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当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第103期地方政协干部(委员)北戴河培训班的发言
(2017年9月2日)
朱永新
我是政协的一个老兵了。
1993年，我同时担任了苏州市第九届和江苏省第七届政协委员，一直做了三届15年的省政协委员，连任到我离开江苏的2008年。1998年开始，还当了十年的十二届、十三届的苏州市人大代表。
2003年，我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一直到2008年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013年3月，我回到政协，担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虽然对政协的情况并不陌生，但是，规章制度可能年年岁岁花相似，民生民情却是岁岁年年人不同。面对时代大潮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行动，才能称得上一位合格的政协委员？我一点也不敢懈怠。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等扬鞭自奋蹄。如何发挥自己的党派优势、专业优势，在政协的平台上发挥作用，积极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责？如何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些问题，从2003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开始，我就不断地追问。这些年来，无论是参加中央党校和社会主义学院的理论学习时，还是日常参政议政的工作实践中，无论是平时浏览各类报刊中，还是深入偏远乡村调研，甚至是出国考察时，我都一直在思考着，探索着。
一、当选委员：参政议政天地宽
我能够有机会成为光荣的政协委员，应该感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1948年4月30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共同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发布了“五一”劳动节口号，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包括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在内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从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提议。民进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中指出，在“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灭”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只有坚持站在民主统一战线一边，才是正确的选择。1949年1月，雷洁琼等20多名民主人士奔赴解放区，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道路。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次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真诚合作的意愿。9月29日，政协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统一战线的政权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的领导地位正式得到确立。这样，各民主党派其实是与中国共产党共同选择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60年的风雨同舟，60年的肝胆相照，60年的辉煌成就，证明了这个选择没有错，证明了这个基本政治制度独特的优越性。我，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能够成为全国政协的常委，能够直接为我们的国家作一份小小的贡献，当然应该感谢这个基本的政治制度。因此，我还应该感谢中国民主促进会，感谢会中央的关怀与培养。1988年4月，我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
认识民进，是从认识我身边的民进人开始的。1982年7月，我从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研究班进修结束，回到母校苏州大学教育心理学研究室工作。当时的研究室与教务处一起办公，在老东吴大学的一幢小洋楼里。报到的时候，便遇到了研究室的主任邱光教授。他是一位不苟言笑的长者，也是当时教育理论界颇有影响的学者。
由于我在上海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师从燕国材教授从事心理学史的研究，对于心理学有浓厚的兴趣，报到以后我就找邱主任，想分配到心理学教研组。没有想到，他一口回绝了我的要求，说：在你们回到学校以前就已经决定了。而且，他指定我作为他的助教，从事教育学的教学工作。于是，我每天跟着他去听课，帮助他批改学生的作业。同时，在他的指导下写下了我的第一份教案，进行了第一次在大学课堂的试讲。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同时还是民进苏州大学支部的领导，也是民进苏州市委的领导。
作为邱先生的助教，我经常得到他耳提面命的指导，感受到他作为一个长者的慈祥和作为一个老师的关爱。同时，也感受到他作为一个领导的威严和作为一个学者的深刻。每一次，我把自己关于教育问题的思考请他指点的时候，他总是那么热情、那么开心。但是，每一次我向他表示自己想教心理学的时候，他又似乎换了一个人，毫不含糊地给以拒绝。甚至，我参加全国心理学教材编写会议的费用，也不给报销。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沮丧，甚至觉得邱先生是与自己过不去。整整四年多的时间，我一方面从事心理学的研究，一方面从事教育学的教学，在两门科学中间快乐而痛苦地穿梭而行。
1987年，我破格晋升为当时江苏省最年轻的副教授，并且接替邱先生成为教育心理学研究部的主任。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明白邱先生的一番苦心：他认定我是一块研究教育的好料子，希望我专心致志地从事教育学的教学与研究，能够接好班。1988年，我在他的影响之下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而他自然成为我的介绍人之一。
