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宏堡大学与大家欢聚一堂，大有“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和幸福感。首先让我祝贺在座的莘莘学子学有所成，学贯中西！

　　遵照柏林华人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吩咐，要我汇报一下治学经验。我多次写文章讲“有付出方有杰出”，很惭愧，我有付出，而没有杰出，是个例外。我写了一千多万字（不包括主编的），出版了文集24卷，还有几百万字尚待出版。遗憾的是，我的作品有数量而无质量。如果说还有点影响的话，我那一千多万字绝大部分是近40年写的。我是随着国家改革的步伐前进的。改革打开了知识宝库，开放打开了写作的思路。如果一定要我讲治学经历，概括起来只有三个字：读、走、写。

　　读

　　先说读。学问是积累起来的。要把学问做好，必须了解前人和旁人的研究成果。这就要读书。有句名言说得好：读书就是站在前人、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我读书是很积极的，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地读。在不宜读书的车上、飞机上读。1960年冬天下乡，不便在农民家里读，我跑到几个坟墓中间，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读。我相信“开卷有益”，开的卷越多越有益。见贤思齐，我崇敬中国乃至世界的名人名著，我需要从他们的书中吸取营养。我脑子有很多疑问，促使我从同行的专业书本上找到他们的阐释。我有24个书架，放着乱七八糟的书。我的藏书很杂，大部分是文科书，也有理科的书。我喜欢借书，我有好几家图书馆的借书证。没借书证的图书馆，我请朋友代借。我读好书，也读叛徒、汉奸写的坏书，读被各国视为反面人物的书。读这些人的书，主要是作为放矢之“的”，有的也可以弥补好书“为尊者讳”的缺陷。好人不忍说“尊者”做过的错事，可是坏人是不给“尊者”留面子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很多名人的正史、野史、艳史，以及少数人的丑史，我或多或少能说出几句。对任何国家的学术权威都要尊重而不迷信。人无完人。古人“说大人则藐之”似乎有点过分，认为任何大人都有可“藐”之处则不为过分。很多学者晚年的观点跟早期不一样。不一样又分两类，一类是前进，晚年纠正早年的错误；一类是倒退，晚年不如早年。这都要求我们冷静分析，不要“拣到篮子里都是菜”，不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有前后左右都看过，才有深度、高度，才能接近真理。请注意“接近”二字。真理是过程，是进行式。学问做的再好，也不可能穷尽真理。越是读书多的人，越是有学问的人，越能做到虚怀若谷；越是虚怀若谷，越喜欢继续多读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容易自满，自负。

　　说起与书的关系，我还有三个特殊经历：

　　一是吃住在图书馆。珍品书不许出馆，只能在馆里看。我们任务紧迫，怎么办？图书馆同意我们住在图书馆里，书不出馆，夜以继日地在馆里看。既不违规，也保障了进度。我等三人在上图靠近黄陂路那排房子里的一间宽2米，长10多米的怪房间住了一个多月，每天晚上23时以后到上图对面的五味斋饭店吃一碗面条，可以报销二毛五分钱。

　　再一个特殊经历是印过书。上海曾有一家设备最先进的印刷厂叫海峰印刷厂，很多人不知道。不在上海，在安徽绩溪县的眼睛山上，当时称那里为“小三线”。一旦打起仗来，上海不能印报纸，就在眼睛山上印。“文革”后恢复高考，考卷就在海峰厂印制，那里的字模最佳，获过奖，印出来的文字，看起来不吃力。我在海峰厂捡过铅字，拼过版面，笨手笨脚，速度不及排字工人的1/10，深感出书之艰难，深感脑力劳动离不开体力劳动。

