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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征文】我家几代人共同的梦

来源:    作者:王幼复   日期:2013-11-15  

(一)

    我家祖籍河北省怀来县狼山村人,爷爷王继贤生于清末光绪三年(1878),光绪二十九年(1903)宣化府乡试得中秀才第一名,故于光绪三十五年(1909)出任宣化府蔚县的县长,至民国元年(1911)清朝结束而去职,回乡务农。闲暇之时专心研究中医药之学,如《雷公灸论》等中医名著。同时在狼山村里依《梦溪笔谈》书中淤田法之理,将本乡二百多亩山石荒滩淤成可耕田,此事深得乡里民心,一时在县里传为佳话。至民国三年(1914)被选为怀来县参议院院长及察哈尔省参议员。在狼山村沿京张大道的祖屋墙上悬挂着十数块歌功颂德的大横匾(解放后被拆除)。

    1937年日军占领怀来县城,他性格豪爽,身材高大,公然身穿长袍马褂站在十字街头,怒视过往日军,大声怒骂“小日本鬼子长不了……”,被日军用枪托猛击,当即致伤倒地。气恨交加,卧病在床。有人传来信息,日军拟次日逮捕,在众人劝说下,连夜出走,避难北平,从此住在鼓楼烟袋斜街仅靠后海的鸦儿胡同42号,改名王继先,以示不忘祖先。然而当时年事已高,在日军统治下,只能愤愤不平于怀而已。随以自己微薄之力,以自学中医,无偿为银锭桥、后海一带贫苦百姓疗疾治病,分文不取,多见奇效。能为国民做一些义事,内心稍安。1954年初夏逝世,享年76岁。但他念念不忘国家受日本人之欺凌,民族贫弱,内心一直痛苦,殷切期盼中华有朝一日能够复兴。(二)

    我的父亲王豫复,字子元,弟兄三人中行二,1901年生。母亲是清朝末年怀来县唯一的举人韩家麟(光绪19年赴京赶考,中第52名举人)的小女儿,十五岁从县城三元街嫁到狼山村。

    父亲1916年怀来县立小学毕业,爷爷虽然曾任县长、县参议长,但厌恶官场习俗,讲求务实,不尚空谈。尤其为政清廉,一家大小在狼山农村的生活全靠女人们一年四季在几亩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动维持过着贫苦的生活。父亲为了继续读书,投考北京师范学校(与老舍同学)。那时为了鼓励教育,师范学校的学生们吃穿住全由学校公费供给,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难考的学校。由于成绩出众,1921年毕业后立即留任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师。次年又被推荐至韩国汉城华侨学校任教(同时老舍被推荐往英国东方学校任教),在汉城亲历目睹日本对韩国的统治。两年后1924年考入北京朝阳大学,以半工半读,同时在虎坊桥小学、老君庙小学任教,其中1928年暑假期间在怀来县加入中国国民党。1929年于朝阳大学毕业。任北京什锦花园小学校长。1930年9月投笔从戎入伍冯玉祥军之吉鸿昌部任秘书。吉鸿昌时任二十二军总指挥,奉命“围剿”苏区,而吉鸿昌不愿意打内战,据说为此事父亲曾为吉鸿昌谋划过不少好的建议。于是1931年8月吉鸿昌被蒋介石解职,勒令其出国“考察”,由此我父亲也萌生了出国留学考察的打算。不得不离开吉鸿昌后,暂时回怀来县,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那个年代县高小就算是县里的最高学府了。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飞机侦察轰炸怀来,9月攻占了县城。日本军官找到我父亲,逼迫他出来工作。父亲决心推说有病藏匿家中,然而一连数月既不能出屋门又不得脱身,此时已被管控。在一次日军小胡子军官又来家中探视时,我父亲坚定表明,无意工作,要去欧美留学。小胡子回去考虑再三,但说欧洲正在激战,留学只能到日本。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国人尤其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了探求日本明治维新强国之究竟,如孙中山、黄兴、李大钊、周恩来、蒋介石、。。。。等一大批有志知识分子为了探索救国之路,形成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高潮。父亲本来也早有此意,于是双方妥协。在那种日军强横的环境下,父亲苦思良久能迂回到如此,既躲过了眼前的危险,又巧妙地拒绝为日本工作的目的,同时还实现了自己多年的考察夙愿,应是相当智慧而高明的一步棋。1938年8月到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亲自考察了日本国的情况,同时在那一段时间里结交了日本朋友田中角荣,即后来七十年代到中国与周恩来总理发表联合公报建立中日外交关系的日本总理大臣。1939年6月匆匆回国,决然从商,在怀来县组建“义庆隆”“魁元德”等实业,任经理。据我的老家河北省怀来县当年的狼山乡党委书记王德辅同志回忆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来到北京,签订中日恢复邦交联合声明期间,提出想见老朋友我的父亲王豫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立即派人乘红旗轿车直接到了县城,县政府把乡党委书记王德辅同志叫了去谈此事,然而当他们知道我父亲不久前刚刚去世的消息之后,国务院人员非常遗憾,悻悻然开着红旗汽车走了。乡党委书记王德辅同志回到狼山村说及这件事时,村里都无不感到惋惜。

