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3日)

刘新成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我最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文化自信，一般提到文化自信，在强调政治、宣传、思想时，也会提到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干扰和侵蚀。抵制西方意识形态已经讲过多年，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有过关于全盘西化的争论，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谨防精神污染、自由化等都和西方意识形态有关。关于西方意识形态，我们一直在强调抵制，抵制是指抵制不利的方面，那为什么西方意识形态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从政治意图方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批评多，但从学术理论分析方面的批判少，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真伪性及其形成的原因、背景、合理性的分析较少。比如普世价值，即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念，不是说要反对普世价值，而是要反对西方普世价值。西方的普世价值和一般意义上的普世价值有什么不同？既然是西方的，怎么能叫普世价值？既然是普世的，怎么能定义为西方？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讲得特别清楚，搞不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在抵制的时候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想从理论上分析西方的意识形态，看清其真实面目，更有利于我们形成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自觉，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成熟，比较敏感，不好讲。我们这次属于内部讨论，共同学习和探讨。

　　首先，什么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定义是不按照世界本然而是应然的样子描述世界，即不是按照世界现有的、本来的面目来描述世界，有一定的主观建构性，是一种世界观，涉及如何看世界的历史、世界的构成、世界的走向。认同不认同某种世界观，当然与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有关。

　　这里所用的分析方法主要借鉴福柯的理论，包括知识考古学、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以及解构主义。福柯最大的思想贡献之一是知识考古学，他认为所谓的知识，或者我们认为无须讨论或者证明的基本概念，并不是毋庸置疑的，主张进行知识的考古。追踪知识发展的历史，会发现其本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因为权力的作用而被无限歪曲，不是纯客观的，需要对知识进行考古。大家应该听说过后现代，后现代的表现之一就是解构主义，是指把现有的理论体系拆开看其构成，把已有的结论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以上是分析西方意识形态需要借用的现有方法。

　　我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演变，重点会讲西方怎么看待世界的历史以及整个世界的发展；第二个是西方的意识形态怎么进入中国；最后是我们对西方意识形态现有的批判。

　　在具体讲西方意识形态演变过程之前，请大家重视西方的思想方法有两个传统特点：第一是追求普世(适)性，即追求放之四海皆准的结论；第二是文野之分，具有两极对立的传统。我们分五个时期讲演变过程：古典时期、中世纪、地理大发现时期、启蒙时代、20世纪。

　　在古典时代，西方学术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以哲学著称，在思想方法上，和中国先秦哲学思想着眼于现实社会，关注伦理，注重“用通”和实用性相比，古希腊文化的特色在于求真，注重探究“终极真理”，哲学取向注重唯一正确性。古希腊思想鼻祖之一柏拉图曾提出一个哲学命题“洞穴之喻”，用来比喻哲学的思考追求方向。讲的是在一个洞穴里，一堆人面对一面白墙，后面有一个人在火前跳舞，人们看不到身后的人在火前跳舞，但可以在洞穴的墙壁上看到跳舞的人影子，比喻我们见到的现实世界是虚幻的，就像洞穴上的这些影子，其实影子的背后才是真相，但是绝大多数人看不到。真实只存在于观念之中，现实中看不到，但是理解观念非常难，就像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圆，但是现实中没有人能画出真正的圆。我们要认识的只是最终的观念，观念统率一切，但真正悟到真相的只是少数人。他以此说明，真相的世界不是现实的世界，真相世界不是真实的存在，而是一种观念，一种真知。他认为只有这种真知才是真正需要认识的。

　　那么按照这种思维逻辑，他们怎么看待世界呢？西方有位史学家叫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年)，被称为“史学之父”，他的代表作《历史》描述的是希波战争，但他写的希波战争史不注重历史的过程，主要描述了几个事件，每个事件得出一个主导战争结果的结论，其结论是命运，这说明普世性的宿命连神都不可逃脱。可以说，在古希腊哲学和史学传统上都是最终要找到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对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是适用的。这和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一样，“一家之言”指的是个人的看法，和希罗多德的追求不一样，他追求的是决定人类所有一切的最终命运，即宿命。

　　以上说的是西方古典时期的普世性特征。下面简单说一下其另一个特征：文野之分，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把人分为希腊人和野蛮人。非希腊人被称为野蛮人，希腊人代表高级的人，野蛮人代表低级的人，这形成了一个传统。