　　第三个特殊经历是卖过书：我在多家新华书店当过卖书的“营业员”。“文革”前，干部每星期四上午必须参加劳动。我是书痴，参加什么劳动？经领导同意，我到书店站柜台，在上海福州路、衡山路、淮海路瑞金路的大书店卖书。卖书有个好处，顾客来买时，可以跟他们聊两句：“给谁买的？”“怎么喜欢这本书？”“为什么不买哪本书？”顾客是上帝。“上帝”的回话比答问卷更真实。由于大书店分类分得细，站柜台只能了解一类书，有局限性。我还到淮海路、华亭路的一家小新华书店卖过书。在小书店可以了解读者对各类书的看法。所有这些对自己如何写书都有所启迪。书是给读者看的。读者是书的评委。作者得听读者的。卖弄文字，自我陶醉，如果读者不喜欢就是败笔。

　　书本里的知识是实践的反映，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还要回过头来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要做好学问，要有所创新，要有真知硕见，还必须要走进实践。下面讲“走”。

　　走

　　走，不是走马观花，不可雾里看花，要下马观花，下马栽花。走，主要不是走红地毯，要走曲折坎坷的山路和田间小道。我坐过一次长途汽车，半路下雨，从车顶渗水滴在旅客头上。旅客哇哇叫。司机说：“对不起，我马上修好。”司机到田地里抓把红色的烂泥，搓搓揉揉，爬在车顶上把粘泥往缝里一塞，便不漏了。我到云南的麻栗坡看化石，那里是横断山脉，一道高山，一道深谷。爬山没有公路，有时可骑马，有次马太累了，马失前蹄，我从马头上滚进了山谷。在往下滚的时候，我想几万年、几亿年以后我自己会变成化石。没想到滚了十来米，被一棵小树挡住了。我慢慢抓住荊棘爬了上来。当时不觉痛，上来一看双手被刺儿刺得全是鲜血。好在刺儿小，流血不是泉涌。在红河州我尝过穿密林的滋味。密林里充满荊棘，马不肯走。马不走，人不能不走。我们穿着帆布靴，带着蛇药，以防蛇咬。想不到树上的蚂蟥（水蛭）会掉进脖子里。谁都知道，蚂蟥是在水里的，哪知那里在雨季蚂蟥会上树。我写文章很喜欢用“披荆斩棘”这个成语，真要披荆斩棘时，方知过去写“披荆斩棘”四字时是何等的轻飘飘，没分量！“事非经过不知难。”我在密林里下决心：今后一定要以今日之“披荆斩棘”的精神在求学之道上“披荆斩棘”。

　　我进过哀牢山，与金平县的苦聪人相处过好几天。他们的歌声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们没有吃过一粒米，我们没有穿过一件衣，我们没有牵过一头牛。天上阴森森，地上湿淋淋……”他们在1953年以前，处于原始社会解体阶段。他们用的工具是弩，不是箭。四五十岁的拉祜族兄弟是为我们当翻译去的。他拉了几下苦聪人的弩拉不动。苦聪人的氏族长年过七旬，接过来一拉就拉开了。1953年前苦聪人是磨擦取火。磨擦取火有三种，苦聪人采用的是最落后的一种。因此，对他们来说，下雨时保存火种是头等大事。怎么保存火种？只能用类似女排获胜时人叠人的那种方式，用身体挡住雨水。人叠人最下面的人是谁？是氏族长。70多岁的氏族长打开胸部、腹部给我们看，全是伤疤连伤疤，伤疤摞伤疤。氏族长这般吃苦在前的崇高品德，多么值得今天带“长”字号的人学习啊！

