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东师范大学考察座谈时的讲话

　　（2011年3月23日）

　　严隽琪

　　来到华东师大，我觉得又进入了我特别喜欢的学术气氛之中。a才石（伟平）教授说自己又要争取课题又要完成课题，还要汇报与接受检查，这是我非常熟悉的一种状态。从您的报告中，反映出您做了很多工作。关于农民工的问题，你还专门贡献了自己的见解，非常感谢！也感谢刚才各位专家的发言。大家可以感觉到，今天各位的发言是我们在共同完成课题的过程中的一次讨论，而不是谁来检查谁。我们希望大家就如何让课题实现预期的目标，再出一些主意，提供一些信息。我认为应该多提倡这样的讨论。

　　我想着重说说这次来华师大的目的，即为什么要通过这样一种讨论方式来举行这个座谈会？首先是出于对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中长期教育规划提出，教育要率先实现现代化。什么是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教育必须有一个主要的组成因素就是终身教育。而离开职业教育根本谈不上终身教育，所以职业教育的状况是对教育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必须考虑职业教育是否发达、是否科学、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等一系列问题。“十二五规划”已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的“主题”和转型的“主线”，这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发展职业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教育事业本身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真正以人为本、让人全面发展的需要。我觉得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就是自由发展，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整个社会要让人自由发展，要让各种各样的人才都能涌现。“两会”以后，新华网约我访谈，希望谈教育，我说与教育有关的问题太多，我现在主要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教育的责任究竟是什么？教育的责任是培养有良知的人，有社会责任的人，这就是有教养的人；另一个是职业教育，我对华东师大牵头的这个课题组寄予了很大期待。

　　这次来也是为了进一步探索教育政策研究的新机制。我做过多年教师，也写过不少论文，为什么现在要花大力气建立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为什么它不叫教育研究院？这是因为需求驱动的缘故。民主促进会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要在教育领域里对党中央、国务院“建诤言、献良策”。可是我们资源总是有限的，光靠民主促进会的会内力量（我们有12万会员，有29个省级组织）还不够。我想到全国有那么多教育界的教授们在从事大量的学术研究，有大量的论文，这些研究成果能不能转化成政策建议？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的主要立足点就是把社会上已有的学术成果进一步转化成政策建议，当然这也是知易行难。我曾长期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我和吴（启迪）部长可以说是同行。在自然科学领域，大家对产学研结合、对成果转化的重要性是有共识的，但为什么要真正做好依然那么难？我认为其原因是成果转化需要跨领域、跨部门、跨体制，需要冲破一些传统的做法、传统的观念。由此可见，新生的教育政策研究院也会碰到不少困难。纯学术研究有自然科学基金会等的支持，有发表SCI论文、出专著等成果体现途径，这是现成的套路。科技进步奖也有现成套路。但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是新生事物，高等院校如何参与？民进中央如何参与？成果如何署名？政策建议是否被学校的考核所认可？对升职称有用吗？会面临很多新问题。这些问题给我们压力，同时也会形成改革的动力，克服了困难就可以成为对教育改革的一种贡献，所以袁贵仁部长对我们很支持。但他也特别指出，现在高校里面研究中心太多了，教育政策研究院不要简单地成为第“N+1”个研究中心，要有独到的价值。教育政策研究院的主要成果，不是用论文来衡量，而是要看提出了多少影响教育进程决策的政策建议。这也是我这次来华东师大想宣传的，课题定位明确了，更利于我们共同努力。

　　再谈这个课题本身。我注意到课题经费是10万元，期限2年。钱是非常有限的，时间也是非常有限的。我高兴地看到，华东师大很重视，舍得投入，课题组的队伍与我见过的其他课题组队伍比，属于非常强的一支队伍。在钱不多、时间又有限的情况下，还要出好的政策建议，怎么办？我认为，必须强调问题驱动。这个项目为什么要交给华东师大？就是看中石教授的职业教育研究所那么多年的研究成果。你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已经做过很多研究，有很多积累，现在需要往政策方面再努力一下，从政策层面提出见解。