    原来五十年代初,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因父亲也曾算是当地国民党名人,怀来县政府派人将他从北京带回,经审查由于他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所以被安排在深山采石场和制砖厂等处劳动,表现突出,还多次被表扬授奖。数年之后解除监督回到我们的祖籍狼山村进行农业劳动,在农村与农民相处融洽。然而1965年当他预感到新的文化大革命又将来临,在当地山村里,无疑首先必然以他这有历史问题的人开始,经过反复痛苦的思索,自己做好了一切安排,毅然离开人世(与老舍几乎同时、同命运、同样方式,老舍在太平湖,父亲在官厅水库)。

    对于政府对他的劳动改造,他从来没有任何怨言,他真心认为自己过去存在很多错误,应该改造。已经五十多岁的他,可以说一生没有体力劳动过,但他积极努力,主动进行自己的改造,多次受到表扬和奖励。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当他看到中国大地的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情景时,他身虽处于劳改,但内心非常的高兴,发自肺腑尽自己的余生为社会做一些事。他说他是从解放前过来的,他亲历过旧社会的黑暗,见识过日本统治下的韩国汉城,也体验过二战时期的日本东京。他一再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好,他衷心期盼自己的祖国从此能够强盛起来。

(三)

    回想我自己,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那时我已经四十多岁了,然而却从来也没有认真思考过我们人生的使命这一类的问题。直到改革开放八十年代之初,有机会能与几位前辈大家的近距离交往,加之后来在国外的亲历感受,才似乎渐渐苏醒。

    我这一生的前四十五年,基本上是在动荡与纷扰中走过来的。从出生到小学读书的整个少年时代,是在日军侵略和国内战争中相伴度过的。中学读书的青年时代又是伴随着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等政治运动度过的。待考入北京航空学院,日夜紧张学习的同时,又是不断参与着如公私合营、反右派、人民公社化、总路线大跃进等激烈的政治运动中完成的。1958年我们投入到热火朝天地制造北航一号飞机和二号探空火箭的一百个日日夜夜中,完成了引以自豪的航空大跃进之后,五年的大学生活毕业了。继而留校参加工作,前二十年虽然教学与科研任务极为紧张而繁忙,但依然伴随着更加动荡的新一轮政治运动。如庐山会议反右倾、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国际共运大论战、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四清运动,直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青年时代,我积极追求进步,梦想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工作努力,学习认真,同志和睦,思想进步。众人评价虽高但家庭出身问题是总也迈不过的门槛。经过一年又一年的“考验”,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入党的愿望始终也未能实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算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1981年停滞多年的民主党派开始恢复了正常活动,又燃起了我始终不渝追求进步的愿望。于是在我的太极拳启蒙老师裴敬珍教授的推荐、北航统战部部长武民同志的默许下(当时北航属于国防单位不发展民主党派),经过审查1982年被批准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自1952年北航成立以来除了已有的民主党派老成员而外,我成为新发展的第一人。我开始过上了完全不同、颇为新奇的政治新生活。那时民进中央的会所在地安门外大街方砖厂小胡同里,民进北京的会所在东四魏家胡同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经常通知我去参加学习,也许是民主党派已经停顿了十来年刚刚恢复的缘故,每次来中央和市委会所学习的人数并不多,经常是只有七八个人,而其中我就算是唯一的“年轻”人了。于是常有机会与雷洁琼、赵朴初、李一帆、张岱以及后来的梅向明和许嘉璐面对面围坐在一起亲切地交流讨论,还能经常聆听叶圣陶、谢冰心、楚庄等大家们感人的谈话。他们和蔼而可亲、谦虚而博学的大家风范、以及真情的爱国情怀和高尚的思想境界,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和无形的影响。在中山公园的中山纪念堂内,能经常聆听各界名人的报告、各类振奋人心的专题讲座、以及各种时事问题的研讨。它大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丰富了我的政治生活,无形中提升了我的思想境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时的知识分子感到前途茫然,社会上低沉而伤感的情绪,以及思想上弥漫着的混乱。而恰在这时我却能从这些前辈大家的身上吸取了极为可贵的营养,受他们的感染,人生观有了新的感悟,激发了我热爱党热爱国家的情怀和对社会责任感。