　　走就是调查，是真正的田野调查法。边走边看、边问、边听，要像中医一样，望、闻、问、切。学问是问出来的。有时一问，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快感。问，有时需要明知故问。不要对自己的所“知”过于自信，明知故问是核实，是检验。2018年4月我去了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玻利维亚。那里过去是西班牙殖民地，可是殖民者没有上过4500米以上，因为上到那里人就变成“人干”。我想上去。《国际歌》唱道：“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如果不了解全世界受苦的人，如何解救全世界受苦的人？国际歌是唱的，更是应当干的。学者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至少要开出改造世界的药方，提出社会发展的途径。在玻利维亚，去海拔4500米必须走一条“危险之路”，去海拔5000米必须走一条“死亡之路”。我上到了4500米，在危险之路上，出了洋相，喘不过气来，步履维艰。我估计会死亡，便迈一步说个“死”字，再拔出一步说个“活”字，“死——活——死——活”地往上爬。哪知同行的人听了说我嘴里喊的是“世——哈——”，因为发“死——活”的声音要用力气，我已没那个力气了。所以同行的人无论如何不让我再上“死亡之路”。我们只好把生活在5000米的印加人请下来介绍情况。可以说，他们衣食住行用、生长老病死的情况，全是我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全是书本上没见过的。五千米寒冷，印加人怎么御寒？他们是在床下养几十只荷兰兔，用荷兰兔的体温来提高室温。他们做菜没佐料，用小便晒干后的白碱当佐料。他们洗手没肥皂，还是用上面所说的小便晒干后的白碱当肥皂。西班牙后裔和印加人都承认一句话：“生活在五千米的印加人在活着的时候是不生病的。”意思是：有病当没病。有个国家的土豆（马铃薯）专家，办了个土豆博物馆，展出了三千多种不同的土豆，认为很全了。想不到他看了印加人高海拔、高紫外线照射下的土豆惊叹了，怎么会有如此鲜红的土豆，怎么会有辣如椒的土豆？怎么还有甜如蘋果的土豆？他认输了，我也认输了。

　　山外有山楼外楼，天下学问永不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学问就在自己脚下，只要是有心人，走到哪里都能发现学问。全国56个民族我访过四十多个。台湾的少数民族我也接触过三个，写台湾的文章被转载。台湾布农族酋长的礼服是珍珠衣，可是现在没有了，无法给我们欣赏了。他们说的时候，很伤心。我告诉他们，我的老师1947年在台湾研究民族问题时，买过一件珍珠衣，现在复旦大学博物馆。他们听了立即兴奋地拉着我跳舞。科学无国界。全世界190多个国家，我去过60来个，绝大部分是自费去的。把钱用在哪里，都不如用在调研上。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是捧着一颗求学的心走进五大洲的。我与162个国家的人握过手，聊过天。我将出版一本三百页的《与百国百姓在一起》。写得很浅薄，称不上国别比较研究。外事无小事，我侧重于讲民俗，不为国家添麻烦。读和走，对做学问的来讲不是终极目标。学者的目标是把所读的、所走的化合成书。下面讲一讲我是如何写的。

　　写

　　我写文章成瘾。我这个人不吸烟，没烟瘾；不喝酒，没酒瘾。但我写文章成瘾。古代画家讲“搜尽奇峰打草稿”，是从写实角度讲的，很有道理。不过，我常常一见“奇峰”就写，不等捜尽奇峰就写。我相信说“搜尽奇峰”的人没去过阿尔卑斯山和安第斯山，恐怕连珠穆朗峰也没去搜过。画家要尽量多捜，但也不能等搜尽了再画。大哲学家黑格尔去过多少地方？我这个人不怕浅，我主张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深入浅出。我这个人不怕出错，错了就改。对勇于改正错误的人来讲，“错误是正确的先导”。有些大学者出集子时抹掉过去的错误文字，冒充一贯正确，欠妥！我的导师教导我“要像歌唱家‘曲不离口’一样，学者要‘笔不离手’”。导师说这话时电脑还没出现，现在有电脑了，网络化了，我这个时代的落伍者是用汉王笔上网的，汉王笔还是笔，没辜负导师教导。

　　一个人在与人相处时，要求同存异。在学术研究中，要求异存同。拾人牙慧是没出息的表现，爱重复套话，不会有半点创新。几十年来我在写作上求异求新，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后来知道理论界的求异求新之路不平坦，比我爬哀牢山还曲折。