我的另一位介绍人是苏州大学图书馆的蔡竣年研究员。蔡老师是1950年从美国回来的心理学专业人才，不仅业务非常精通，也是著名的京剧票友。当时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先生准备把《中国心理学史》翻译介绍到海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骨干。我是在苏州大学以外的学术会议上先认识她的。回到学校，她就邀请我去她的家，参观她的书房，看她的心理学原版书籍。当时我写了一篇论文《中国古代学者对于大脑研究的贡献》，想翻译成英文向国外投稿。她非常支持，亲自帮助我校改文章，并且多次与我讨论如何修改。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大脑与认知》上，把关于大脑功能定位的学说提前了100多年，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30多位国外心理学家来信表示祝贺。蔡老师快人快语，性格豪爽，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她首先动员我参加民进，我竟然当场就答应了下来。
在填写申请报告的时候，我才开始接触民进的历史，开始认识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周建人、赵朴初、叶圣陶、雷洁琼、谢冰心、傅雷、许嘉璐等许多我崇敬已久的名人，从此才把他们的名字与民进联系起来。其中，叶圣陶、谢冰心、许嘉璐等民进的领导人，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民进，更加热情地走进了民进。
我是民进的后生，没有目睹叶圣陶先生的风采，更没有机会亲耳聆听先生的教诲。但是，我对叶圣陶先生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不仅是因为他是我们的苏州老乡，不仅是因为他是我们民进中央的老领导，也不仅因为我现在居住的地方可以看到他曾经读书的学校，而是因为我从内心深处敬佩他的思想、他的人格。
我曾经读过先生的许多书，也知道先生的许多故事。叶圣陶先生原名叶绍钧，生于江苏苏州的一个平民家庭。父亲在地主家做账房，家境清苦。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在学习期间发表了第一篇教育论文《儿童之观念》。毕业后就走上了从教之路，先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教国文，并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国文课本。后来又应聘到吴县甪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
加入民进以后，多次去过先生曾经教书的地方。有时是陪同领导去，有时是自己去。每一次去，心灵都要经历一次洗礼。在甪直的4年多，是叶圣陶先生教育活动的关键时期。他和吴宾、王伯祥等人一起，对学校进行了深刻的变革。他们自己编印各种新教材，创办农场、书店、博览室，建筑礼堂、戏台、音乐室，举行师生同乐会、恳亲会，指导学生排练戏剧，组织学生远足，创造了一个充满时代气息和生活情趣的学校环境。同时，叶圣陶先生时刻关注窗外的世界，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和朋友们一起成立了甪直镇教育会，研究社区的教育改革问题，他参加了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新潮社，他与郑振铎、茅盾等人组织发起了文学研究会。在这个时期，叶圣陶先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小学教育的文章，如《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小学教育的改造》等。
在课堂里，我也经常自豪地为我的学生讲起先生。我告诉弟子，作为教育家的叶圣陶先生，在教育上虽然没有大部头的著作，但他提出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如“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教育就是为了培养习惯”“学校教育应当使受教育者一辈子受用”等，是中国教育思想的宝贵财富。我主持的新教育实验，许多思想来源于先生的教育智慧。我还自豪地告诉学生，叶先生与我是同志，是我们的老领导。
我也没有见过冰心，虽然有过机会，但是我还是没有勇气去拜访她。但是，我曾经读过她的许多具有强烈社会反响的《繁星》《春水》和《寄小读者》。我知道她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但是她坦然地面对，执着地追求。她在《世纪印象》一文中这样写道：“九十年来……我的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永远是坚如金石的。”年近九旬时，冰心发表了《我请求》《我感谢》《给一个读者的信》等一系列文章，用正直、坦诚、热切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拳拳之心，显示了她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在《我请求》一文中她这样写道：“……我忆起抗战胜利后1946年的冬天，我们是第一拨到日本去的，那时的日本，真是遍地瓦砾，满目疮痍。但是在此后的几次友好访问中，我看到日本是一年比一年地繁荣富强，今天已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为什么？理由是再简单不过！因为日本深深懂得‘教育是只母鸡’！”同时，她身体力行，先后为家乡的小学、全国的希望工程、中国农村妇女教育与发展基金和安徽等灾区人民捐出稿费十余万元。冰心老人对于教育的情感，希望政府重视教育和教师问题的悲壮的呐喊，一直在撞击着我的心灵。我也经常要求自己，能够有冰心老人这样的情怀与骨气，能够多为中国的教育发展鼓与呼。
非常高兴的是，我有过许多机会见到民进中央的许多领导人，许嘉璐主席、张怀西副主席、冯骥才副主席、陈难先副主席、蔡睿贤副主席、王立平副主席等，他们的才华和人格，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许主席，我有过一些机会陪同他考察教育，深为他对教育的关注和挚爱所感动。仅仅在苏州，他就走访过叶圣陶先生任教的原址、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外国语学校、吴江市金家坝乡小学和幼儿园、吴江市鲈乡小学、苏州幼儿师范学校等。每到一处，他都慰问教师、调查研究、发表意见，处处都留下了他对教育的思考，也留下了他对教育的不安。更让我感动的是，在我的十卷本的教育文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之际，许主席欣然亲自作序，并诚挚地谈了他对中国教育科研、对青年学人的期待。许主席不仅充分肯定了我的文集中“独特的研究方法和风格”，而且深刻地指出：“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研究，如果只有理性的驱动，而没有基于对事物深刻认识所生发出来的极大热情，换言之，没有最博大的挚爱，是难以创造性地把事情做得出色的。”同时，许主席在这篇充满激情的长序中也对我提出了殷切的期待。他在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我还希望他在这方面不断提高锤炼，让这股教育理论界的清风连续地吹下去。我们期待着。”每当我看到许主席的这些文字，我总是热泪盈眶。我要求自己以许主席的道德文章为楷模，不断地充实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让周围的人们敬佩的民进人。
