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文化——在2015年民进中央机关部门负责人研讨会上的讲话

制度与文化——在2015年民进中央机关部门负责人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5年2月9日)

严隽琪

　　每年新春，召开部门负责人研讨会已经成为惯例。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在部门工作中如何优化研究、决策和执行的关系，以及全机关如何进一步形成统筹协调机制。之所以出这个题目，有两层含义，一是突出“人”的重要，而且是“部门负责人”这一关键层次的干部；二是强调研讨会的着眼点是整个机关和全会的大局需要，要适当地从部门的小范围里跳出来。这就从以过去偏重于部门负责人个人能力的提高，进一步转向机关工作体系的完善。八九年前，局级干部文化水平和工作水平参差不齐，亟待提高，老主席许嘉璐对我说，就是要通过这个研讨会对部门负责人加压，使他们的“笔杆子、嘴巴子、脑瓜子”都能得到锻炼。今天的部门负责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写和说的能力已今非昔比，更重要的是自学能力和学习型机关建设颇有成效，那么这个研讨会如何开得有实效，就需要与时俱进，需要以问题为导向。今年尝试以机关工作中的协调机制为研讨聚焦的问题，请大家谈理性思考、谈成功经验、谈困难和障碍、谈改善制度的建议。

　　这次研讨会上，各位部门负责人的发言真诚务实，积极总结规律，充满理性思考，反映了大家的敬业精神和工作水平。大家紧紧围绕会议主题，结合工作实际进行回顾、梳理、分析和展望，对于如何优化部门内部的研究、决策、执行系统，以及如何形成全机关的统筹协调机制，既有思考性的认识，又有操作性的建议，对机关今后健全机制非常有启发，值得会后进行梳理，有的直接就可以做，有的还可以进行专题讨论。主席班子成员也对大家的发言进行了很中肯的点评。研讨会是富有启发性的，一定会对今后进一步改进机关工作发挥积极作用。

　　一、势与路

　　年初我们主席班子开了谈心会，当时我出的题目是“势与路”。“势”是指看大局，看形势发展，看趋势，看科学规律；“路”是指看怎么走好民进的路。借此机会，我简单地把主席会上大家思考的问题向大家通报一下。

　　看国际，要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背景下争取和平发展，对中国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经济总量上去以后，国际上各种利益集团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中国要从追随者变为创新者和引领者；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结盟，不结盟有好处也有坏处，但不结盟也要促合作。看国内，突出体现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提高、任务艰巨，特别是“新常态”下需要有新思维和新作为，如产业的升级转型、环境与资源的瓶颈、思想文化建设和人口结构素质等。看统一战线，需要理论建设及制度保障，特别是参政党的定位及其存在的意义，其政治性、组织性和社会性。这涉及到几个关系：一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特色与普遍规律；二是参政党建设的“道”与“器”；三是参政党特色中的“专职”与“兼职”；四是精英参政与基层参与，等等。

　　二、政治与文化

　　1.关于民主法治和民主集中制。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对我颇有启发，费老讲权力的来源有四种，即粗暴权力(来源于社会冲突与掌权者的利益)、同意权力(来源于分工体系，我认为我们社会属于同意权力)、教化权力(又叫长老权力，不是政治性的，是文化性的，它来源于社会继替，特别是在稳定的社会里存在)、时势权力(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由知识产生的办法和能力，从而获得他人的信任)。一个社会要在稳定中发展，要以同意权力为主体，杜绝粗暴权力，借鉴教化权力(在社会变化可忽略时)和时势权力(加强学习实践和思考总结)。费老认为，民主法治就是综合个人意志和社会强制的结果，民主集中制是为了使主观出发点与客观实际取得统一。我认为费老的这些观点，时至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让权力在阳光下和在笼子里运行，避免言路堵塞，这是民主精神的体现。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克服自以为是和各自为战，才能避免情况不明，避免使误会和谣言有滋生的土壤。众人声音能被听到，是需要制度保证的；众人商量是需要相关的会议来提供场合的。意见有分歧，决策需要“妥协”，也就是对权力的制衡。