　　先说不太曲折的。我知难而进，写过几篇不合时宜的文章，既无人公开肯定，也无人公开否定，说明我们的社会是宽松、宽容、宽厚的。在有人认为敏感问题不能碰时，我连写两篇文章提出“敏感点应当是理论生长点”。在有人以知名度取人时，我写文章讲，更要強调“知民度”。在有人不赞成“公民社会”一说时，我在政协两千多人的大会上发言肯定公民社会，多家媒体作了报道。据说是至今唯一的一次，此前此后都没人公开肯定过公民社会。在党史研究中出现不太尊重历史的问题时，我著文罗列了党史研究中的十种现象，批评“一俊遮百丑”、“一丑遮百俊”，批评“老子英雄儿好汉”、“儿子英雄爹好汉”等问题。我准备好了有人反驳，结果平安无事。这说明中国学界具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品格。在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倡导“兼顾公平”，并作为原则来推行时，我发数篇文章批评领导不应该把公平放在兼顾的地位。在有人为“兼顾公平论”粉饰，讲“第一次分配讲效率，第二次分配讲公平”时，我提出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都要讲公平，甚至在被我称为“第三次分配”的慈善、救济工作中也要把公平放在首位。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反批评的文章，以后不知怎样？

　　还有一次，我在《社会科学》杂志上发了篇《马克思主义多样化问题》，讲不同国家结合本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各美其美，各称自己为“有特色”，这就会产生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流派，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久，上面批评“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说法。我想我这次逃不了了。没想到《社会科学》编辑部保护了我。他们认为“多样”不等于“多元”，邓伟志是讲“多样”，不必列为错误。上面也没追究。这说明理论界是千方百计爱护、保护学者的。中国是有学术自由的，不要听那些把中国妖魔化的说法。

　　下面讲一讲有争议的文章。

　　我是在70年代末第一个替港澳文人曹聚仁说好话的。很多书上讲他是“反动文人”。我讲他不反动，立即遭到上海一位在40年代与曹聚仁有过争执的老人反对。老人告我一状，还说我与曹聚仁的夫人邓珂云有亲戚才为曹翻案的。领导找我谈话时，我说邓珂云是广东人，我是安徽人，我至今没见过邓珂云这位“姑姑”，不过，我正想向“珂云姑姑”借书，再写文章为曹聚仁翻案。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上海《文汇报》连发《家庭的淡化问题》《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淡化当官心理——谈当官与做学问的函数关系》三篇文章，篇篇引发争论。有位工程师业务很好，但不会做家务。他妻子是优秀中学师，教育部请他妻子到北京编教材，这是很光荣的任务。他妻子没去过北京，很想去北京，但也担心她一走，家里的事放心不下。我那《家庭的淡化问题》文章是星期天刊出的。他妻子看后，把报纸往丈夫身上一扔，说：“家庭淡化，我去北京决心定了。”工程师勉强同意。想不到几天后，工程师一人在家，越来越感到不便，一气之下写信向邓伟志要人，要文汇报“还我妻子”。这三篇文章在文汇报及其内部刊物《理论探讨》上都展开过讨论，外地的报刊也发表正能、负能两类文章。胡耀邦要中办写信给我，表示学派一文“对贯彻双百方针，推动学术事业发展是有益的……”后来这三篇文章被媒体称作“邓氏三论”。30多年过去了，现在还有人提起这“三论”。

　　1986年我在上海市社联主办的《探索与争鸣》上写了篇《不创新，毋宁死》。有领导同志看了，说：“我没创新，不还活得好好的吗？”这本来是戏言，主管的人“拾个棒子认个真（针）”，吆五喝六地要刊物主编检讨。我隐约知道后很难过，比让我这作者自己检讨还难过。有次理论界开会，我自费买了几十本杂志，故意在会上散发，赠送，向在座的主管人挑战。也就在这时，外地邀请北京、上海的几个人去开研讨会。我与市社联副主席王书记同行。我知道书记是奉命办事，不得已而为之，便向王书记婉转表达了令主编检讨一事的不满。他示意赞成。回上海后，他没叫主编从政治上检讨，只要他承认错在“知识不足”上，就过了关了。我心稍慰。后来，有关方面要刊发我的照片，我发了我与主编的合影，以示对主编的尊重和歉意，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谁大动干戈。

