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既充满机遇又充满挑战的特殊发展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使我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社会大发展的同时，与之相伴的是大量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生成。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成为当今中国亟需破解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把社会管理放在治国理政突出重要的战略位置,把社会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加以强调。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新升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优势，进一步探索充分发挥、开发和挖掘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服务社会管理的价值、功能和优势，既是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此，本文放眼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共赢相长的宏观视角，研究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管理的正相关性，并对进一步发挥、开发、挖掘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服务社会管理的价值、功能和优势提出对策建议。
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管理的正相关性
从社会变迁的视角看，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全面社会转型的快车道。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鲜明特点是“两重性”，即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社会问题相互纠结在一起，决定着当今中国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现期”并存的特殊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转型在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上前所未有，中国正在经历“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中国各政党共同面临的“新大考”。在这一“新大考”面前，如何立足并放眼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时代呼唤，发挥、开发和挖掘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价值、功能和优势，探索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服务社会管理的路径，是需要执政党和参政党同心同德、集智聚力共同破解的新课题。
对此，首先需要从理论层面深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二者之间共赢相长的正相关性。
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就是以“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为总要求，通过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四方共治”社会管理格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总结世界各国社会管理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管理要注意避免“集权型”社会管理模式和“自治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弊端。
“集权型”社会管理模式，过分强调执政党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社会自上而下的“控制式”甚至“高压式”行政性干预，往往以“维稳”取代“管理”，政府成为社会管理的惟一主体，社会管理实际上是没有经过合理分化、分工和分解的金字塔式一元化结构体系。这种社会管理模式下建立起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同质化社会，整个社会生活呈现高度政治化、行政化趋向，社会经济运行主要靠行政强制手段来推动，因此不得不格外强化社会控制机制，而社会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参与机制、表达机制、疏导机制、监督机制、修正机制、整合机制、预警机制、保障机制等，或者被弱化，或者被扭曲，或者根本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种社会管理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暂时有效抑制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公开化、表面化，但由于社会参与机制、表达机制、疏导机制、监督机制、修正机制、整合机制、预警机制、保障机制的不畅通或不配套，各级决策层难以及时听到民众利益表达和诉求，难以及时有效做出相应政策调适，社会活力和动力不足，社会矛盾也难以及时消解，不仅使社会管理往往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和两难困境，而且必然使人们的不满情绪日积月累并最终以非建设性方式加以爆发，从而可能引发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政局失控、社会失序。苏联、东欧剧变，以及近年的“阿拉伯之春”就是前车之鉴和鲜活的教科书。
“自治型”社会管理模式，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以“公民社会”理论为指南，奉行“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强调将“社会”与“政府”明确区分开来，主张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保持适度距离，以扩大社会自治、自主领域，尽可能缩小国家干预的范围。这种社会管理模式，由于宏观调控缺位，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盛行，“短视、功利和表象化充斥社会各个领域”，社会分配不公，难以避免周期性的社会经济危机。近年来西方社会蔓延不断的金融危机，以及像英国骚乱、迅速席卷美国并向资本主义世界蔓延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等街头政治，实际上是西方制度性危机和社会治理模式陷入困境的必然产物。
中国特色社会管理，既不能重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社会管理的老路，也不能照搬“生了病”的西方社会治理模式。一方面，必须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放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深刻认识和总结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社会治理的经验和教训，找到一些共性的原则和有益做法，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必须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特殊规律，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大背景出发，根据我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牢固树立中国主体思维，增强自己的理论自信，建构中国特色社会管理新模式，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长治久安之路。为此，就要求作为社会管理“主心骨”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党委，充分发挥好在社会管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社会管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同时，必须看到，社会管理是对全社会的管理，也是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管理，必须充分调动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发挥好协同作用，形成党委、政府与社会力量互联、互补、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而这正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独特价值、功能和优势所在。
