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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信谈文学研究会

发布时间:2020-01-06  来源: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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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10月,杨冠珊致信叶圣陶,询问文学研究会诸事。叶老以78岁高龄,用毛笔正楷写了5页长函回复,对所询问题一一作答。

  冠珊先生惠鉴:

  承赐长函,于昨日转到,读罢甚感。今提笔奉复,须先致歉,缘将使足下失望故。

  我年七十八,记忆力早衰退,近年尤甚。来示谓我于《文学评论》《文学知识》皆曾撰文叙文学研究会之事。此已全不记忆。今读尊书,乃仿佛忆之,然所叙者为何,莫从追想其分毫。惟有一事则记之极真:《文学旬刊》系附刊于《时事新报》,非《民国日报》之副刊也。

  文学研究会之中心实为郑先生(编者注:指郑振铎先生)。当时邀集发起人,在北京成立,皆郑先生主之。曾有宣言一篇,记是周作人所撰,刊于《小说月报》,今无从觅五十余年前之旧杂志矣。

  我虽为此会之发起人,未尝参加其会议。可能除北京成立会之外,未复举行其他会议。若是,则此会之组织松散,可以想见。其所以表见有此会者,惟在出一套丛书,以及编辑《文学旬刊》(后改为《文报(学)周报》)而已。至于《小说月报》,则为商务印书馆所出,编者先为沈先生,后为郑先生,而并非文学研究会之专属刊物也。

  承提起《倪焕之》,良为惭愧。如此幼稚浅薄之作,何足挂齿。手头乃无此作之自存本,请言其所以。抗战期间,我迁川八年,曾于乐山遭日寇轰炸,所携全部烧毁,其中有开明版之《倪焕之》。解放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曾重印此书,初以为取致甚便,未尝留存数册。乃文化大革命起来之后,此类书即绝迹,无从求索矣。深负足下之殷望,惶恐惶恐。

  今就来示所问诸点奉答于下:

  一、成立于北京,其时为一九二一年初。沈先生时在上海,我时在苏州,皆未参加成立会。二、记得《文学旬刊》曾标明文学研究会编。后改《文学周报》,由开明书店印行。至于起迄时日及出版期数,皆未能作答。三、前已奉告确有一篇宣言。内容如何,全已遗忘。四、诸人或为原来相识之朋友,或为投稿者,因投稿而相识。孰为会员,孰非会员,我不能指称。缘当时并无入会登记表,亦无会员录也。五、本系极为松散之会,似无所谓分化。各走各的路,自会之成立以至后来,固常然也。

  不能厌足下之望,于此再致深歉。即请大安!

  叶圣陶

  十月廿一日上午

  信文明白如话,任何解释都似多余;只有一点,却有非补充说明之必要:改革后的《小说月报》,编者“先为沈先生”,“后为郑先生”,而“先”“后”之间,还有一个“叶先生”在,只是名义上主编仍是郑振铎。这是事实,无法忽略。叶老自己“遗忘”了,历史却永远铭记:1927年5月,时任《小说月报》主编的郑振铎为防政治迫害出境避难,逗留欧洲岁余。这段时间里,叶圣陶代理其主编之职,先后在《小说月报》上刊发了胡也频、沈从文、戴望舒、施蜇存等人的作品,把一批文学新秀推上了文坛。1928年10月,郑振铎回到上海复任。由于两位“主编”的工作交接之确切时间与具体过程不甚了了,致使谁是1929年1月至4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灭亡》之“伯乐”目前尚无定论,但《沙菲女士的日记》能于1928年2月“闪亮登场”,则毫无疑问全赖叶圣陶慧眼识珠。叶、丁友谊由此而来,终生不渝。1979年春天丁玲结束被放逐生活回到北京登门拜望,叶圣陶激动之余挥毫写下《六幺令》一首:“启关狂喜,难记何年别。相看旧时容态,执手无言说……回思时越半纪,一语弥深切:那日文字因缘,注定今生辙……”

  还有一点也须提及:信中谈到文学研究会的“组织松散”,言“其所以表见有此会者,惟在出一套丛书,以及编辑《文学旬刊》而已”。叶老此言,得到了茅盾的认同——在同样是致杨冠珊的信中,茅公写道:“文学研究会自成立之后,实际并无组织活动,不记得曾开过会员大会之类的东西。先是《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刊物,后来在沪会员自费出版《文学旬刊》,最后连《文学旬刊》也交给开明书店出版,在沪会员止(只)负编辑之责。此外,则有丛书,由商务出版。这些事,都是郑振铎负责,我不过略为赞助而已。《文学旬刊》始终负责者为徐调孚。”

  文学研究会既因出版物之存活而存活,那就还有一份同样注明为其所编刊物不可“遗忘”:《诗》——我国新文坛上第一个诗歌园地,《百年中文文学期刊图典》中这样介绍它:“诗,月刊。民国十一(1922)年一月十五日创刊。刘延陵、叶绍钧主编。中国新诗社、文学研究会编辑发行。出版地上海。民国十二(1923)年五月十五日终刊,共出7期。”该刊“以发表新诗创作为主,兼及译诗和诗论。撰稿人除编者外有朱自清、俞平伯、王统照、郑振铎、徐玉诺、刘梦苇、汪静之、潘训、冯雪峰、冯文炳等”。

  再看叶老此信,语言典雅,叙事简洁,态度真挚而诚恳,体现着他几十年如一日的谦虚谨慎淳厚质朴。他参与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由此一路走来,始终坚守着以文学而为人生为社会的一份追求,兢兢业业地恪尽个人的一份职守。在《诗》之后,他又参与编辑和主持编辑了《中学生》《新少年》等刊物,为青少年“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新中国成立后更以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之尊,关注着“祖国花朵”民族未来的健康成长,“十七年”中所有统编教材可以说都倾注着他的汗水与心血。但他从不居功不自傲,他的目光永远是那样恬静那样慈祥。短短一封信,传递的是知识是教养是大师风范,读之仿佛又听见他在说:新少年好像树枝上的嫩芽儿,新少年又好像一条活活的小溪流。嫩芽儿最怕的是生机不畅适,小溪流最怕的是流动不通顺。“现在,春天来了,新少年应该合起来唱:我们要畅适地发展,把捉住光荣的将来!我们要通顺地前进,归到那汪洋的大海!”

作者:徐  俊     责任编辑:张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