　　2.对共识的需求。

　　“社会”是群体中人与人相互配合的行为关系。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是了解。费老在同一本书中说，“了解是指接受同一的意义体系”，同样的刺激会引起同样的反应。这就是民进提出“三个认同”的文化(而不是政治)意义。政治与文化的区别何在？“凡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比如孝顺长辈，这是大家公认的，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我认同费孝通的说法，他完全是从学术上把政治和文化进行区分，文化是社会成员的共识，大家都会接受的，而政治是大家意见不一样，那一定要有临时的解决办法，这个活动就是政治。所以我们既要有文化又要有政治。如果很少变化，社会高度稳定，完全由传统所规定，可以说“没有政治的，只有文化”，这就回到以前的乡土社会的“天高皇帝远”，靠乡绅乡规乡约把这个社会维持下来。可惜这样的社会在今天的中国是不存在的，在今天的民进中央机关也不存在。所以按照惯例做，这就是文化；有矛盾，大家通过一定的机制进行协调，最后达到一个统一的行动，这就是政治。机关既要有政治的手段，也要有文化的手段。另外要强调“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所以对民进的新成员，要有一个强制性教化过程，这里的强制不是政治上的强制，是指必须进行教化。刚刚闭幕的全国统战部长工作会议上，孙春兰部长提出，学习实践活动，要在弘扬优良传统中传承政治共识，在加强思想交流中深化政治共识，在参与社会实践中巩固政治共识。如何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共识需要思想建党，其中干部是关键、是榜样。习总书记说，“如果领导干部仍然持人治思维、迷恋于以权代法，那十个有十个要栽大跟斗”，“要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尊崇”“学习”“遵守”“运用”法律是习总书记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的四个要求。民进在高层协商会上，对行政文化建言，提的就是“忠于职守、敬畏法律”。对于民进的各级干部，要“尊崇”“学习”“遵守”“运用”的有国法，还有会章，要清醒地知道我们的权力属于同意权力，“同意权力建立在契约上，执行这权力的人是否遵守契约是须随时加以监督的”，“会内监督”针对的就是这个“同意权力”。对会中央机关的干部尤其是负责干部，还要加上带头维护机关的制度、纪律的权威，要加上带头继承和发扬今天仍然具有时代意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对机关的新成员进行“教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对新成员进行教化，我认为我们的机关文化对新成员有教化的作用，而且我们要有意识地去教化。

　　“一个人的思想离不开他的切身经历”。其实轮岗制度除了给干部以更多角度的锻炼积累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积极效应，就是设身处地、互相理解和帮助。这也是在促进了解，促进共识。

　　3.对协调制度的需求。

　　我们都盼望有一个科学的和良性的协调体制机制，各部门肯定有各部门利益，这个利益倒不一定是某个人的利益，而是每个部门往往都希望有更多的工作资源，各方面对其开绿灯，这很自然，但只是一个局部，各个局部的利益关系要得到妥善的协调，使内部的矛盾得到正确的处理，使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这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建设任务。西方讽刺作家曼德威尔写的《蜜蜂的寓言》自1714年出版以来，人们一直把市场经济中的人类比作蜂箱中的蜜蜂。著名的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他的新著《大退化》中说，“这种比喻有可取之处。制度对人类来说就是蜂箱对蜜蜂。制度是在我们把自己组织成团体的结构。制度有边界，往往是墙壁。重要的是，它们有规则”。制度反映了体制和机制，但现实和理想总是有差距，何况外部环境也不是稳定不变的。为了使机关的研究系统更“科学”，决策系统更“民主”，执行系统更“有效”，机关的文化更“阳光”“和谐”，花一些时间对协调制度进行研究，应该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的。

　　经过几年来的努力，机关研究系统的制度是卓有成效的。部门负责人会议基本成为启动决策制度前的最后一关，现在提交到主席办公会的工作方案，质量明显提高、分歧比较少，既减少决策的错误机会，又有利于维护团结。当然，部门负责人会议之前，还有部务会议、专题会议，以及各种会下的沟通协商机制在起作用。近几年，主席会议、主席办公会都请部门负责人参加，使部门负责人能够在第一时间参与决策过程并知晓有关信息；部门负责人会议也请处长汇报方案，使处级干部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方案的不足和完善方向。研究系统运转得好，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积极因素，就是让更多的干部有了解的机会、有参与的机会、有主动的感觉。大家在研究工作中，不“唯书”不“唯上”，破除“狭隘经验论”，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讨论研究时对事不对人，不搞亲亲疏疏的庸俗关系学。应该肯定，部门负责人是负责的、辛苦的，秘书长是机关日常工作的总负责，是负责的、辛苦的，主席会议成员感谢你们！