中外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表明，我国政党制度既不同于一元化的“垄断性”政党制度，也有别于多元化的“竞争性”政党制度，而是把领导核心的一元性与结构的多元性有机统一起来、独具中国特色的“合作性”政党制度。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这一考察政党制度的首要视角来看，无论是“竞争性”还是“垄断性”的政党制度，都因存在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而不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典型特征。“垄断性”政党制度虽然暂时拥有较强的社会整合功能，但公众参与渠道和利益表达渠道单一，缺乏政党层面的“异体监督”，社会公平性较差。“竞争性”政党制度虽然有助于政党间相互监督，体现出较强的民主性，但由于政党之间过度竞争和轮流执政，政党常常只顾眼前的局部利益、短期利益，而不顾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政党因长期争斗而势不两立，社会因支持不同政党而分裂对立，社会对立、决策迟缓、效率低下、执行乏力等社会成本和代价极大；由于在利益代表性、利益整合方面不断受到困扰，难于实现本集团利益与全民利益间的协调整合，导致社会多数利益被忽视。更致命的是，历史一再证明这一政党制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周期性社会经济危机。放眼当今世界，可以发现：凡是不顾国情照搬“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国家，往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无论是“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原创国家还是抄袭“竞争性”政党制度的社会，都日益显露出衰微和乏力。
作为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三大要素”集合体的中国特色“合作性”政党制度，既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又有严谨的制度架构；既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要求，又有符合国情的实现形式和可靠的推动力量，充分体现了合作、参与、协商、包容的精神，既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尚中庸、喜和谐、重合作”理念，又合乎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潮流，既兼顾了“垄断性”政党制度和“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功能优势，又避免了“垄断性”政党制度和“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弊端，是一种兼具政治民主与社会民主双重性质的新型民主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治理型”的政党制度结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具有内在的正相关性。由此决定，一方面，中国政党制度必须植根于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并充分发挥服务社会管理创新的巨大功能和独特优势，才能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并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这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合理性、适应性、优越性，要放在服务社会管理的“新大考”中来考量和检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管理只有充分借力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强大功能和独特优势，也才能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并进一步强化中国特色。通过发挥、开发和挖掘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服务社会管理的功能和优势，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新的生长点、增长点、支撑点，从而成为提升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渗透力、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历史契机。
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服务中国特色社会管理的独特优势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不仅造就了“中国模式”的现代化奇迹，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由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结构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当前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形态，有利于“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方面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不可估量的独特优势，有利于最大化地提高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组织社会、引领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对此，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观察和思考。
第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有利于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是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为社会装上永不停息的“发动机”。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科学设计了领导核心一元性与结构多元性的有机统一，有效解决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问题，理性规范了政党与政党之间、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合作性政治关系，智慧处理了“同”与“异”的关系，从而具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疏导、决策咨询、民主监督、社会整合独特优势，为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一制度所具有的庞大组织网络、灵活意识形态、适应性强的体制结构、高效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民主形式有机结合，保障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各界人士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体制内管道，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充分表达不同的意见和诉求，实现最广泛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使人民的意愿得到最充分的反映和表达、社会各方面的正当要求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和满足，从而实现多数决定与少数保护的有机统一。