　　谈谈国民教育体系。体系一定要有制度来支撑，国家制度需要从国家政策层面上来做考虑。我在考虑一个问题，中国的人才培养究竟分几类？或者说学校如何分类？所谓职业教育，这个“职业”的用词科学不科学？如果定义为职业导向的教育，那培养医生的医学院不也是职业教育吗？当然大家已经叫惯了，可以暂把名称问题放一边。我更倾向于技能型人才和研究型人才的分类。而且这只是类别之分，没有高下之分。春节时，我和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会晤，香港理工大学的名字很响亮，实际上它原来就是高职，3年的高职，以培养优秀的应用型人才而闻名。我认为人才有类别之分，但没有高低之分。学校也不能以身份说事，只有办学的好坏，没有类型的好坏。从国家制度的层面看，首先要明确职业学校的定位，是否培养急需的人才，是否培养高级人才或优秀人才？应根据需要来设定学校的档次。换言之，985、211大学不能光属于研究型大学。还要从国家层面考虑的是，究竟技能型和研究型人才的培育在哪个人生阶段开始分流？是在初中毕业分流还是在更高年龄分流？或者允许任何阶段的学生都有选择机会，因为不排除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却发现自己真正的喜好还是应用技能。如木匠应该是技能性人才了，古代的鲁班据说本职原是个官吏，但他就是对木匠活着迷。现代的国家领导人李瑞环也喜好做木匠。希望教育可以帮助每个人实现自由发展。如果现实情况是做木匠养活不了家小，或者没有社会地位，那可能迫使人放弃真正的喜好而去从事能够养活家小、能获得社会尊重，但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这就提出了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要能做到360行，行行出状元。这会涉及到评价制度、人才选拔制度、工薪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设计。应该建立人才培养的立交桥，不能一上了高考独木桥就再也无其它选择了，也回不来了。需要有各培养阶段和各培养类型进行衔接的制度设计。中共十六大提出要培养亿万个高素质劳动者、千万个骨干人才。结果把亿万级的劳动者变成了非普通型的，而把千万级的研究型人才变成了普通型的，岂不奇怪！国家制度的提法要慎重研究，要能自圆其说，其中全链条的设计、各阶段之间的衔接点很重要。还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如大学主体作用，相关的就有升学、招生、深造、就业、社会地位的问题等等需要研究。

　　我刚从武汉调研回来，专门请了一些民办中职学校校长一起座谈，他们的发言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让我联想到我们这个课题，如何选择课题的起点。如果起点选得好，可能将来完成的成果能更好。我们的政策建议，有的提出去了没什么动静，有的建议就能真正起到推动作用，影响了国家的重大决策。怎么才能提有效的建议？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对国情有准确的把握，甚至要有一定的定量分析，可能这样说服力就比较强了。政策建议往往会涉及到资源的投入，所以需要有成本核算，让政府觉得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努一把力是可以做到的，而不仅仅说是否应该做。由于教育经费是分级承担，不是中央政府包打天下，所以需要对国家的财政制度有了解，最好能提出可行的分担方案。学者就是要求真，理想的目标是我们执着追求的，但是提政策建议一定要有一个路线图，由谁来实施，哪个地区先实施，哪个行业先实施，分3年实施还是10年达到目标。如果这样写建议，被接受的可能性就明显提高。否则就容易出现这边是满腔热情地希望报国，提出了自认为是的真理，但另一边（政府）却没有动静。今天在座的是教育政策研究院的专家，也包括华师大课题组的专家们，我们是共同来完成这个项目，最后希望形成对国家职业教育制度有影响的成果。我们要共同努力，整合资源，对国家的制度方面，找出一两点突破就算是成功的。在湖北调研时，我发现参加座谈的虽然都来自中职校，但这些民办学校的身份却是各种各样的，有国有变成股份的，有公办变成民办的，还有纯民办的，企业办的等等。其中武汉燃气动力学校办得非常好，天然气的技术应用激发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凡是办得好的中职，往往有企业做靠山，是企业需要学校，而不仅是学校需要企业。这点我印象很深。该学校和企业联合，招工和招生同时进行，把中职学习变成招工的一个吸引力。当然这个经验我现在还不敢说普遍推广，因为这和行业有关系，所以职业教育还要分行业来研究。为什么我前面说到要有路线图，至少先从某一个环节、某一个行业有所突破，然后再从这里面分析出共性，那可能就是比较可行的一个政策建议。职业教育中还有个师资问题。因为技能型人才必须要有实训条件，所以实训老师的入口和出口、其质量的提高等，都是很需要给予关注的。

　　希望在教育政策研究这个共同的目标下，让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会对理论有贡献，也对中国的教育发展政策有直接的贡献。非常感谢大家的直接参与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