　　民主决策和集体决策，除了有理论依据，也是民进会章的规定；它是集思广益的需要，更是组织凝聚力的来源和保障。基层组织和会员们普遍要求知情、要求主动参与会务，这是组织凝聚力的来源和保障。今年一定要抓住会庆70周年，使基层支部生活丰富活跃起来，一是学会章，讲会史；一是反映社情民意，建言献策。主要领导的行为和方法是保证决策民主化的关键，强调领导决策民主化，并不意味着对决策问题议而不决，特别是面对棘手的问题，要敢于作出正确的决策。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存在两种不正常的现象：一种是沉默式认同，谁职务高谁说了算；一种是习惯式拒绝，都不愿意担责任。机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这两种现象的。所以，在研究阶段，会中央和中央机关部门两个层次的领导都要尽量让大家参与，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出来，让各种问题充分显现出来，事前讨论可以不定调子，不讲层级。专题会是研究问题的好形式，要长期坚持，各位主席、秘书长都应该养成召开专题会研究问题的好习惯。到决策阶段，就要善于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把分歧消化、协调好，把决策后的团结维护好。决策以后，每个人尽到责任，使决策能够得到高质量地完成，发现决策需调整，也必须讲规矩，要按照组织程序反映。

　　研究再科学、决策再民主，没有执行就一切归零。前段时间，我请办公厅的同志学习了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份文件，里面对于抓落实是这样说的：“在新的形势下，要把抓落实作为一项硬任务和一门科学来对待，既要强化硬的约束，又要研究客观规律，创新方式方法。”这份文件对如何提高落实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也有比较全面的阐述，建议各位部门负责人都要学习。各位的身份都有双重性：执行者和领导者。作为主席会议成员，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每个人既是领导者又是被领导者，这个定位非常重要，工作中我们要看清楚这双重身份，不能不顾领导意图，不恰当地突出自己，同时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带领自己的队伍，认认真真去完成已经决策的任务，这是我们的岗位责任。领导别人是主动，被别人领导是被动，这就是主动和被动的辩证关系。主席会议成员要依法依规，遵守纪律和政治规矩，接受会内外的监督。部门负责人处在宏观与微观、决策与执行、领导与被领导的中间点，上策下行、下情上报、协调左右是岗位责任。执行中要处理好主动还是被动的问题，被动是决策层次规定的，是制度和纪律规定的。但是如何把组织决策化为具体成员的任务、化为操作的步骤，调动起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如何克服执行中的困难，解疑释惑，关心工作人员，从而形成强大的团队执行力，这是十分需要部门负责人的主动作为的。大家一定要带头执行机关的各项规章制度，以自身的率先垂范来激发机关的正能量，做遵守制度的带头人和共识的促进者。

　　三、新年新工作

　　今年是民进成立70周年。研究室、宣传部和组织部要合作做好“爱国、民主、团结、求实”的时代价值这篇大文章，使主题学习实践活动更体现民进的特点，在全会形成学习会史会章、弘扬我会优良传统的热潮，在理论研究、宣传思想和基层活力等方面有新的气象。