既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和要求，又照顾少数人的意见和建议；既听取支持的、一致的意见，又听取批评的、不同的声音；既能将新兴的社会力量纳入政治体制轨道，又能为各社会群体政治参与提供了相应的组织、程序与途径；既有利于极大地缓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也有利于把把不同党派、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以及对个体化、分层性、多样化的各类社会力量和价值取向，通过讲求同存异、体谅包容有效加以整合；能够对不同利益群体，通过讲统筹兼顾、和谐相处加以协调，从而既能维护民众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又能充分尊重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充分调动起来，让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一切有利于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最大限度地形成推动社会发展和管理的合力、动力和活力，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设计的旨趣所在。
第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有利于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社会和谐是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基本目标。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以中国传统“和文化”为底蕴，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基本政治共识为基础。“和文化”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管理的共同“文化基因”。基本政治共识既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形成并得以延续的前提，也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有利于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各界人士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广泛协商，听取意见，求同存异，求得共识。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体现具有和谐性质的政治文明，是中国政党制度最鲜明的特质，这既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保证。由此决定，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代表面广，政治包容性强，尊重差异、承认多元，强调理性与妥协，它自身就是社会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协调、整合、反馈的平台，能及时反映社会的需求和动态，有效疏导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将各种政治资源、不同的利益和要求联系起来，吸收并同化于一个共同的目标中，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包容、协调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各行业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达成利益主体和谐相处，缓解社会冲突，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同时，民主党派通过参政议政成为国家意志的重要表达渠道，也是自下而上表达社会民意的重要桥梁。民主党派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构建双向、多层、畅通的政治传输路径，成为调节国家与社会之间刚性冲突的“减压阀”和“缓冲器”。尤其是在当前，随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对象范围的扩大、工作格局的变化、工作领域的拓展，更加优化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利益会整合功能，扩大了政党制度社会整合的边界和张力，有利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增进社会和谐因素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第三，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有利于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转型的推进，我国正在进入利益分化、利益博弈和利益冲突的高危时期。如何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最大程度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管理而言，是一个重要性和困难性同时并存的问题。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对于减少不和谐因素、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意义就在于，确保了一个坚强有力的现代政治权威，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构建了一个开放性的团结吸纳机制，具有化解矛盾前端化、维护稳定隐形化、作用影响广泛化特征，成为解决群体矛盾的“助推器”和防止群体矛盾向社会冲突转化的“防火墙”，有利于社会的协同一致，减少因利益分化带来的疏离，跳出“越维越乱”的恶性循环。
相对于公安、信访、民政等社会管理部门的单一管理职能而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半径长、范围光、领域宽，其发挥作用的影响范围将逐步从大陆扩展到海外、从上层延伸到基层、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从功能上来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具有文化引领、政策宣传、价值整合、利益调整、制度融合、激发活力等作用，已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明显的社会化趋势，可以起到政治“缓冲带”、社会“排气孔”、“减压阀”和“调节器”的作用，能有效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诉求，畅通和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较好地统筹兼顾了决策前的咨询、决策实施中的反馈、决策失误的警示等环节，构建了高效率、低代价的公共决策机制，把散落在社会上的情绪型诉求或消融在形成旋涡之前，或经过有机“过滤”把合理部分引入体制内，实现“民意输入”和“政策输出”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实现从运动式治理社会矛盾到制度化治理社会矛盾的转变过程，进而建立起真正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特别是对一些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现象，能及早提出预判，并以协商、沟通、引导、服务等“柔”性方式，促使一些社会矛盾在现有体制框架内得到解决或缓解，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因矛盾积累而引发社会动荡和冲突，有利于从源头上消除或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