　　1979年有家刊物充斥着“耳朵认字”“腋下认字”“舌头认字”“生殖器认字”的文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车公庄看了被刊物称为“之最”的两姐妹的表演，很明显是弄虚作假。20年代在周恩来领导下的特科工作、后任外贸部长的李强对我等说：“什么耳朵认字？顾顺章早就在舞台上表演过。”我公开指出耳朵、腋下认字等是作假，招来一片骂声。一位很喜欢我的导弹专家也生了我的气。一位中将致信总书记，说邓伟志不看就说是假，是唯心主义。好在总书记说了公道话，告诉中将你们要试验可以试验，但不要公开宣传。后来我不得已出了本《伪科学批判记》，没见读者批评。争论总有平息的时候。

　　还有，1985、1986年，我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之邀，在“学习节目”办了个“邓伟志信箱”。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以真名实姓挂牌的节目，听众欢迎，领导重视。上海电台还在全国会议上介绍了办“邓伟志信箱”的经验。就在电台把这个节目评为优秀节目，即将发奖时，有人向上反映节目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怎么办？奖是按程序评的，不发不好，发也不好。电台想了个好办法：我不出席发奖大会，奖品会后由编辑送我家中，“两全齐美”，进退自如。

　　在学术上，我是于1981年2月第一个在社会学重建后在全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开设“家庭社会学”课程的。我是于1982在国内第一个提倡“妇女学”的。因为我了解国内外的贫困阶层贫困到何等地步，便着力提倡民生社会学、贫困社会学、贫困文化学。我在批评“兼顾公平论”的同时，连篇累牍地大讲社会平衡论、社会张力论、社会矛盾论。由于一谈“文革”就容易扯到个人恩怨，因而有人主张免谈“文革”，我认为历史不可有“断层”，提出建立一门“文革学”，侧重于从学术上分析。在今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时，我又提出建立一门“改革学”，希望用理论高屋建瓴地指导改革开放的深化。我提出了改革学的“八大规律”，在这里就教于诸位。“八大规律”是：目标守恒律、一改百改律、贫富均衡律、快慢有节律、进出有则律、内外有别律、多样包容律、上下一心律。文章刚发表两个多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抚今追昔，追惜抚今，深感自己在学术上只不过沧海一粟，充其量是飘浮在知识海洋边上的一叶小舟。

　　如果说我还有点理论勇气的话，那是因为70年前，我10岁时亲眼看见过解放军的战斗英雄倒在血泊中，是因为解放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把我送出战场，让我死里逃生。我的家乡是淮海战场。2019年1月要纪念淮海战役胜利70周年。其实，在洪堡大学跟大家讨论治学的时候，70年前的今天淮海战役已经开战。我见过不怕死的英雄，英雄的精神感染我不怕死。因此在理论上受挫时，我会愈挫愈勇。倒楣时也不是一点都不怕，不太怕是绝对做得到的。我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对付倒楣，以马列毛的语言顶掉“政治帽子”。一触即跳不是学者应有的气度。即使人家是吹毛求疵，也应当感谢人花气力吹毛，感谢人家找出了“疵”。天下没有无疵之佳作，何况我们的拙作！要堵住人家的嘴应在写作过程中下苦功，文章刊出之后就应当欢迎七嘴八舌了。“虱多不痒”，遇到的争议多了，我索性写文章讲：我的名字叫邓伟志，我的号叫“邓争议”。做学问不可能没争议，争议是推力，推动逻辑更严密，概念更准确，争议促完善。我的理论勇气还来自于一位1948年在我们家乡的战场上当记者，1969年是中国驻联邦德国记者，接着又任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的王殊。王殊这个人了不起，在很多国家都认为联邦德国是军国主义时，他敢于向中央反映联邦德国是和平主义，并建议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这在当时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甚至可以认为是“认敌为友”。他这“逆潮流”的建议引起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注和称赞。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当天，耿飚点名要他深夜接管《红旗》杂志，任总编辑。我1976年底借调在《红旗》杂志写批“四人帮”的文章，在他领导下工作。大家一再请他讲两次见毛主席的过程。我们听后都为他的实事求是、敢于谏言的精神所感动。他这位曾经平均一天写3.3篇报道的笔杆子，晚年担任写作学会会长，我们更认识到写作需要他那样的胆量。我们即使不能像他那样“敢为天下先”，咱至少也该做到敢为一座山的“山下先”。

