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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藻自传

发布时间:2019-09-29  来源:原载《晋阳学刊》1982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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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1901年4月12日(农历2月24日)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夏港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吴焕若在镇上与人合伙开小米店。父亲童年失学,后来也没有念过什么书,因而家中没有什么藏书。

  我五岁时,便由我二姐陪我到乡下的一所蒙学堂上学。后升江阴城里的礼延学堂高小。毕业时名列第一,获“三优”奖,颇得老师曹某的赏识。我先是考上由江苏省有名的书院改成的南菁中学,一年以后,曹老师劝我投考北京的清华学堂,因为清华毕业后可以官费留美。我听了他的劝告,便在十六岁那年考上了清华学堂的插班初中二年级。同宗吴漱英代我筹了旅费,并带我进了北京。

  清华学堂是留关预备学堂,一切免费。学制八年,前三年是初中,后三年是高中,最后二年相当于美国大学的二年级。课程和教材也与美国相仿,除中国史等少数课程以外,基本上都是用美国的英文原文教材。教师也基本上都是留美人员或直接从美国等聘来的外国人。在清华学堂的头几年,我是遵规蹈矩地接受美国的那一套教育。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使我的思想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也卷入了清华的游行活动,但队伍走到西直门时,城门被守兵关了,进不去,只好在海淀一带游行。在此期间我也写过一些爱国反帝的宣传品。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也在此时开始得到了确立。

  五四运动以后,我进一步接触了一些新思想。当时曾订了许多杂志,如《新青年》《少年中国》《醒狮》《新潮》《建设》《解放与改造》《公闻周报》等。看了不少孙中山、朱执信、廖仲凯、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文章。在政治思想上我当时比较偏向孙中山和朱执信、廖仲凯的观点,胡适的实用主义则不感兴趣,因为胡适主要是搬杜威的那一套理论,而我则比较赞成罗素的社会思想。但对胡适提倡白话文的主张是赞同的。

  梁启超也是这个时期给我影响较大的人物。尽管我不赞成他的改良主义和后来的保皇主义主张,但对他的学术思想是非常欣赏的,特别是他丰富的国学知识和治学方法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影响很大。我曾和他的儿子梁思成是清华的同班同寝室的同学,通过梁思成的介绍我曾进见了梁启超。在清华学堂的最后一年,梁启超来校讲了《先秦政治思想史》一课,使我初次接触到了我国的先秦诸子百家,对我启发很大。我后来教书讲《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就是以梁的本子为基础,穿插以西方的东西的。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我所阅读过的报刊书籍和报上连载的罗素、杜威在北京的讲演也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所有这些“五四”以后的思潮,如爱国反帝、民主、科学的思想都使我对社会政治思想及其理论发生了很大兴趣,也为我后来选择学习和研究社会学和民族学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当时,我对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文章也曾感过兴趣,但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的创始人。由于受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较大和对当时所谓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宣传的接受,头脑里确立的是学习西方、振兴中华,因此也不可能走上共产党人所提倡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1923年,从清华学堂毕业,带着学西方和教育救国的思想,赴美留学。我们这一届是清华学堂历年来赴美留学中人数最多的一届。同船去的还有其他学校的赴美留学生。也就是在去美国的船上,与谢冰心相遇并播下了友谊的种子。

  在同学潘光旦的介绍下,我进了美国东部新罕布什尔州有名的达特默思学院,插入社会学系本科三年级学习。这二年中,又接触到大量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史和理论。除了必修的基础理论课以外,我偏重学习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史和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有关的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学说。在所学的课程中,对我后来研究方向影响较大的是史帝华(J.Stewart)教授讲的意、法、英、德、美等国的思想类型。我回国后就曾以他的讲课为基础,加上自己的研究,写了多篇介绍这些国家社会政治思想史论文。

  在学习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同时,我还选修了旁系的一些课程,如逻转学(科学思维方法),社会伦理学(价值标准、道德规范)、英国宪政史,美国政府,福利经济学等。也因此较早读到了受到列宁评论的霍布逊(J.A.Hobson)的《帝国主义论》和他的两本人本主义经济学著作《工作与财富》《工业休系》,读到了伯里(J.B,Bury)宣扬西欧启蒙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名著《进步观念》等。

作者:吴文藻     责任编辑:张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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