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着，学习着，快乐着

(2017年7月5日)

严隽琪

　　从懂事起，大概是受到“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教育理念的熏陶，我树立了当一个为国争光的科学家的理想，居里夫人是我心中的偶像。父亲在我六岁时病故，他是位矢志报国的优秀生物学家和教育家，母亲的回忆让我又有了一个父亲的榜样。母亲的含辛茹苦和国家减免学费的政策使我与姐妹都获得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因此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报答母亲和祖国的“感恩”情怀浓浓地浸入我的血液里。

　　光阴似箭，自1967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起，已经过去了近五十年。虽然社会角色发生过几次变化，但热爱学习、积极工作、报效祖国是我不变的人生态度。我曾当过煤矿机械厂的技术员、大学教师、“八六三”专家、政府官员，现在是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事业的每一阶段，都踏在时代为我提供的平台上，我始终沐浴着党的信任、组织的培养、同事的帮助和亲人的体贴。

　　大学毕业后在徐州矿务局工作的十年，正值“文革”期间。但工人师傅的善良与智慧、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时的喜悦、独立生活能力的提高，都构成我难得的人生经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随后，国家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我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机遇。

　　1978年，由于扎实的学业功底和“拨乱反正”的招生政策，我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地通过了“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生录取考试，回到母校，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硕士研究生，并在取得学位后被留校当了老师。随着国家的国际交流和留学生政策的进一步放开，1984年我又通过严格的层层考试选拔，获得了公派出国学习深造的难得机会，远涉重洋，赴丹麦技术大学求学。这时，我已近不惑之年，是学习的渴望、时代的激励和亲人的大力支持使我毅然下定决心，迎接新的挑战。走出国门，眼界洞开，国外丰富的物质文明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让我深感时不我待，“发展是硬道理”。远离祖国，爱国情更浓。我感到西方很不了解中国，我知道自己的言行和学术水平直接影响祖国的声誉，我要为国争光。我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凭着国内教育为我打下的扎实基础，自己勤奋的工作以及不断取得的研究成果，赢得了导师和全系老师们的赞赏。仅仅两年后就完成了规定的学业，获得了丹麦技术大学博士学位。学成之后，母校的呼唤促使我选择立即回国，在上海交大开始了新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恰在此时，我们的国家在科教兴国的战略指导下开始了“863高技术发展计划”。我又幸运地被国家选中，成为第一批专家组中最年轻的专家之一。在十多年的时光里，我将满腔热情和全副精力投入到这个推动高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国家战略计划上。这期间我主持、规划和实施了全国范围CAPP(计算机辅助工艺设计)领域的理论研究、技术攻关和CAPP软件系统的开发；建立了国家863/CAPP工程实验室；负责推进企业信息化工作，建立了以“上海制造热线”为门户的区域性制造业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我还指导数十名研究生从事了制造资源建模、产品特征模型与工艺决策知识库、虚拟制造等前沿性的研究工作。撰写了《制造系统信息集成技术与方法》《计算机辅助工艺设计》《虚拟制造理论与技术基础》等专著和数十篇论文，研究成果为汽车、家电、电器、医学、航空、船舶、纳米等十余个行业、200多种新产品开发提供了技术应用服务。“天道酬勤”，党和国家不断给予我鼓励和荣誉：中国高等教育优秀青年学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上海市劳动模范、国家“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三八”红旗手标兵，上海市首届“巾帼创新奖”、国家科技部863重要贡献奖等称号或奖励接踵而来。1997年以来，我主持或担任主要责任人的科研成果获得过三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随着阅历的增加，教学管理工作逐渐压上了我的肩头。虽然这不是我最初的愿望，但只要认定是国家的需要，是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就要求自己克服困难，勇敢承担，倾注心血。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任内，我和同事们虚心向兄弟院校学习，推进学院的管理创新，下大力气抓学科建设，提倡产学研结合与国际合作办学。学院在开展工程硕士教育，取得机械工程首批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进行“211”和“985”重点建设，承担重大科研项目，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均取得长足的进步。学校内的管理工作从另一个侧面开拓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经验、提高了我的情商、锻炼了我的意志。

　　2000年的春天，得悉组织上要调我到政府任职，一时心潮起伏，思想斗争激烈。虽然我深深感激党的信任，但毕竟这是从熟悉和热爱的“学界”到完全陌生的“政界”的一个大跨越。特别是2001年5月又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我体会到这是党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以及多党合作的制度把我推上了新的事业平台，我没有犹豫或退却的权利，只有尽快完成角色的转换，承担历史赋予我的责任。在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六年时间里，我认真学习、深入调研，实事求是、尽心尽责，廉洁奉公、维护团结。尽管工作十分繁忙，尽管经常面对新的困难与挑战，尽管舍弃了大量从事学术工作的时间，但有失必有得，身处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代，自己能够参与许多重大决策，投身特大城市上海的建设与发展，我觉得自己在与时代一起进步，并为此而感到非常充实。