　　如果说我还有点学术成果的话，那应当归功于党和人民的培养。我读大学享受全额助学金，另发两三元补贴。那时的两三元相当于今天的两三百元。没有助学金我上不了大学，只会是个泥腿子。我能提出改革学，是因为我听过1977年出国的四个代表团的报告，是因为1978年在“真理标准讨论”几天后，我便得风气之先，较早地听到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同志的讲解，接触到支持讨论的几位大人物，是因为我在1978年的科学大会上做一点简报工作，亲耳听到邓小平《科学的春天》的讲话以及科学家们的发言，是因为我曾在为邓小平起草《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的理论家身边工作，受到他们特殊的教育和关怀。改革促进学人改观，开放促使学人开朗、开窍、开通。

　　各位同仁：几十年来，我是在出错与纠错中匍匐前进的，酸甜苦辣，咸痒涩麻的“人生八味”都尝过，这比之于许多国家有成就的学者所遇到的挫折是微不足道的，比之于德国的韦伯、哈贝马斯他们所受的阻力小得多。更无法与洪堡大学的校友马克思相比。马克思因为有超人的高见遭受关押、驱逐。王羲之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读和走都是“游目”，我相信“游”过“目”的人，胸怀会豁达的，会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

　　各位朋友：要读，要走，还要写，时间哪里来？时间是个常数。在常数不能更动的前提下，要懂得行藏用舍，有所舍方能有所得。要在学问上领先，必须在其它方面有所牺牲。这里有个选择问题，既然选择了学术，就不要在别的方面有什么奢望，心无旁鹜，别想登上天王星、海外星。我接触过好几位儍得可爱的大专家，他们在专业之外所知甚少。要处理好一专多能、做“T型人材”与“有所舍”的关系。作为学者宁为学问所困，不为财富所累。学者门上的对联应当是：“追求发财莫进来，要想当官走别路。”为了学问，我的做法是：生活简单化，知识复杂化。多管脑袋，少管口袋。在吃的方面，我认为价格高的不一定营养好，营养好的不一定对我好，营养讲平衡。我的体重长期保持在七十二三公斤，可能与我不讲究吃喝有直接关系。过去美国有位华人诺奖获得者丁肇中，進了他的实验室，七天七夜不得出来。吃住得服从科学实验。想想看，实验室的生活再好能好在哪里？以色列请爱因斯坦去当总统，他不去，发人深思。天才就是汗水。学人要把汗水晒在学问上。

　　各位学友：我曾写文章讲“作为老师最大的欣慰莫过于学生超过老师。”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超过老师。“自古英雄出少年”，创新一定会出自于在座的年轻人之手，奇迹一定会从你们身边闪亮登场。

　　各位同学：40年来，我们国家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一日千里。贫困地区正在脱贫，很多地方已经脱贫。上面提到的50年代之前不穿衣服的苦聪人，他们后来居上，取兄弟民族服装之美，他们华丽的衣服不仅我赶不上，恐怕你们也比不上。我们国家还在改革，还有改革的空间。改革的空间正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大舞台。祖国欢迎你们。你们出生的地方期待你们回归故里。

　　最后，再一次祝你们学有所成！再加一句：祝你们学成回国，做海归派的先锋！祖国需要你们这些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人才，祖国的亲人在向你们招手。祖国在拥抱在座的各位！

　　（2018年12月1日于德国洪堡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