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
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
(2013年3月18日)
严隽琪
中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转型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变革，对大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要求。我留意到，中国企业开始更加关注人才发展，以满足企业的转型与发展的需求，为了应对人才危机，企业对人才培训进行投资，成为一个大趋势。中国的大学对于这个形势，应该有回应、有担当，而且也有机遇。现代大学与社会关系日益密切，社会对大学的期望值日益提高，大学也始终面对着坚守社会使命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吁。
从社会科学的概念讲，“社会总是由社会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组成，社会行为体根据其资源结构、领域目标和行为规则而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由此也就具有了特定的‘性情’，就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就是责任的来源。大学是教育文化领域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大学的责任正是来源于大学的社会地位、拥有的资源和享有的权利。英国教育家埃里克·阿什比爵士评价美国高等教育时曾说，在世界高等教育历史上，美国的贡献“是拆除了大学校园的围墙”。时至今日，一个游离于社会之外、我行我素的大学是难以找到的，一个不承担社会责任的大学是难以理解的。大学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丰富，既传授知识、培养人才；又进行科研、生产新知识；还走出“象牙塔”、直接为社会提供服务。现代大学需要实现从被动的社会义务履行者到主动的社会责任承担者的转变，这绝对不仅仅是角色的转换，更是思想和观念的创新，是行动与实践的进步。再进一步说，大学必须开放学术思维，防止滞后于社会需要，但也不能简单地迎合时尚；大学需要继承优良的知识传统，发挥传统优势，但更要不断地与时俱进，突出自身的主动性与首创性，积极推动改造现实和创造历史。与大学社会责任相伴的就是大学的社会贡献。对大学所作出的社会贡献进行评价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既需要考量它对社会当下的作用，也需要看它对人类文明积淀的历史影响；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既是教育领域内问题，又是交叉领域的问题；既是学术的问题，又是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
2012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开启了“2011计划”新的高等教育工程。这是继“211工程”和“985工程”之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政府推出的重大项目，也是在倡导和推进大学开放办学，相信会成为探索现代大学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引导。关于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我想从三个角度谈自己的认识。
一、现代大学是构筑文化根基的主阵地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力图追求某种社会认同，构建某种思想基础，提供某种精神寄托或信仰，反映一个时代的特征、条件、精神、问题等。优秀的文化必然追求人格的高尚和国性的优良，而之所以能成为主流文化，还必须走出“精英的殿堂”，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在大众中广为传播。因此，主流文化决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真正影响着国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大学要在构筑文化的根基，引领社会主流文化，确立核心价值理念上作出独特贡献。这种贡献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出人才、出成果和出思想。
首先，培养人才。人有社会属性，有理性，有包括求知等精神追求。这就是人高于万物的区别所在。“人是文化的创造物，同时也是文化的创造者。”所以教育通过培养人来传承、积累和发展文化，大学有责任培养学生成为有文化、讲文明的人，成为具有公民道德、社会责任、文化价值、生存能力的人，使学生成为文明的创造结果。所谓人才，不仅是物质的人，更是精神的人；不仅有知识，更是会思维能判断的人；不仅追求自身的提高，而且促进社会的和谐；不仅能审视自己，而且能放眼看世界。爱因斯坦说过：“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这种价值取向和对社会的认同感，在赋予人生意义、事业动力的同时，也约束和规范着人的行为。作为大学，要充分认识和重视知识在德性涵养中的作用，而决不应该仅仅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需要。
其二，产出学术成果。一个民族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崛起，就必须“在知识上扮演一个有力的角色”，即对世界知识体系有贡献，大学在其中肩负重要的使命。大学通过学术成果来丰富、更新和发展着人类文明的宝库，成为文明的创造者。学术成果中，有新知识的发现，如定理、公式、发现、证明等等；有技术的进步，如新材料的问世、工艺流程的再造、新装备的制作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原始性创新成果也越来越成为衡量一所大学的重要指标。
其三，引领思想。有一句名言：“最后，是思想而不是巨大的利益，来造成美好与邪恶的差异。”大学应以思想“智库”的角色，来对社会改造和不断进步作出贡献。大学的思想贡献当然应该运用科学方法，但不是照搬现成的概念和理论。大学的思想引领要体现为前瞻性、战略性、本原性和创新性，大学的研究应把科学方法与研究领域中的实际结合。比如，在当前中国迈向大国之路的时代，就特别需要发展出能描述国内秩序，又能表达国际关系或国际事物，解释中国的国际行为的概念、理论或话语。再比如，文化强国对内要增强国人的自信、自爱和自强，对外要增强国际话语权，如我们的文化产业不仅要注重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来表现产品，更应该注重内容的选择和创新，以及包含在内容之中的中国价值观的设计。这些都是大学责无旁贷要做的。
二、现代大学要成为推动创新的引擎
当今时代，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知识创新成为国家竞争力、特别是创新型国家的核心要素。创新型国家要落实到创新型体系的建设，要落实到一种革新意志、品质和能力的培养。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赋予了大学创新引擎的重要地位，大学无疑应该是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
人是创新活动的主体，大学在创新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人类有好奇的本性，“为什么？”是人在幼年开口之后最常见的询问方式，其中蕴涵着人类理性的最初表现，是创新知识的宝贵的原动力。因此，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是学前教育阶段的一个主要任务。“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应该指的是基础教育的模式要重点关注和启发孩子提问，要重提问的过程而不要太纠结于结论。高等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具有龙头地位，其在人才选拔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会逐级地向基础教育、学前教育的各个学段辐射其影响。高等教育要通过这种影响，来引导基础教育不断激发学生广泛的学习兴趣，引导学前教育注重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同时，在大学阶段要适时将学生的兴趣聚焦为志趣、转化为志向。