张怀西副主席曾经在江苏省做过副省长，也曾经在基层工作过，有着非常丰富的行政领导经验。他曾经专门为我们讲述自己如何从事行政领导的经验，如怎样利用报刊、怎样调查研究、怎样与人合作等，为我们顺利从事本职工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与智慧。另外，冯骥才副主席对民间文化的热情、王立平副主席创作的许多著名的音乐作品、王佐书副主席演讲的激情、陈难先副主席和蔡睿贤副主席两位民进院士的科学情结以及严隽琪副主席和贺旻副主席两位市长的工作作风，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这样，通过一个个民进人，我认识了民进，走进了民进。我也努力让更多的人通过我去认识民进，走进民进。
2007年12月，我有幸成为民进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成员。严隽琪主席提出了“有思有行、集智聚力、顺势而为、开拓创新”的工作方针，要求全体会员自觉承担起“为执政党助力、为国家尽责、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
二、履职宣言：“你不称职，意味着67万人缺席”
2013年3月3日，全国政协开幕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文章《你不称职意味着67万人缺席》。
我在文章中写道，一个代表或委员，作用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可能碌碌无为，也可能大展宏图；可能积极履职，也可能敷衍了事；可能用心准备议案、提案，也可能不费脑筋交白卷；可能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也可能沉默寡言，高高挂起。而这个不同，就看有没有强烈的“角色意识”。
所谓的角色意识，就是全身心参会。认真听取报告，认真审议讨论，认真阅读文件。就是认真写提案提建议，认真调查研究。
我谈了自己多年担任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的体会：也许，小组会多你一个少你一个问题不大，但是，你的不称职就意味着67万人的缺席，你的失语就意味着67万人沉默。也许，小组发言时你没有特别的意见建议，但用心聆听别人的发言就是一种学习。也许，多提一个提案、建议不会影响大局，但一个又一个脚印才会踩出坚实的道路。
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和发表评论。用百度搜索“67万人缺席”这几个字，竟然达到了1222万条之多。有读者评论说：“这话说到了被代表的民众的心坎里。全国民众关注两会，不仅因为两会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酝酿场，政策调整与走势攸关国计民生；也不仅因为两会是代表委员激辩的场所，道理越辩越明，改革共识越辩越清晰；还因为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建议、发言中，应该有民众的声音，民众希冀代表委员们把此前征集到的民声带上两会，为民众利益鼓与呼，民声、民意不能缺席两会。”
而这篇文章，其实也是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的履职宣言。
三、撰写提案：为“心灵民生”呐喊
提案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方式，是反映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在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教育的问题，写了许多关于教育的提案。记得1995年，我曾经写过一组关于“科教兴省”的提案，其中有一个《关于将“科技兴省”口号改为“科教兴省”的建议》，得到了江苏省委的重视，很快被采纳，“科教兴省”成为江苏的重要战略。
2003年到2007年，在第十届全国政协期间我提交了81个提案。其中一些提案与建议被采纳，逐步变成了国家的政策，甚至变成了现实。
如关于免费义务教育的问题，2004年我就提出了《在西部地区和其它贫困地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制度的建议案》，2005年财政部、教育部已经宣布，从2005年春季学期开始，对592个国家贫困县的约1600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的中小学生，全面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收杂费，同时，逐步对寄宿生补助生活费。2005年，我又提出在全国农村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的建议，很快又得到采纳。从今年秋季开始，全国的城乡就要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了。
再如2004年我提出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停止“名校办民校”的政策建议》。当时教育行政部门公开鼓励“名校办民校，名校不择校，择校到民校”，导致了大量民办学校的萎缩甚至倒闭关门。我的建议尽管暂时没有被采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认识到它的价值。在新修改的义务教育法中，国家已经明确叫停了名校办民校。2007年，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求是》专门约我就这个问题撰写了文章。
再如教科书循环使用的问题，2007年两会我提出了加大推进教科书循环使用力度的建议，并且在苏州进行了小规模的尝试。目前，教育部已经决定从2008年春季开始，在农村中小学建立部分科目免费教科书的循环使用制度，山东、山西、江苏等地已经着手开展此项工作。江苏省教育厅规定，在全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以后，严禁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再收取教科书费用。
再如高校负债的问题。2006年，我提出了《关于严格控制大学建设新校区的提案》，2007年两会，我又带来了《关于尽快解决高校巨额贷款负债问题的提案》。我很高兴地看到，经过我们的呼吁，国家对高校债务问题高度重视。陈至立国务委员在近期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高校债务存在潜在的风险，要把高校负债问题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教育部在给我的提案回复中，也已经同意我提出的对于负债严重、无力偿还贷款的学校，采取“债(贷)转股”形式建立新型股份制高校的建议。
