工作把新阶层人士工作与非公经济统战工作有机结合在一起，浙江各地也有很多积极探索[9]。

　　与此同时，辩证法还告诉我们，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必须使民营企业和企业主强化主体意识，变“要他做”为“他要做”。一是政府要强化政策导向。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要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建立健全相应体制机制，积极引导、稳步推进守法、责任、清廉民营企业建设。如：2018年10月，浙江省工商联与党政和司法机关等9部门联合印发《推进清廉民营企业建设的实施意见》，促进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鼓励大型民营企业党委建立纪委，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企业惩防体系，以制度保障清廉民营企业建设，促进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不踩红线、不行贿、不欠薪、不逃税、不侵权、不逃废债。二是企业的角色要从依赖型转变为自主型。要建立完善的内部制度，改进企业自身的治理结构，能够依法进行经营和管理。三是企业和企业经营者要主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10]。 无数成功企业的实践经历都告诉我们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其得到的经济效益是成正比的，即企业如果能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就能赢得市场，赢得消费者。要让企业家都能认识到，这种软实力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全面打造新时代社会责任的升级版，引领导广大非公经济人士激发优秀企业家精神，勇做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生力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生力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践行“两山理论”的生力军、投身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力军，致力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生力军，努力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者。

　　3.创新思维：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动改革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互动[11]。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理论性、政策性和实践性、探索性都很强。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精辟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12]；另一方面，我国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没有先例可循，必须在实践中探索，走“先从下而上，再从上而下”的路子。换句话说，在法律框架和大政策许可范围内应允许和鼓励可地大胆探索、先试先行，取得典型经验后进行宣介、推广，乃至上升到全国层面的做法。201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通报了部分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做法，共涉及六大方面28项，浙江共有9项入选，为入选典型数最多的省份。具体做法包括：改革投资审批等制度方面共4项（并联审批和“多图联审”等改革、区域评估改革、标准地”改革、限时联合验收改革）；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方面1项（贸易服务事项只进“一扇门”）；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方面1项（跨区域网络市场协同监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方面共3项（政务服务一张网，不动产登记改革，建设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13]。在此基础上，2018年12月3日，浙江省再次推出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10方面31条举措，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与此同时，对基层实践探索中遇到的一些不合理、无法操作或不利于“亲”且“清”的政策规定和现行做法，要及时下情上达，以顶层设计中不断加以完善。一是为新型政商关系架设“红黄绿”灯。在对“亲”“清”划分明确具体可操作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什么事必须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可以做，为政商交往架设“红黄绿”灯[14]。二是进一步规范中介机构服务行为。在此过程中，既要推进政府部门与中介机构在隶属关系上的脱钩，更要加速中介机构对企业服务关系上的挂钩。要全面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加大“红顶中介”的治理力度。三是进一步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理念、目标的落实落细落小，倒逼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和公心公平公正政务环境的营造。深化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审批事项和项目评估事项，推广“妈妈式”服务的理念和举措模式。四是进一步加强督查和评价力度。建立健全政商交往多层监督体系，让政商交往在阳光下进行，对存在问题坚决整改，对严重问题坚决查处。五是进一步加强民营企业、商会、行业协会党建工作。大力倡导“党建强、企业强、发展强”的工作导向，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中的作用，增强民营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4.底线思维：问题导向与精准发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各项工作中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积极补齐短板，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掌控防范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主动权[15]。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一项复杂艰巨而又充满矛盾、挑战和风险的工程，我们必须树立底线思维，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要牢固树立问题导向，聚集点穴，精准发力，务实实效。一是扭住“痛点”，针对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中存在的“消极感”“懈怠感”下猛药，针对相关政策难以落地落实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动手术，切实增强企业的“获得感”和“信任感”。二是打通“堵点”，明辨“高线”“底线”的内容，其中“底线”为党纪底线、法律底线，“高线”为道德高线、责任高线，避免相互混淆代替或各执一端。同时，大力气破解给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添堵添乱”行为，特别是事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国企和一些行业协会、中介机构既不“亲”又不“清”的行为。三是消除“盲点”。要廓清政商交往边界缺乏明晰的法律性、制度性表述，让政企双方克服对政商关系的“度”心存顾虑、难以把握，破解具体工作中放不开手脚的问题，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良性互动。四是突破“难点”。政府部门监管服务行为要力戒简单粗放，切实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五是着眼“重点”，就是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据浙江省工商联近期调研，当前营商环境虽然总体上有所改善，但还存在创新支持不足、民企引才留才难、融资难融资贵，土地电力等生产要素制约以及企业退出机制不畅等问题。要积极推行政府审批“最多跑一次改革”，着力推进营商环境的改善。

