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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爱书成魔”的图书馆学家

发布时间:2019-11-18  来源:文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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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郑振铎的研究多聚焦于其作为作家、编辑家、藏书家等侧面,而鲜少谈及他在图书馆学方面的成就。其实,他是个地道的图书馆学家,更是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拓荒者和践行者,在文献收藏、分类目录、阅读推广及古籍整理等方面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卓然的成就。

  与图书馆结缘

  郑振铎因爱书而与图书馆结缘。如果说他最初痴迷于图书馆是缘于对书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那么他后来任职暨南大学图书馆馆长以及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主管全国图书馆工作)等工作,则是出于他弘扬文化、传播知识的“大家”远略。

  先生自己曾经说过:“我的知识是从图书馆里来的。”他甚至“浸泡”在图书馆里按学科(如社会学、文学等)如饥似渴地逐本阅读图书,像一块干透的海绵,近乎疯狂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

  郑振铎在国外学习期间,也充分利用当地的图书馆。1927年,在赴欧洲留学时他还曾给自己制订严密的学习计划,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要走遍欧洲各大图书馆,并阅览它们的奇书及中国的古典书籍。果然,在到达法国的第二天,他就去巴黎图书馆办理了借阅证,在巴黎短短一个月时间里,他遍阅了馆藏的几乎全部罕见书籍,如古代中国的经卷图籍等。当他在巴黎借到一本非常珍贵的敦煌抄本《太子五更转》时,激动得两手颤抖,眼泪都快要流下了。在巴黎图书馆的50天,郑振铎把馆藏的中国戏曲、小说全部翻阅,并编写了《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中国小说和戏曲》,对罕见的40余种图书作了版本、目录、内容的介绍和评述,寄回国内发表。

  在英国伦敦逗留期间,郑振铎又成为了大英博物馆的常客,那里保存着中国敦煌石窟的经卷善本。但按照当时馆里的规定是不能抄录的,先生只好背熟一段,到吸烟室里默记一段。这种精神在电子技术发达,可跨越国界进行馆际互借的今天,尤为难能可贵,可谓“笨”得可爱,“傻”得可敬。

  吸纳知识、抢救古籍之外,郑振铎开始关注作为“人类公共记忆大脑”的图书馆本身,并审视中西方图书馆存在的差异。与巴黎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的“为用而藏”相比,当时国内的藏书楼仍处于“重藏轻用”的封闭状态。1931年,郑振铎前往浙江天一阁查阅资料,被拒之门外。中外图书馆两种不同的藏书观,使他深深感到,图书馆的藏书是为了读者利用,图书馆应向读者全面开放。他在《谈分书》中指出:“书是天下之公物,谁也不能拥而私之。”正是在这样先进理念的引领下,才打破了天一阁的“闭门造车”状态。1951年4月,郑振铎再次拜访天一阁时,与范氏家族、宁波市文化部门领导一起商议。最后,范氏家族将天一阁捐献给国家,向读者全面开放。

  他还建议建立乡村、区域、省立、国家等四级图书馆。同时指出,图书馆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机构,必须有相应的专家才能提高图书馆学的学术水平,提倡要奖励那些对图书馆学术有特殊贡献的学者,以发挥图书馆作为理论研究阵地的功能。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作者:尹培丽     责任编辑:张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