　　我于1998年加入民进，这为我开启了又一道参政议政的报国之门，又一扇社情民意的信息之窗，又一条讲政治讲大局的学习之路。十多年来，我先后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我认真地履行职能，在上海和全国的两会上，以个人身份或代表民进多次提出议案和提案，内容涉及文化、教育、“三农”、卫生、国资改革、经济等领域。

　　在民进组织里，我从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主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到主席，一个位置就是一个脚印。担任民主党派领导人，是我经历的又一种角色转换，是对我的政治觉悟、政策水平和领导能力的新挑战。在自然科学领域中，需要强调理论的重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我发现自己在多年的科研工作中养成的思维习惯和学习能力，对我适应党派负责人的岗位要求同样大有裨益。2007年初，我从上海市副市长岗位调任党派中央工作，我对自己说：一切从零开始，工作以学习开路。根据党派工作的特点，为了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我列了一个长长的阅读清单，戏称是在“恶补”。同时，虽不能说做到了“每日三省吾身”，但确实经常注意拿别人的长处来激励自己，克服自己的缺点或短处。在新的环境、新的工作中，在与新同事的合作中，完成自己角色的变化。2007年底，民进中央主席的接力棒交到了我手中，沉甸甸的责任迫使我和我的同事们必须“无懈无滞，有思有行”。中国的民主党派正面临着“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历史性课题。首先，我们需要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政治立场、共同的价值观，这就是“同道”。只有“同道”才能走到一起，这是党派进步性和广泛性的重要依据，所以政治交接就成为民主党派工作的主线。通过继承我会的光荣传统，学习历史、学习形势与国情、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认识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我认为与所有的团体一样，党派的自身建设必须以领导班子为重点。我在班子中提倡凡事从自身做起，强化学习制度、丰富学习方式、提高学习效果，以理论上的清醒来保证政治上的坚定。并且提倡班子成员树立三个观念：一是群众观念。要明白自己是怎样走上领导岗位的，要在岗位上尽好领导责任。必须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接受群众监督。二是集体观念。个人很渺小，我们身处高位不一定等同于能力和水平就足够高。所以团结就是力量，要大力构造合力聚智的氛围、体制与机制。三是民主观念。这是政党文明的体现，是科学决策和党内和谐的需要。所以必须不断地完善民主集中制，改进议事决策的程序。一个党派的凝聚力，除了要“同道”以外，还要让所有成员感到有实现自身价值追求的渠道与机会，获得一种心灵上的满足。一定要开展活动，有活动才有活力，有活力才有凝聚力。为他们提供一些利益表达渠道，发挥作用、实现价值的机会，使他们有困难时可以向你倾诉，发挥一些化解矛盾、理顺关系的作用。这都需要我和我的同事们时时保持着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和创新意识。只有认识大局，定位才能准确，举措才能恰当，围绕中心、明确重点、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只有有了忧患意识，我们的头脑才能清醒，目光才能敏锐。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创新意识，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改革。使我们的决策、举措和工作与时俱进，符合客观规律和不断变化的时代。

　　我的祖籍是江苏吴县。由于家族中出现过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商界、政界或学界人士，所以严家在家乡颇有声望。如我的曾祖父与祖父都经营着不小的产业，更可贵的是在乡里留下了乐善好施的开明口碑；我的堂伯父严家淦曾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我的父亲从美国留学归来后，一心教育救国，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竭尽心力与财力创办福建农学院。半个多世纪的世事沧桑，两岸阻隔造成的骨肉分离，我和家人有切肤之痛：我的外婆、两个舅舅和诸多亲友，以及我父亲的不少学生居留在海峡彼岸。我深知我的母亲一直以未能尽孝侍母而十分悲痛，抱憾终生。我和亿万炎黄子孙一样，盼望早日终结民族的悲剧、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并以积极参与两岸的学术交流、文化合作等可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赤子之心，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近40年。吾生有幸，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目睹中华民族百年的屈辱被荡涤洗刷、先辈们强国富民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我相信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必将迎来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值得欣慰的是，我个人的事业与祖国前进的步伐一致，在我们亲爱的祖国繁荣昌盛的历史进程中，我没有缺席。祖国的需要是我工作岗位变化的原因，不懈地学习是我应对新要求的法宝，谦虚和感恩是我常保快乐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