2013年到2017年，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我又提出了72个提案。虽然提案数量比较多，但是每一个提案都是认真准备的，每个提案背后都有故事。以2013年为例，这次会议上我一共提交了14份个人提案，主要有《关于设立“国家阅读节”的提案》《关于建立国家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的提案》《关于加紧推进中小学生海洋意识教育的提案》《关于建设国家教育基础信息数据库的提案》《关于建立国家教育资源库，应对网络教育新挑战的提案》《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的提案》《关于解决农村艺术教师问题的提案》《关于建立驻校作家、驻校艺术家制度的提案》《关于加强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建设的提案》《关于发展“第三方”教育考试与评价体系的提案》《关于规范劳务派遣用工模式，促进劳动力市场有序发展的提案》《关于加大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提案》《关于高度重视软件安全，大力发展我国软件产业的提案》《关于打击盗版，繁荣网络文学的提案》等。
这些提案，有些是我长期关注、坚持不懈地呼吁的。如关于建立国家阅读节提案，从2003年起，我就在全国两会呼吁，坚持了10年。这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小题大做，因为作为一名教育学者，我清晰地意识到阅读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殊意义。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每个人的阅读水平，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不是取决于它的物质力量，而是取决于它的精神力量，取决于阅读的力量。阅读对于强化文化认同、凝聚国家民心、振奋民族精神，对于提高公民素质、淳化社会风气、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阅读节，转型期的中国更需要这样一个节日。
有些提案是在国家部委和有关部门听取相关情况介绍时发现的线索。如关于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提案，是陪同严隽琪主席走访国资委时，就国有企业的利润处理和自主创新等问题交换意见时产生的想法。加强海洋教育问题的提案，是陪同罗富和常务副主席走访国家海洋局时，就国家海洋战略和国民海洋意识交换意见时产生的共鸣。关于农村学校体育与艺术教育问题的提案，是在与教育部体卫艺司王登峰司长交流时，他反映的相关的情况与数据。
有些提案是在与学生、民进会员交流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如我的博士生邵爱国在研究人力资源市场时发现劳务派遣行业存在的问题亟待规范，民进会员、盛大文学总裁侯小强向我反映网络文学盗版猖獗等，在他们反映情况的基础上，我结合相关调查研究材料而撰写的。
有些提案是阅读了有关学者的研究文章受到启发，结合相关调查撰写的。如关于国家教育数据库建设，就参考了美国麻州大学教育领导系主任严文蕃教授提供的资料和华中师范大学左明章教授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关于应对网络教学挑战问题，则参考了国务院参事汤敏的相关论文。
我知道，提案不是一提了之。有些问题，需要长期关注，深入调研，才能不断深化，写出高质量的提案。阅读，就是我作为重点长期关注的领域。如2013年两会以后，我走访了几十所中小学，发现中小学图书馆藏书质量非常差。在一所小学的图书馆看到了《这样做生意会赚钱》《玩转广告》《赢在营销》《开公司经商必读》《普通百姓的致富之路》《如何练就赚钱的本事》《小资本赚钱100招》《成功商人是怎样炼成的》《狼性商鉴》《蒙牛管理模式》等许多明显不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书。在调查中发现，有一些出版机构，把自己长期积压的库存书籍送到学校；有些机构和个人则更关注书籍的数量和码洋，采购图书时往往重数量轻质量。而教育部门与不法书商在招标时联手作弊，也是让不良图书流向学校的原因。我在给延东副总理写信时呼吁：身处这样一个食品安全危机的时代，不能再让孩子们的精神食品产生安全危机。应该把住中小学图书馆的选书配书关，把住精神与文化的最后防线。2014年和2017年的两会上，我就中小学图书馆建设的问题分别撰写了提案。
每个提案都有许多背后的故事。还有一些很好的选题，限于自己精力与时间、学养，以及考虑到提案办理过程的复杂性，在完成初稿以后没有提交。如我曾经专门与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刘继同教授讨论我国社会立法体系的问题，他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就这个问题撰写过许多论文，我们商量准备提交一个关于顶层设计完善社会领域立法的问题。但我觉得仅仅一般性呼吁是不够的，应该把立法的相关问题，内容、路线图、程序等考虑完善以后再提。再如，李遁先生来信给我反映曲社、诗社、(古)琴社、画社(或画会)、书社、印社、(围)棋社这样一些葆有文化传统的民间结社，在注册、评估中的各种困难，我感同身受，但是因为没有具体的调查研究，加上涉及办理部门很多，就准备先作为社情民意反映了。
越来越觉得，撰写一个好提案并不容易。需要把信息收集、整合、提炼的功夫，需要专业知识和开阔视野，需要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又觉得，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撰写好提案，其实也很容易：只需要一颗真诚的心，足矣。
四、大会发言：我为教育鼓与呼
政协的大会发言，历来是两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大会发言不仅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发扬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
在中国的几套民主程序中，只有政协有大会发言制度，而且任何委员都可以报名。政协的大会发言分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书面发言一般在3000字以内，口头发言一般在1400字左右，一般在每次政协全会前提交。每年两会的30余个大会发言，是从数以百计的发言中精挑细选的。其中一半以上是各个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各人民团体以及政协专门委员会的指定发言，只有10余个发言是通过“竞争”被选中的。书面发言的审核比较严格，每次的大会发言，既要考虑到党派和界别的代表，又要考虑发言的主题和内容的平衡，所以竞争非常激烈，只有2%左右的发言申请能够被选中。每次大会发言时，都有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当面听取委员的意见和建议，也有电视和网络的现场直播，所以格外受到关注。