(四)

    文化大革命过去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贷款,选送一批知识分子作为访问学者走出国门去留学。我由国家教育部和航空部选派,经过一切考试等种种手续后,1989年作为访问学者前往日本北海道大学,在林纮三郎研究室做人工心血管系统生物力学的研究。

    在日本留学期间,一天日本朋友松井京子拿一份报纸给我看,日本政府文部省和科学技术厅联合在日本《读卖新闻》上向全国征文,题目是“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在宇宙空间开发方面的前瞻性Forum”,她鼓励我投稿。鉴于此次征文在日本宇航领域和空间开发方面相当重视,论文评审委员会由日本宇宙开发委员会委员长、日本学术会议会长、日本宇宙科学研究所所长、日本宇宙开发事业团理事长、东京都立科技大学教授以及日本《读卖新闻》社的科学部部长等日本宇航学术界首屈一指的九人专家教授团组成。于是我结合自己以往的积累,经过一番思考和研究,写出了一篇论文“二十一世纪宇宙开发中的生物医学工程”的论文。在我的太极拳朋友竹山太郎老教授和松井京子的大力帮助下以日文稿投到东京。结果这篇论文在数百篇各国参赛论文的评选中,名列前茅,获得了精制的金质宝石王冠奖状和十万日元的奖金。尤其是几个获奖的作者中,我是唯一的中国人。这在当时国内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百废待兴,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尚未完全恢复,各个学科领域远远落后于世界,中国人在国外受到各种歧视的情况下,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在当时能登在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上,作为中国人无比的自豪。

    与此同时另一件事也令我颇有感触。我刚到日本之初,林纮三郎教授对我比较客气,他招待一位美国专家去北海道大雪山等处去旅游,难得让我也作陪,请我到筑波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发表我的论文,还机密地告诉我说日本政府有令,“最先进的东西决不能让中国人用”。但是当他知道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数十年一直伴随着不间断的政治运动走过来,尤其是刚刚过去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业务耽误了很多时,他骨子里看不起中国人的种种神情就显露了出来,他的盛气凌人和对中国的看法,令我逐渐感到不快。最后气愤之下,我决定找研究所所长安藤毅教授说明我的不满,毅然决定离开林紘三郎研究室。林紘三郎派他的助手找我,要我回去,说否则他不给我写留学鉴定书云云,我断然表示:不要了!于是我开始逐个与在札幌市的日本朋友们告别,然后收拾行装,毅然回国。此事令林紘三郎的下属们非常佩服我有骨气,这些人直到现在都一直与我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和密切来往。

    在日本我有不少朋友,近二十多年来,我多次被邀请去日本讲学、协作,教太极拳等活动,他们也常常来中国找我,然而上述这两件事从正反两方面给我深刻地警醒,自己国家一定要强盛,我们人人都有着责任,中国人一定要有志气。

(五)

    中国大地的改革开放,从二十世纪末由八零后的年青一代形成了第三次出国留学高潮。 我的儿子王昊2001年他刚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系,一个偶然的机会,经过考试和面试转学到位于日本九州别府市的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APU),在亚洲太平洋学环境资源政策专业四年,以能源与环境的论文毕业。接着又考入福冈市的日本九州大学研究生院,在人间环境学院都市共生设计系,并以城市设计专业硕士学位毕业。七年间我曾乘着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应邀访日的几次机会,多次到别府市、福冈市去看望他。我们还曾三次一起长途旅游。京都、神户、大阪之游;东京、千叶之游;以及冲绳列岛之游;2009年七、八月乘我应邀在北海道函馆市访问之际,王昊也来到北海道,并于九月初相约回国。

    回国后不久,在一次偶然聊天时我问王昊,你还记得多年前在你临出国之时,我嘱咐你两句重要的话吗?答:“记得!一,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爱国永远是第一位的。 二,不抽烟,不喝酒。” 我又问,“你做到了吗?”回答:“当然做到了!”。

    这就是我家的传统。

(作者系民进会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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