三、关于进一步开发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社会管理功能的思考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之间共赢相长的辨证关系，决定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服务社会管理创新的同时，必将进一步提升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任何一种制度的魅力“不在于它的可爱，而在于它能发挥什么功能。”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存在作为展现中国政治民主的一个重要标尺，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问题日益突显的今天，衡量和判断其优劣的标准，不仅在于能否有效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还在于能否适应现代化发展潮流、有效应对利益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所带来的种种挑战，能否使国家和社会达成一种相对的社会共识。从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看，如果一种制度的有效性不足，“成本——收益”不均衡，则是难以持续的；反之有效性体现得比较充分的制度，由于“成本——收益”的均衡，其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从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实践来看，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选择”了某种政党制度后，都面临着如何使这一制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些国家的政党制度因有效性不足而中断，对我国政党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更是一个警示。从我国政党制度实践来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发展本身就并非一帆风顺，其价值取向、制度设计与操作实施、政策选择之间还存在着一定差距，现实制度性资源中的多党合作制度尚存很大的可开发利用空间,挖掘并发挥好这些制度性资源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理性选择。理论研究的双重使命在于，一方面要理性认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充分肯定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另一方面则是去发现和研究这一政党制度的职能在哪些方面尚未开发出来，或者让其潜在的功能变成现实，使其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第一，进一步从顶层设计层面审视中国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战略定位。当今时代，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全，最主要的已不单是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关键是制度安全，尤其是政党制度安全。这一点，从近年来世界一些国家的政局乱象和社会失控可以得到注解。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根本上说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受惠于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度。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之所以能从容应对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挑战与考验，最关键的是坚持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和经济制度，妥善处理了民主与集中、执政党与参政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越是在重大危机和紧要关头，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以及全社会越能形成同心同德、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这与西方多党竞争制度下，“对手支持的就是我反对的”，危机当前，党派争斗更加激烈，国内纷争越发升级，政治上的不合作，导致执政党难以及时有效地应对危机形成鲜明对照。
当前，面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一时代性课题，要求我们一定要从顶层设计层面提升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重要地位与特殊功能的认识。
一是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认同感。建议将统战工作和合作共事情况纳入对中共各级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强化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多党合作意识，增强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接受民主党派监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提高中共各级地方组织对参政党作用的认识，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来看待参政党的表达功能，特别是不同意见、观点的表达。尤其是在当前，更需要有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参与到对话协商和决策过程中，否则，利益多元、社会分化只能导致社会产生更大裂痕而无法增进互信，更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优势难以发挥。加强在全党全社会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宣传教育力度，将多党合作理论政策纳入公民普法教育内容之中。主流媒体要对多党合作进行有计划的重点宣传，对民主党派中的先进人物和事迹，应尽可能多地宣传报道。对各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刊，应加以扶持和指导，使之成为民主党派思想建设和宣传教育的阵地。积极推动各级各类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参政党的认知，充分了解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认同这一制度。
二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重新审视政党制度融合国家与社会的特质。现代政党本质上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是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与此相一致，现代政党制度的构建也是特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就成为考察现代政党制度的首要视角。政党制度的这一特质决定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并不能止步于如何获得国家政权，重要的是如何获得社会认同与支持。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下，这种认同和支持除了来自人民之外，民主党派的认同和支持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着力改变长期以来对政党制度的政治功能、意识形态属性关注、研究和强调得多，而对政党制度服务社会管理功能关注和研究得少的局限性，深入研究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服务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不断探索多党合作服务社会管理的长效机制，从而更大更好地发挥、开发和挖掘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服务社会管理的价值、功能和优势。
三是提升参政党服务社会管理创新的意识。当前，社会管理创新拓展了政党政治的发展空间，赋予参政党新的历史使命，使其在服务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大有可为。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是参政党服务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社会服务工作是参政党服务社会管理的直接通道。在长期实践中，参政党根据自身特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服务模式，直接作用于社会建设，扩大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社会影响。参政党在今后的参政议政工作中，应更加注重就社会管理问题提出具有战略性、前瞻性而又切实可行的建设性意见。明年正值各民主党派换届之年，鉴于加强社会管理与创新已经明确写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建议各党派在修改章程时，在总纲部分专门增加一部分，结合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着重阐述参政党服务社会管理的思路途径、方式方法，把服务社会管理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