从2003年开始，每年两会我都会提交至少一篇书面发言。十年间先后就义务教育发展、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大学生就业、素质教育、科学发展观、新农村建设、全民阅读、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等问题写过近20份书面发言。但一直到2013年3月8日上午，才第一次登上全国政协大会发言的讲台。在这次会议上我有幸代表民进中央作了题为《县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当务之急》的大会发言。我在发言中提出，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县区内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问题，首先让同一个地区的孩子尽可能接受均等的教育，再逐步在省市和全国范围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我的发言还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转变教育政绩观，把推动县区范围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作为保障社会公平的重大举措。二是建立国家义务教育质量标准。三是强化省级统筹，深化教育及相关领域综合改革，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创造条件。
在发言的最后，我提出：教育公平是我们必须实现的理想。希望老百姓的孩子可以就近在家门口的学校安心入学；希望学校之间只有特色的不同而没有品质和等级的差距；希望同一片蓝天下的孩子们都能够接受一样的好教育。
因为是代表民进中央发言，发言稿是会中央参政议政部结合年度的大调研起草的。但是，我并没有简单地照本宣科，一念了之。为了修改这篇发言稿，我翻阅了大量文献，围绕教育公平问题撰写了一组文章，并对发言稿字斟句酌地反复修改，先后五易其稿。我的大会发言不仅圆满地完成了民进中央的任务，也受到包括业界在内的广泛好评。
2014年的两会上，我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要求，针对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提交了一篇大会发言。这篇发言受到政协大会发言组的高度重视，从数百篇发言稿中脱颖而出被选中。3月9日下午，我是最后一场的最后一个发言。大会发言组的同志对我说，你的“压轴”很关键，要为大会发言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多少给我一些压力。不过，我发言所讲的，不仅是我呼吁良久的问题，而且是在新教育实验中已经践行多年，取得了实际成效的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行动，结果算是基本完成了任务。
我在发言中提出，外来文化从精神上的各种大片，到躯体上的洋快餐，已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传统饮食、传统服装，我们自己的民族英雄、历史记忆却距离我们的教育生活越来越远。更深地了解过去，才能汲取传统营养，真正兼容并蓄，才能更好创新未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刻不容缓。
2016年，我撰写的大会发言稿《人心就是力量》再次“命中”。这个发言是我在2016年2月为《人民日报》写的一篇稿子的基础上修改的。我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谈到了“人心向背、力量对比决定事业成败”“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等命题。说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高度关注民心问题，把它作为执政的根基。那么，如何赢得人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参政议政题目。
我在发言中说，从历史的教训、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以及战胜汶川大地震等重大灾难的启示三个方面讲述了自己对于“人心就是力量”这一命题的理解与思考。同时就各级党政机关、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如何做好争取人心的工作提出了建议。我在发言最后说：人民为国家之基，人心则为国家之根。根的力量，表面难以看见，却在深层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我们坚信，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只要有全国人民的心手相牵，就没有什么困难不可克服，没有什么风雨不可阻挡。因为——人心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孕育着未来，催生着希望！
3月11日上午，我再次被安排在最后一个“压轴”发言。因为这次发言的内容同以前的发言都是围绕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建议不同，这个发言稿谈的问题总的来说更“务虚”一些，心里还是很有压力的。没想到委员们听得很认真，现场很安静，许多委员纷纷翻开文件，比照着边阅读边听，让我非常感动。
五、调查研究：做一名“三实”委员
政协的调查研究形式比较多，主要有委员视察和专题调研。委员视察作为人民政协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委员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学习提高的重要方式；是委员有序参与国是，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责的重要渠道；是密切同社会各界联系，加强党派、界别之间合作共事的重要途径；是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根据政协的委员视察工作条例，委员视察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常委视察团、委员视察团、委员界别视察团。视察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以及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成就；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