　　组织部门不能关起门来定人事，其他部门也不能甩开组织部门决定人事。组织部门要做各项工作的人才保障，为各职能部门工作提供人才资源。只要涉及到人，组织部门都要介入，如宣传部门表彰先进，确定各专委会主任、副主任的人选，应征求组织部门意见。中央各部门要求地方组织推荐人才，组织部门应该介入。组织部门除了协调，还要规范，要汇报，要严守组织纪律。要进一步巩固去年组织建设年的成果，对去年调研搜集的问题逐一研究，对涉及全会组织建设的重要问题，如新时期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如何进一步研究和改进，如何加强对基层组织的关心、支持与指导，如何继续探索会内监督机制及其理论支撑等，要集中会内力量，借用会外力量，加强综合研究。70周年会庆活动不能停留在上层组织和代表人士，要引导推动基层组织和广大会员参与，组织部门要考虑下基层过支部生活，为基层组织带去会史简易读本。今年组织工作的一个重头戏是届中调整，要按照讲政治、护团结、求质量的要求，确保届中调整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今年是社会服务工作主题年，不仅要有工作的力度、社会的影响度、会员的参与度，还要在理论研究和体制机制的建设上有新的作为，使得全会对参政党在新时期的社会服务职能的定位、意义和规律有更深入、更准确的把握，在全会形成“公益就在身边，人人可以参与”的氛围。要重视典型推动，要下去发现典型。学习实践活动也要下基层，才能深入了解各方面信息，开展调研要和工作任务紧密结合。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谋划年，参政议政任务繁重。今年的大调研主题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将有力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业向前发展”。必须下更大力气做好“四个联动”，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集智聚力”的体制和机制。参政议政成果要重质量，要紧紧围绕国家大局。如何处理好专兼职的关系、发挥好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始终是完善参政议政工作体制机制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与专家的联系要着眼于日常维护，专职干部眼里要有专家，向专家虚心学习，提高自己的“鉴赏力”，像蜜蜂采蜜那样善于从专家那里得到启发。

　　研究室在理论研究中要继续按照“冷班子”的要求，以问题为导向，大力开展参政党应用理论研究，为全会各项工作提供理论支撑。会史工作要注重发挥各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形成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都重视会史工作、搜集会史资料的氛围。海外联谊工作既要有形式创新，又要重在效果上下功夫，用好已有平台，泡好“功夫茶”，把交流工作做深做细，达到友谊深化和信息灵通的目的。

　　办公厅摊子大、头绪多，机关的人、财、物、文和活动的有关管理大都汇集到办公厅，其工作质量会影响到各个部门。办公厅与各职能部门是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既合作又相互制约的关系，搞好协调是办公厅的基本功。如财务制度面临新的要求，必须要遵守严谨科学的预算制定、规范的经费使用流程，这需要财务处与各部门之间有明确的分工责任、有具体可行的操作办法和监督制度；又如公文的审核流转，外发和下发的公文代表了机关的水平和文风，可以考虑在机关进行公文起草和流转程序的专题培训。

　　民进是一个整体，会中央负有领导全会的责任，从参政党的实际看，这种领导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引导和吸引，但不能放弃领导，所以会中央机关各职能部门的作用特别重要，要与地方组织加强联系、直接对接，不能单纯靠会议去落实会议、靠文件去落实文件。要善于从实践中总结提炼，用好常委会这个平台，重视典型的带动作用，使会中央的各项决策和主张更好地为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所理解、所接受、所贯彻、所执行，化作更好推进全会履行职能和自身建设的实际行动。

　　最后，与大家分享两点体会。

　　一是“从整个社会看，环境变动的速率与领导阶层适应变动的速率配得上才不致于发生流血的革命”。对一个国家是如此，对我们机关、对一个部门何尝不是如此，当然，这里不会是流血，但是会伤感情、会有大的破坏、会有动荡。所以，身负重任的同志，必须谦虚谨慎，必须不停地学习，必须宽宏大量，必须在必要时顾全大局、接受批评、改正错误。

　　二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仅主席会议成员有任期和年龄的规定，在位时间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各位也都有退休年龄的规定。对这点，我们可以洒脱相对。但同时，我们还要有“久久为功”的历史使命感。张怀西主席一直为自己在任时办成了会址的搬迁而自豪，因为办公条件的改善是为后人造福的，这是一个例子，说明后来人要感恩前人打下的基础，但同时自己也要为更后来的人当好铺路者。会中央机关办公大楼自1999年建成使用后，由于各种原因，大楼所在和四周区域的用地一直未能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友东和办公厅的有关同志迎难而上、不推不等，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反复与内外相关人沟通、从历史档案着手、加上地块勘界，排除了外界干扰，对机关土地边界进行了艰难的确权；后来又抓住朝阳区领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民进中央征求意见的时机，会中央向区委书记提出要求，终于在去年8月份成功办理了机关办公用地土地使用权证，解决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而且使机关办公用地净增521平方米，为今后民进中央机关的发展消除了隐患。其实历史问题，今人不去解决也不会承担直接的责任，但秘书长和办公厅勇于承担、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自加压力。有的工作是显性的，但有的工作注定是隐性的，“铁打的营盘”需要显性的工作，也离不开隐性的工作。我们要向所有为民进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