　　5.法治思维：长远目标与发展环境。法治国家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法治也是我国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因此法治就首先是长远目标和宏大叙事，法治思维要有家国情怀、敬畏意识和自觉行为。但对于企业讲当务之急需要的是法制健全、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因此，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以法治思维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不能好高骛远，必须紧扣困挠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中急待解决的棘手问题逐个加以应对和破解。一方面，要加大依法护企的力度。如：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探索建立行业商会（协会）专家陪审团，建立更加规范的涉企执法制度，开展联合打击职业打假人的敲诈勒索行为，加大力度查处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等等。另一方面，要引导企业增强诚信守法意识。要加强对民营企业家和民企职业经理人的法制培训，引导他们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依法纳税，履行社会责任，恪守商业道德，坚持诚信经营，保障员工合法权益，增强节能环保意识，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满意的服务，积极回馈社会。要在综合评价中突出社会责任，相关指标如环保、安全生产等实行一票否决，形成倒逼机制和导向效应。在此基础上，进而将民营企业诚信廉洁、守法经营的发展理念有效融入企业制度、文化、管理、经营活动中，进一步完善清廉建设的责任体系、教育体系、制度体系、惩戒体系等，建立健全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企业崇廉敬廉的氛围更加浓厚。

　　三、全域探索：打造系统化、层次化、立体化工作机制

　　方法论是内化于心的理念和思维，要外化于行才能产生实际效果，而要保持长效还须固化于制来保障。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是系统工程，涉及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博采众长的方法论，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实践探索和机制保障。

　　1.系统化。政商关系涉及许多领域，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需要由一系列具体关系的的构建为支撑，有着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16]。因此，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个系统工程，必须从体系上着眼，从制度上推进，在载体上创新，着力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新模式。浙江省宁波市按照“找准重点、扣准难点、突出亮点、简便宜行、环环相扣、整体推进”的原则，创新构建了“1+3+1”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新模式[17]，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宁波市在试点中的成功做法和遇到的问题，要求我们必须致力于系统性的机制建设。一是要建立健全政企联系沟通机制。重点建立健全党政领导与重点企业的结对联系机制、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与企业家座谈沟通机制、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部门与企业对接服务机制，统战部门、工商联与企业和商会经常性联系机制。要着力打造以面对面开展政企对接、银企对接、税企对接等为主要内容的协商平台，组织企业家开展建言献策的议政平台，引导企业家奉献爱心、反哺社会的公益平台。二是建立完善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监督问责机制。除了对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举措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和作风问效外，还可发挥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作用，着力打通政策执行的渠道，确保政策落实落地。三是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容错纠错机制。在严格贯彻党政有关文件精神的基础上，明确容错情形、容错受理审议机制和容错免责认定机制，突出解决当前政商交往中党政干部不作为、不敢担当的问题。四是建立科学的考核制度和评价体系。吸取国际上关于营商环境评价的先进做法，从主体、制度和行为等几个维度建立健康政商关系评估指标体系，同时发挥中立性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建立新型政商关系中的作用，适时对外公布政商关系健康指数，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进行调整优化。五是探索把工作做细做实做深的延伸机制。温州市瓯海区推出“亲·清十条”指南，树立“亲近企业、帮助企业、呵护企业、服务企业”的工作目标，为助推“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构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制度化、理论化、系统化的工作方法[18]。六是要建立立体化宣传机制，推动“亲清”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广泛宣传、深入解读“亲清”文化的基本内涵、重要意义、原则目标，使弘扬“亲清”文化成为党员干部和非公经济人士的共识，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规范。

　　2.层次化。从结构上看，政商关系饮包含了关系形式、关系行为、关系制度、关系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层次性特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必须由表及里、循序渐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19]。这里需要处理好形式与内容、服务与引导、经济与政治等关系，而关键是如何做到虚实结合、虚功实做，既见物又见人。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探索建立“亲清家园”，成功打造综合性实体化“亲清”平台[20]。这一平台的总体目标就是“亲”“清”，具体有四大体系支撑：一是队伍支撑，建立“联建工作站”、“企业顾问团”和联络员队伍；二是渠道支撑，强化政企互动，创建“政商直通车”、“亲清会议厅”、“纠纷调解室”；三是服务支撑，实施委托运行，健全由商会服务中心承接的便捷化服务受理机制、科学化的服务创新机制、全程化的服务监督机制；四是文化支撑，开设“亲清文化研究所”和“亲清文化展示园”，培育亲清文化体系。实践表明，层次化的渠道解决了过去政企沟通中存在的“沟通机制有，具体管道少；宽泛沟通有，深入沟通少；上层沟通有，底层沟通少；被动沟通有，主动沟通少”的问题，有效落实了政府安商惠商的举措，有效提升了社会辅商助商的能力。