如2013年6月3日至9日，我随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罗富和带领的特邀常委视察团，赴福建开展了“推进小城镇建设，提高城镇化质量”的专题视察。我们马不停蹄奔走于厦门、福州、莆田、泉州、漳州等地，先后察看了9个小城镇的建设情况，召开了6场座谈会，对小城镇建设的成就与问题、经验与教训等有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形成的视察报告也得到了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作为视察团的副团长，我协助团长为视察工作的顺利进行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专题调研，则围绕国家的重大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和全国政协重点协商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十年政协委员期间，我每年都要参加全国政协和民进中央组织的各种视察调研活动。以2015年为例，如果用调查研究的行程来串联的话，差不多走了大半个中国。
2015年1月7日，这一年的调查研究就拉开了帷幕。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化解产能过剩。一些资源型省份已经率先“局部塌陷”，经济增长速度降到5%以下。为了解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问题，我陪同严隽琪主席在上海党派大楼参加了民进中央—上海社会科学院合作中心参政议政务虚会。与会专家认为这不是坏事，在保持全国稳定的前提下每年可以让部分省“局部塌陷”。调研的办法成果在李克强总理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上得到了反映。
3月31日，一年一度的“大调研”正式启动。“大调研”是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接受中共中央委托，就某些重大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开展调查研究。这往往是民主党派贯穿全年的参政议政工作的重中之重。4月初严隽琪主席带领我们调研组一行先后考察了江苏南通、昆山，河北霸州、保定、廊坊、正定县、晋州、石家庄等地，4月下旬罗富和常务副主席又带队先后考察了西安、安康等地，先后召开座谈会16场，委托专家学者进行社会调查23次；同时刘新成副主席带队赴捷克、匈牙利就“公共文化服务”开展调研，并进行了6次座谈交流。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河南、陕西、宁夏、四川等12个民进省级组织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开展了16次调研，并向民进中央提交了调研报告。民进中央还组织专家针对城市和农村设计了两种调查问卷并选择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放了5000份。调研结束后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在“十三五”期间完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建议提出：
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服务体系建设为抓手深化改革。公共文化服务在服务理念、方式、手段和管理模式上应该更具有现代意识，体现“公共性”原则。要在统筹协调“分割”的资源中发现“增量”；在完善配套措施中盘活“存量”，提高使用率；在主体(服务对象)参与中激发活力；在开放宽容中扩大多元投入。
二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经费投向效率。在设施方面，首先应重视已有设施的开放和利用，而不是不问条件地兴起又一轮的设施新建热潮，如提倡把经费投入到鼓励开放各种公共空间、设施利用与维护、开放的管理与保险、“文化惠民卡”等。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布局，动态考量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问题，既满足现实需求又具有前瞻性，避免新一轮的公共资源浪费和“失效”。
三是“十三五”期间建议实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新农村基层建设结合计划、“文、体、教、科普”公共文化服务联合行动计划、全民阅读提升计划、农民工共享城市公共文化计划和公共文化志愿者行动计划等五个计划。
大调研的成果得到了全国政协俞正声主席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评价，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专门就建议逐条提出了落实意见。
大调研一结束，我们又就“十三五”规划问题在上海举行了民进中央—上海社科院合作中心举行的2015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与前瞻座谈会和民进中央参政议政特邀研究员(南方片)会议暨参政议政务虚会两个会议，研究经济形势与对策。与会专家提出了许多积极建议，如指出要想创造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局面，鼓励更多人从事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就必须坚决地把各种税费降下来，免税额度的起征点可以从2万元提高到50万元。还有专家就社会流动与收入结构、安全第一还是速度第一、农村建设的主体以及义务教育是否延伸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上海会议结束以后，5月8日赶到内蒙古乌海市，就体教结合等问题在乌海进行了为期3天的调研。乌海的调研线索是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副部长姜其和提出来的。他在乌海挂职副市长一年，发现乌海教育的一个重要亮点，学校所有体育设施免费对社会开放。为了总结乌海的经验，我专门带领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的专家前去调研。调研成果准备作为2016年的两会提案。
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做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十三五”规划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全国政协2015年的重点调研课题。哪些地区可以开发？哪些地区限制开发？哪些地区要禁止开发？要明确而且要严格执行。5月21日至29日，我作为全国政协“‘十三五’规划中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建设情况”特邀常委视察团的秘书长，参加了为期9天的视察调研活动。视察团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交换意见时提出，要进一步加强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其他规划的协调，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空间布局、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实现新疆的永续发展。