第二，进一步提升通过执政党与参政党的政治共识形成社会共识的能力。社会共识是进行社会整合和维系社会稳定的思想前提。当今中国，如何通过执政党与参政党的政治共识形成社会共识，既是实现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难点和重点，也是中国政党制度面临的新考验。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间的政治共识，既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之所以形成并得以延续的前提，也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发挥社会管理功能的独特优势。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政治共识的认同度越高，越能维系多党长期合作。另一方面，多党合作格局的稳固又能进一步带动全社会形成政治共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成功在于此，当前和今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难度也在于此。
反思和深究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和公众关注度高的公共事件背后的深层根源，主要是社会各阶层之间因缺乏政治共识而表现出的互信不足以及民众与公权力之间的良性互动不足。寻求全社会政治共识，在当今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突出。目前，社会政治共识的形成，需要执政党和参政党的通力合作。特别是参政党在这方面有许多大有可为之处：
一是完善现有制度资源，建立和拓宽利益表达和信息沟通渠道，进一步发挥参政党的代表性功能、表达功能以及沟通功能，促使社会整合方式实现由直接控制性整合到间接权威性引导转变。
二是利用特色，发挥优势，结合参政党各级组织换届契机，在党派成员尤其是中青年骨干和代表性人物中深化树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活动和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强化“同心”思想，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始终“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
三是发挥参政党在建设和谐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的资源优势，强化服务文化建设意识，拓展服务文化建设渠道，提升服务文化建设能力。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先行探索，大力改革，通过推进文化创新与改革增强文化发展的活力。拓展渠道，创新形式，有效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进一步铸牢形成社会政治共识所必需的文化底蕴、文化土壤和文化氛围。
四是加强和创新参政党文化建设，增强参政党文化建设和传播能力，发挥政党文化对社会政治共识的引领、带动和辐射功能，形成政党文化与社会政治共识的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
第三，进一步优化多党合作的社会生态环境与参政党功能的更好挖掘。如同任何事物一样，政党制度的生命力也在于不断应对新挑战、直面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根据变化了的内外形势需要，进一步优化政党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生态环境，不断提升自我调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进一步发挥、开发和挖掘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社会管理潜能，需要在重新审视历史和现实语境的基础上，更加优化多党合作社会生态环境。
一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多党合作保障机制。影响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功能发挥的主要因素：一是有章可循,但无法可依；二是理论先行,但实践滞后；三是参政有位,但能力有限。参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依法享有的地位、作用、权利、义务尚待落实，如何使参政和监督经常化、程序化、组织化等等，都缺少明文规定。应进一步健全完善有关法律保障机制、制度保障机制和政策保障机制，以释放参政党的政治活力与社会活力。
二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多党合作工作机制。如参政机制、协商机制、监督机制、党外干部培养选拔使用机制等，使参政党作用的发挥由初步规范进入制度化建设阶段。保证参政党成员在人大、政协中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在多党合作中与共产党合作共事、参与政府事务管理；进一步发挥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推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推动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发挥参政党参与社会服务的作用，引导参政党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这些专项机制是实现多党合作功能的重要保证，也是健全和完善多党合作运行机制的基础。
三是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机制。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特质决定了，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是一个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互相映衬、相得益彰的“互动”和“共赢”过程。共生性、互补性、和谐性使执政党和参政党在自身建设方面，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相互促进与和谐共赢。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政党关系理念上实现从“单一”到“多维”转变，在政党建设上实现从“单向”到“双向”转变,使执政党可持续发展、参政党可持续发展以及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有机体。
政党建设，既不能是某一政党的单向建设，而是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双向建设；也不能是执政党先建设、参政党后建设，而是要求双向同时进行建设，这样才能实现执政党和参政党共同可持续发展。这就在客观上特别要求参政党能力与执政党能力相适应。
但从实际来看，参政党能力与执政党能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状况。因此，一方面，从客观上说，执政党有引领参政党发展壮大并为参政党做好良师益友的资格和义务。另一方面，从主观上说，参政党以党为师，加强自身建设，是推进高素质参政党建设的内在需要。特别进一步培育和增强政党意识，强化参政党组织及其成员参政议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思考参政党建设和运行的规律，积极探索参政党建设理论的研究和构建，提升参政党建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强化参政党履行职能的工作机制，增强参政议政的专业化；加强组织建设，提高参政党组织化程度，建立健全参政党与其代表对象的联系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综合机制、信息反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实现参政党功能最优化和效能最大化。
（本文为北京民进2011年上报会中央理论研究课题，课题组负责人系民进北京市委秘书长王报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