　　3.立体化。政商关系在各个区域各个领域各个层级各个阶段的全覆盖，要求我们必须统筹上层与下层、盆景与风景、硬件与软件、眼前与长远、分工与协作等关系，致力打造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立体化工作格局。一是建立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工作机制。宁波市在试点过程中，着眼“树立标本、标准、标杆”的总体要求，坚持由点到面、逐步推广的原则，多层面全方位试点。一方面实施分层差异化试点，针对市、区县（市）、乡镇（街道）三级不同功能定位，分别开展负面清单拟定、机制制度建设，亲清家园、亲清文化建设，基层亲清政商关系践行。另一方面同步开展“软硬件”试点，“软件”方面建立健全负面清单和体制机制，发布亲清指数，设置企业服务热线，组建企业家智库，开展涉企服务质量监测评价等，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硬件”方面，为服务企业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保障，为全面践行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创造工作条件，通过优质服务为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搭建亲清关系的桥梁纽带。宁波的试点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范本和经验，现在到了该顶层设计的时候了，国家和省级层面应及早制定出台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总体方案和实施办法。二是建立立涉企问题化解“总开关”机制。调查表明，在实际工作中，企业反映问题的渠道不畅通、不给力，各部门走访企业“倾听问题的多、解决问题的少”的现象依然存在。应整合各涉企资源，搭建民营企业诉求直通平台，组建依法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跨部门联合工作机构，统一由企业家权益保护委员会这一“总枢纽”，对诉求平台和入企走访调研所收集的问题进行跟踪化解落实，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谁负责谁办理，着力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大力推动涉企政策落实落地，增强企业获得感，保证企业对政府的信心。企业家权益保护委员会，应由党委、政府垂直领导，行政部门、司法机关负责人及媒体记者和律师、企业家代表共同组成，采取召集人制开展工作，当发生企业家侵权问题时，及时为企业家提供援助，为政企良性互动提供重要保障。与此同时，完善协会商会内部自治机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来弥补政府失灵。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建立涉企服务“红黑名单”机制。要按照前不久颁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工商联关于发挥商会调解优势 推进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注重发挥商会组织的调解作用，使调解成为化解民营经济领域矛盾纠纷的重要渠道；各级工商联和各级人民法院要完善诉调对接机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三是建立健全“党建带”“统战推”的工作机制。在推动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构建方面，基层大统战工作格局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从浙江各地实践探索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党建为引领，以统战为抓手。浙江省嘉兴市工商联提出了打造红船旁商协会党建高地的工作目标，把党员副会长以上担任党组织书记作为标配，进一步打造商协会党组织阵地建设标杆。浙江省新昌县在非公企业建立统战工作站，建立政企挂职“双向交流”机制。与此同时，要精准选择合适的社会协作专业机构合作，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通过完善机制，整合各级各方面资源，有效疏通政商沟通渠道，落实政府安商惠商举措，提升社会辅商助商能力，营造由统战部门牵头、全社会参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深厚氛围。

　　[1] 万建民：唯有法治方能厘清政商关系，《中国企业家》2014（21）3.

　　[2] 佟德志：当代中国政商关系博弈复合结构及其演变，《人民论坛》 2015（5）16-18.

　　[3] 杨典：政商关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2）30-35.

　　[4] 赵晔: 统一战线处理政商关系的作用机制及其创新研究——以辽宁为例分析，《党政干部学刊,》2018（6）44-49.

　　[5] 江阴市委统战部江阴市委党校联合课题组：新型政商关系构建中的统战策略研究，《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6）64-73.

　　[6] 李小娜 严志海 高学东：统一战线机制下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1）56-61.

　　[7]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强调：鼓励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 推动改革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互动（N），《人民日报》2014-12-03（1）。

　　[8] 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在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3-09（1）.

　　[9] 截至2018年底，浙江全省共有各类新阶层人士470万人，其中民营企业技术和管理人员以及外资企业中方管理和技术人员约360万人。各地对做职业经理人的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如：宁波市海曙区的职业经理人俱乐部、绍兴市各地探索的专做职业经理人工作的民营企业统战工作站，等等。

　　[10]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人民日报》2016-04-26（2）.

　　[11]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强调：鼓励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 推动改革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互动（N），《人民日报》2014-12-03（1）。

　　[12] 参见杨卫敏：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探析——学习习近平有关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论述，《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3）37-45.

　　[13] 国办通报优化营商环境典型做法 浙江入选数最多，央广网浙江频道2018-08-04，http://zj.cnr.cn/zjyw/20180804/t20180804_524323057.shtml

　　[14] 这方面，山东省青岛市已先行一步。前不久，青岛市印发《关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鼓励全市党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依规依纪依法前提下大胆开展工作，积极与企业和企业家接触交往，主动为企业发展搞好服务。详见：何淼玲：把握好政商“亲”“清”的辩证法《湖南日报》2018-12-28 （5）。

　　[15] 王坎 尚丹：习近平为什么强调“底线思维”，人民日报客户端2019-01-30。转引自“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cn/2019-01/30/content_74424584.htm

　　[16] 参见杨卫敏：试论新时代政商关系中的若干领域和关系，《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5）4-13.

　　[17] 即：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负面清单+（联系沟通服务机制、容错免责机制、评价机制）+亲清家园。

　　[18] 即：“亲清交友·探亲式入企”、“亲近企业·常态型政企互动”、“清朗环境·重点监督”、“清廉施计·刚需型护企”、“亲切培育·人才直通车”、“清醒认识·政策送上门”、“清楚症结·热线枢纽”、“亲力亲为·商协会安全自治”、“亲身体验·承接职能转移”、“清晰定位·建四好商会”十大机制。

　　[19] 参见杨卫敏：简析新型政商关系的层次构建及保障——以浙江省的实践探索为例，《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4）33-40.

　　[20] 宁海县专门成立了“亲清家园”领导小组，制定出台了实施方案，并专门落实了工作场地和运营经费，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全力推进“亲清家园”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