　　中世纪(500—1500年)是宗教统治的时代，基督教是唯一的意识形态，但在历史观上继承了古希腊的传统，在思维方式上，继续体现出普世性和文野之分。先说普世性。其代表人物是奥古斯丁，他是古代一位主教，代表作是《上帝之城》。他继承了柏拉图观念与现实的两分法，特别是观念是永恒的，现实是变动不居的观念，创造了上帝永在，现实转瞬即逝的基督教理论。他认为世界上存在两个城市，一座上帝之城，存在于人们的信仰之中；一座世俗之城，是虚幻的，不值得信任的。在他看来，全部人类历史都是上帝干预的过程，体现上帝的计划，看似一个个互不相干的事件或现象中实际上体现的是上帝的意图，都是总体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那么，人类的这种生活有什么意义呢？现实世界的世界又有什么重要性呢？奥古斯丁说：上帝是至善的，他并没有在人间创造罪恶，但现实社会充满罪恶。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人们滥用了上帝所赋予的自由意志，是人主动地背离了善，所以人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归于善，只有靠上帝来救赎。怎么救赎呢？要靠虔诚的信仰感受上帝的真理之光，这和柏拉图说的背后的观念之真是一样的。所以人类全部的社会生活是一部拯救的历史，既然人类不是靠努力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是实现上帝的意志，所以民族、国家和个人的历史本身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实现整体历史的一部分，体现了普遍性的思维。为什么西方总是说他们指出的历史发展道路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从传统上就有这样的习惯，普遍性思维惯性在起作用。公元4世纪—5世纪，当时与其同期的史学家奥罗修斯在其史著里画了一幅世界地图，已然将世界划分为亚洲、非洲和欧洲，涵盖了印度、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埃及、欧洲全部和非洲的部分地区，可见其世界意识，他认为外界人类的生活同样受上帝之城的影响。按照基督教的历史观，既然整个人类历史是一个被拯救的过程，那么历史有固定的走向，从原罪到自我救赎到末日审判再到最后终了，确定了“单一直线发展观”，这是西方思想方法里很重要的特征。

　　中世纪的文野之分就更明显了：基督徒代表文，代表野的非基督徒(异教)是要被消灭的，所以有十字军东征。

　　在第三个时代：地理大发现时期(15—17世纪)。地理大发现是从欧洲人的角度来讲的，发现新大陆后，一个现实的世界在他们面前展开，普世性有了实体和载体，看到了实实在在的世界，看到印第安人，坚定了文野之分。普适性和文野之分的思维特点从观念进入真实性，更加坚定。

　　意识形态随着地理大发现开始发生变化，西方人为其掠夺扩张寻找合法性，主要产生了两大理论：其一是西班牙人维托里亚在1537年撰写的《论新近发现的西印度群岛》一文中提出万民法原理，成为后来人权宣言、天赋人权的依据和来源。他说，人享有自然权利：传教的自由、旅行的自由和交通贸易的自由，这些完全从欧洲人的需要角度出发，谁阻止他们的权利，谁就是人类的共同敌人，打败这些敌人就是正义战争，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合法性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获得。另一个为殖民者侵略提供合法性的是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的“和平”占领论，土地占有权的合法性来自对土地的利用，谁利用土地谁有所有权，为欧洲殖民者合法占有美洲土地寻找借口。在财产、权力的合法性之外，对“应然世界”的描述是更根本“合法性”依据。由于欧洲人对世界的认识与对世界的征服同步，所以他们的世界历史观渗透着征服者的优越感。欧洲人从来都认为，没有被基督教统治的地区都应归于蒙昧和野蛮的地带，都应该敞开大门接受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本来就自认为有拯救世界的责任，野蛮世界的大发现，使教士们看到了传教的广阔前景与艰巨任务。基督教本身就具有普世性，面对“新发现”的土地和人民，基督教对人类的“救赎意义”就有了现实基础。作为基督徒，他们以世界的“主导者”自居，把扩张美化为“传播文化”，为世界发展历程勾画了一个“主导—传播模式”，即西方文化向世界播撒的模式。早期的殖民主义者就声称世界的发展过程将是福音书的传播和兑现过程。总之，这些最终使其具有普世性和文野之分的单线发展观进一步延伸。欧洲人传播上帝的福音，可以征服野蛮人，占有他们的土地，然后实现人类最终美好理想。

