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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宾符同志

发布时间:2019-11-18  来源:摘自《近湖楼诗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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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一晃过去了二十年。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十年内乱给民主党派带来了重大的灾难,我们民进中央机关已经被红卫兵勒令停止活动。那天,我正在机关传达室值班,忽然接到张纪元同志打来的电话,说是冯宾符同志去世了,噩耗传来,我感到万分悲痛。宾符同志走得太早了,他才五十二岁啊!

  二年以前,宾符同志不幸患了肠癌,在北京医院动了手术。经过治疗休养,一度病情有所好转。有次宾符同志在会上说,马克思还不收我,我又能同大家在一起了。虽然还面带病容,人也稍瘦了,但他充满乐观的说话,大家听了都很高兴。谁知不久之后,癌细胞转移到肝脏,他又住进了医院。一九六六年八月,“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开始,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造反派”在他的病床边贴标语,抄走他的笔记本,把他当作“走资派”要揪斗,社里贴满了诬蔑他的大字报,开了缺席批斗会。这对病中的宾符同志刺激很大,加剧了他的病情。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同志,原是宾符同志的老朋友,曾到医院尽力劝慰,与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使他心情稍为平静,但终因恶疾难治,竟在他精力充沛的时候,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宾符同志逝世后,当时只举行规模很小的遗体告别式,我们民进同志都没有机会见他最后一面。直到一九七九年三月,外交部才给他开了较大规模的追悼会,正确评价他的革命一生。

  冯宾符同志原名仲足,是浙江慈溪人。一九一四年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个中学教员,有很多进步亲友如共产党员沙文汉、冯定(他的堂兄),在彼此交往中给青年时代的宾符同志思想影响很大。宾符同志在宁波效实中学毕业后,没有进过大学,1932年他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靠刻苦自学成材,从做校对工作开始,到翻译、编辑,逐渐精通业务,终于使他后来成为国际问题专家、翻译家、优秀的编辑出版工作者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

  1934年,文化界前辈胡愈之同志和张明养、金仲华等几位志同道合的文化人在上海创办了《世界知识》,得到生活书店邹韬奋、徐伯昕同志的积极支持,成为生活书店出版的几种进步杂志之一。《世界知识》创办后,宾符同志就开始写些小品文、小知识,后来就写政论式的专文,从此跨进了国际问题的研究领域。

  抗日战争爆发后,《世界知识》一度迁到武汉,以后又迁到广州、香港出版,太平洋战争使香港陷落日寇之手,《世界知识》也被迫停刊。那段时间,宾符同志没有离开上海,他参加“复社”的斯诺名著《西行漫记》的翻译工作,也编过《译报周刊》,后又当教师,先后在上海麦伦中学、储能中学教书。他一面工作,一面同留在上海的从事秘密工作的共产党人保持紧密联系,进行艰苦的抗日活动。大概是1944年,他为了掩护楼适夷同志曾经遭到日本宪兵队的三次逮捕,被严刑拷打,想从他嘴里说出楼适夷的下落,日本宪兵把他关在有毒蛇、蝎子的池子里,百般进行恫吓,但宾符同志始终坚贞不屈,决不出卖同志,表现了一个革命志士的崇高品质和民族气节。最后日本宪兵释放他后,又暗中监视他的行动。宾符同志在教书期间,非常爱护青年、培育青年,曾经输送不少青年学生转移到苏北解放区去。那时候,上海地下党还团结联系一些上层的文化教育界人士,成立“星二聚餐会”,每星期二以聚餐为名,分析时局,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宾符同志是这个聚餐会的核心人物,经常参加聚餐的有许广平、林汉达、赵朴初、雷洁琼、严景耀等同志,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这个聚餐会实际是党团结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的一个外围组织。

  抗战胜利后,《世界知识》在上海复刊,宾符同志全力投入杂志社的社务和编辑工作。从1945年到1956年,主编过《世界知识》的有金仲华、张明养、刘思慕、吴景崧和他,而以他主编的时间最长。他是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岗位上离开我们的。

作者:毛启邠     责任编辑:张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