从7月份开始，我们围绕“十三五”规划问题组织了一系列座谈会。7月4日，在苏州参加“十三五”期间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建议座谈会，对“十三五”期间义务教育要不要延长、职称评审要不要取消、学校规模多大合适、学生素质如何评价、学习方式如何变革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8月14日，在北京参加“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专题研讨会。国家发改委西部司巡视员欧晓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等十余位会内外专家就如何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建言谋策。胡鞍钢提出“一带一路”要高举贸易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世界互联互通、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和共赢主义五个大旗，中国要成为旗手。9月23日，在北京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专题研讨会。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传承人的保护和抢救是非遗保护最紧迫的大课题。现在，传承人大部分年事已高，平均在65岁以上，后继乏人。许多传承人已经离开了非遗的文化土壤，到城市卖艺表演。同时传承人发现和认定程序也存在一些缺陷。
2015年6月9日，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服用农药自杀身亡，这一事件让留守儿童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也让贵州毕节在2012年5名流浪儿童在垃圾箱内中毒死亡后，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6·9事件”发生后，我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孙春兰部长，提出了统战系统为解决毕节留守儿童问题助力的建议，得到了孙部长的高度重视。7月中旬，统战部办公厅、一局、五局、光彩事业指导中心、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和社会服务部组成联合调研组，赴毕节就留守儿童问题开展专项调研，形成了工作方案。为进一步寻找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办法，我再次带领民进中央的相关专家于9月12日至14日在毕节市金沙县开展了留守儿童问题调研。根据调研的成果，我们提出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几点建议：一是完善相关法律，依法推进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工作。二是从国家层面进行产业布局，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人口流出地转移。三是制定政策，鼓励父母携带子女外出务工或者父母一方留在子女身边。四是标本兼治，大力推进寄宿制学校建设。五是吸纳多方力量参与留守儿童关爱工作。
特殊教育是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帮助残疾人更好融入社会的基本途径。残疾人也是“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群体。近年来特教事业发展较快，但仍存在发展不够平衡、体系有待完善、经费投入总量不足、师资队伍不强等问题。为此，2015年9月、11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齐续春率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分赴内蒙古、重庆，以“特殊教育发展与管理情况”为题，围绕《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性视察，并委托江苏省政协组织驻当地全国政协委员就地开展调研。我作为副团长参加了11月9日至13日赴重庆调研的视察团。在最后形成的视察报告中，我们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特殊教育的建议：加强对特殊教育发展整体谋划；深刻把握特殊教育特点和规律；加大特殊教育财政保障力度；建立网络信息管理和监测评估系统；将特殊教育由义务教育向两头延伸；加强特教师资队伍建设；形成特教事业发展整体合力。
2015年的最后一次调研是关于海水淡化问题。12月14日至15日，我和民进中央调研组的专家赴河北省沧州市，实地考察了部分海水淡化项目，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听取河北省及沧州市海水淡化工作情况介绍和相关专家的意见。根据这次调研形成的建议，将作为2016年两会民进中央的提案内容。
从1月到12月，十余次调研，行程数万公里，收获满满。更深切感受到俞正声主席提出的政协委员要“察实情，讲实话，谋实策”的良苦用心。是的，只有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察实情；只有察实情，才能讲实话、谋实策。
六、两会手记：履职一路行与思
写作不是为了写作，而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写作是最有效的思考，哪怕简单的记录，同时也是在进行着回顾、梳理与总结。
我有写日记的习惯。自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后，更是自觉地记录我参加政协活动的情况。200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在政协这五年——一个民主党派成员见证的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一书。记得前几年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看到我的这部著作时，我曾经问管理人员，为什么采购这样的书？他的回答非常有意思：我们更关注个案，通过一个人的窗口，可以看到一个世界。
的确，随着民主化的进程加快和媒体的成长，两会的各种信息已经铺天盖地，但相对而言，微观的个人的参政议政全程记录还不多见。
每年两会，我都要坚持记录会议的情况，记录自己的感悟，记录履职的历程。虽然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正式以“春天的约会”为题在博客上发表两会手记，是从2006年开始的。