人的创新动力之源在哪里？这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人的思想境界是分层次的，最低的是只求满足生存所必需的欲求，这和动物无异。但是，如果人能够从“求知”境界的功用心(也可叫功利心，是使客体为我所用)再提高一步，由外在目的转向内心，进而要对他人负责，这就上升到了道德境界。如果再进一步超越“求知”和“道德”中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把认识对象融入自我之中，而达到一种“情景交融”的“意境”，这时“欲念”、“功用”和“外在的目的”消失了，就达到了最高的审美境界。
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一般都应有“求知”和“道德”交融的境界，使知识学习和科学活动具有道德意义。有了道德的意义，从“为一己”变成“为事业、为社会”，这种责任感或使命感就会成为另一层次的强大的求知动力和创新激情。如果进入了最高的审美境界，意味着科学活动本身所具有的不计较功利的自由精神带给科学家一种愉悦之情。这是“科学美”，是一种经得起磨炼的蓬勃奋发、超脱高远之境。我觉得，一个人若能够自由地、不受利害得失的影响，又兴趣盎然地从事一项工作，既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也是创新动力的不竭之源。大学培养人才，就是要引领更多的人进入到“道德”和“审美”的境界，培养具有科学精神的人。
因此，大学教育的灵魂和基础是人文精神的培育，是责任、情怀和文化的传递过程，即文脉的传承。所谓“一种精神，只有深植于文化的沃土，体现为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追求，才能真正地开枝散叶”。这或许形象地表达了现代大学的精神守望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三、现代大学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时期，全球化与信息化的特征突显，政治多极化与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发生着深刻变化。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形成范围复杂、成分多元的利益共同体。国际社会成为国家之间交流的舞台，推动国际秩序的建立与维持需要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努力，同时也构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体系。人类社会的共存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这包含着建立全球公民社会，发展国际社会基本准则，尊重文化差异观念，树立环境保护意识，推动公共社会治理等内容。在这种大背景下，各国不仅可以享有世界体系带来的便利，提升自身竞争力，还应该承担起相应的国际社会义务与责任。
综观世界高等教育史，现代大学虽因时变迁，经兴衰进退，到今天遍及全球，形成庞大的国际学术研究网络，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经济全球化的车轮在每一个国度隆隆作响的同时，也将那里的社会和文化卷入了国际化的交流、交锋和交融的大潮。在知识经济时代里，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和不断繁荣的物质生活，使我们在对外部世界的掌控感增强的时候，像多米诺骨牌滑落的世界经济，使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眼前的世界还充满着不确定性、不可测性。
面对2008年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政界和商界全力从金融监管角度把脉的时候，高等教育系统作为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创造的重要主体、人才培育的重要基地，如何在国际化大背景下，审视自己的角色，权衡自己的责任，承担自己的使命，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大学都必须直面的课题，更是校长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大学的建立和发展与各国政府和社会的支持有密切关系。政府与社会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要求大学首先为本国社会发展服务，这是规定大学责任范围的重要因素。一个不能够很好履行本国社会责任的大学不可能担当国际责任。所以，通过发挥高等教育的职能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天经地义。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文化交融化的新形势下，尤其是在全球变暖、环境恶化、危机暗涌、“蝴蝶效应”将东西南北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连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自然生存体和社会利益体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对高等学校的责任进行更大范围的再认识。在地球居民面临整体性生存与延续危机的重要时期，作为培养人才和奠基未来的专门性机构，作为挑战未知创造新识的专业性组织，高等教育机构需要率先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这就要求大学主动融入国际化的高等教育系统，积极建设多元文化沟通与融合的中心和桥梁，增加国际教育与学术研究交流，增进文明对话，促进世界和谐，建立开放活跃的教育环境，造就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修养和国际合作能力的国际性人才，创造反映时代发展水平的科学文化财富，提供积极促进世界和平而不是制造冲突深化矛盾的解决方案。
总之，今天的外部环境，是过去的大学所不曾遇到的。习惯于传统的知识传递功能的组织形态，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多重使命牵引的组织发展要求。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随着高等教育需求的增长，大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科既不断分化，又不断融合交叉，呈现多元多层的复杂态势。这对高等学校的组织和行为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多更高的要求，需要大学改造文化，锻造精神，增强行动的紧迫感和效能感。大学的社会使命感、国际责任感，以及焕发出来的创新精神，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体现出来。要将想法付诸于实践，通过先进理念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做到锐意改革进取，克服固步自封，实现持续改进。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但不能相互取代。如何克服为追求物质幸福带来的精神痛苦，是现代人内心的深层纠葛。正如我们探讨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强调现代大学要有历史担当的时候，需要互相勉励：大学的社会责任不能弃绝物质世界，更要叩问人类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