2013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130余万字的《我在人大这五年——一个民主党派成员见证的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从人大回到政协以后，我的两会手记“春天的约会”也随着两会的进程如期而至。如2013年从2月27日参加人大最后一次常委会，到28日参加新任委员培训，从3月2日聆听习总书记讲学习，到3日政协大会开幕，从分组讨论到常委会议，我全景式地记录了我经历的两会和我眼中的政协。
在最后一天的两会手记中，我写下了这样一首小诗：
履职没有闭会时，参政功夫在平常。
协商民主谏真言，联系群众做桥梁。
老兵新传从头越，肝胆相照记心上。
同心同行更同向，道路自信不彷徨。
我之所以坚持记录，这不仅是因为我保持了多年的日记习惯，也是为了留住这些难忘的日子。因为，我知道，这不只是一个人的两会，更是一个时代的两会。沉淀下来的，不仅是个人的政治生活记录，也是这个时代政治生态的永恒记录。为了写得精彩，必须活得精彩，做得精彩。这是我经常对一线老师们说的一句话，其实对于一个政协委员何尝不是如此？
七、三个立足：建言谋策敢为先
有媒体记者曾经问：作为一名有着十多年参政议政经验的老委员，你自己能够为自己打多少分？我打了80分，一个良好的分数。之所以没有打优秀，是觉得许多工作还可以做得更好。之所以也没有打得更低，是觉得自己还是尽了努力。
我曾经总结了自己当好政协委员的三条经验：一是立足专业背景，将学术研究、本职工作和参政议政结合起来，以学术研究促进本职工作，从本职工作中挖掘提案参政议政。二是立足中国国情，将报国情怀、民主监督、建言献策统一起来，不能不顾国情，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时候，照搬西方经验，迷信书本理论，误国误民。三是立足民间社会，将国家大事、百姓生活、网络民声整合起来，只有了解民间疾苦、民生百态，才能履行好参政议政的职责。
十年来的探索表明，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对于参政议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立足专业，就不会轻易说外行话，就不会浅尝即止，就更能够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我的专业背景是教育，在担任苏州市副市长期间的十年，我在政府分管教育；在担任民进中央副主席的十年，民进又是以教育文化新闻出版为主要界别的参政党，70%的会员来自教育界。所以，每年的两会，我带来的提案基本是关于教育问题的。专业、工作、参政议政，三个方向的工作，通过教育得到了整合。学术研究既能够为政府的工作服务，又为民进的参政议政服务，一举三得，既保证了提案的质量与水平，也为本职工作提供了思路。如关于免费义务教育的提案、教科书循环使用的提案等，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十年来的探索表明，参政议政要考虑中国的国情。我们从事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和一切先进文明的经验的同时，一定要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历史悠久，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幅员辽阔，地区差异非常之大。再小的事情，乘上13亿，都不是小事；再大的问题，除以13亿，就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所以，一方面我大量阅读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基辛格的《论中国》、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等，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发现中国，对于我们立足国情做好工作，都是有启迪的。一方面在提出建议时，尽可能从实际出发，不把国外的经验拿来照搬照抄，而是考虑可行性，尽可能发现本土的经验、本土的创造。
十年来的探索表明，密切联系群众，倾听民间的声音，是做好政协委员的关键。五年中间，我走过许多地方，无论到哪里，我都带着一双政协委员的眼睛；地方政府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我都要放到全国的范围去思考比较。一封代课老师的来信，会让我关注起全国的代课教师问题；一个网友的留言，会让我关注乙肝携带者的权益；课堂里与学生讨论的话题，会成为提案的重要内容；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也会转化为政协发言的主题。其中，利用互联网倾听民声、参政议政是非常有益的尝试。每年两会期间，我差不多都走进人民网的强国论坛，跟各位关心国家大事、热心政治参与的网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同时，通过互联网征集两会的提案与建议，我曾经在教育在线网站开了一个主题帖叫“请为中国教育鼓与呼”，访问量很大，大家对教育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很多提案都是通过网络征集的，有一些提案直接来自于网友的建议。所以，我认为网络是参政议政的推进器，是中国政治文明的推进器。
十多年来，我的许多提案和建议，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许多意见和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用。我曾经把十多年来提出的关于教育方面的建议与意见汇成《给中国教育的100条建议》，被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总局评为“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现在看来，我每年能够提出比较多的有一定质量的提案，与上述三个“立足”是分不开的。
在2017年政协的闭幕会议上，俞正声深情地说，“一届政协委员，一生政协情缘”。希望大家珍惜委员荣誉，锲而不舍，奋发向上，不忘初心，敬终如始，恪尽职守，不懈怠、不松劲、不停步，在时代发展大潮中和人民政协舞台上，“定格人生奋斗坐标，留下生动政协故事，以新的业绩为人民政协事业增光添彩”。
一届委员，一生情缘。俞主席的这句话，说出了许多委员们的心声。是的，在13亿人口中有机会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概率。我深知，当上委员不容易，但当好委员更不容易，值得用一生的时间去珍惜。
今年是十二届全国政协工作的最后一年，这次会议也是本届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但作为委员，履职其实应该是一辈子的事情。如何像俞主席讲话里要求的那样，始终心系国事、情牵民生、德润人心？如何做一个有定力、有情怀、有担当、有作为的政协委员？不仅在接下来一年的履职中要奋发有为，更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努力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