　　启蒙时代是指18—19世纪，西方从信仰时代进入理性时代，是西方近代一个关键时期。研究者将启蒙时代对西方思想带来的转变进行了知识考古，推翻了之前的一些理论。启蒙时代推翻了基督教信仰，但在思想方法上，却延续了许多基督教思维的特点。正如美国学者卡尔·贝克尔说：“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并不像他们自己声称的或我们后人所想象的那样，真正远离了中世纪，他们并没有从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成见下解放出来……事实上，他们很接近基督徒，是基督教的世俗继承人，只是他们不自觉而已。”虽然不再信仰上帝和圣经，但思想方法上继承了基督教时期的很多思想方式，其具体表现是：在基督教中“救赎”“拯救”在启蒙时代变成社会的发展和人性的自我完善；对“末世审判”“天国”的向往变成对美好未来的预设；“上帝”变成自然或自然“规律”；圣经变成历史哲学。结果就是普世性的延续：对人类社会发展仍然按照固定方向、沿着固定的单一正确的道路发展，并对这一点坚信不疑。正如近代早期意大利思想家维科在其代表作《新科学》中所说：“每个民族在时间上都要经历一种理想的永恒历史，从兴起、发展、成熟以致衰败和灭亡。”上帝决定论转化为人间的决定论，和基督教每一个民族都要经历从原罪到赎罪到天国的历程一脉相承。

　　启蒙时代产生的三大理论非常值得关注：一是种族优越论。18世纪，科学种族主义(人种学)成为显学，代表人物是布丰，代表作《自然史》(36卷)。他是启蒙运动时期的大师级博物学家，在数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物人类学等方面贡献良多，有些理论或观点在今天仍沿用。启蒙时代他最著名的理论是“美洲退化论”，称气候、食品和生活方式决定人种的差异，以欧洲属于温带为荣，称只有生活在这种气候下的人才长得漂亮。布丰曾说，大自然以其最完美的努力使人肤色为白，美洲过度寒冷和潮湿，所有生物到了美洲都会退化。美洲气候不利于农业，哺乳动物品种少，个头小。他认为新旧大陆的所有动物起初都是一个起源，但来到美洲的动物因为与旧世界隔绝，所以退化了，连狮子都没毛，且胆小，老虎和豹子也如是，连鳄鱼都不凶猛；羊在美洲时间长久以后，羊肉中的水分和纤维减少，欧洲狗到了美洲不会叫了，耳朵也竖了起来，昆虫和爬行动物多，所以人种也差，没有活力，男性没热情，胆怯懦弱，甚至有乳汁哺乳孩子。人的素质低下，所以无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而自然环境不改变，人种永远进化不了。所以靠印第安人自己是无法取得社会进步的，只能仰赖欧洲殖民者。此说法在欧洲流行一个世纪之久，征服了许多人，伏尔泰、康德等都接受了他的许多结论，德国还出现了科学种族主义，开展骨骼的比较解剖研究。达尔文在一个世纪后，还在笔记中记载美洲退化的表现。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实际上是以美洲的野蛮反衬欧洲的理性，以美洲人种的低劣反衬欧洲人的优越，反映了欧洲人渗透在骨子里的自我中心。

　　第二个是社会进化论，盛行于19世纪。18—19世纪随着科学的发展，圣经的许多说法被证明是荒诞不经的。最初科学发现的冲击还是否定性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和科学认识的进步，最终导致了一个追求统一、综合和科学概括的时代，普世性的传统得以延伸。代表人物是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创始人赫伯特·斯宾塞，他创造了所谓综合哲学，用以解释世间的一切现象。斯宾塞是进化论的创始人，他在1864年发表的《生物学原理》一书中首创“适者生存”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只提到“自然选择”，直到1872年第六版才使用“适者生存”的概念，可以认为是借鉴了斯宾塞的观点。斯宾塞最初的进化论描述生物学，后半期研究则侧重社会进化。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思想认为，人类为了生存，有掠夺其他动物的天性，这种天性在人类社会的表现就是人掠夺人，所有人间斗争都是这种天性的体现。但是人类又不得不在彼此依存的社会性状态下生存，这种生存状态没有给所有人提供完全自由活动的充分空间，而每个人都有要求得到自己的行动自由的个人权利本能，因此每个人的自由必然受到所有人的相似自由的限制。所以社会的第一法则是“每个人都有从事一切活动的自由，前提是他不侵犯任何他人的同等自由”。但人不是自动认识到这一点的，只有通过同情心才能认识到他人存在的自由，才能有这种涵养，才能唤起对别人公平行事的愿望，从而适应社会性生活的要求。因此，将人类的道德素质最终改造成完全符合社会性状态的要求必定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他说：“一方面，社会性训练一直在使它发展成同情心；另一方面，人类为了生存，在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不断的格斗，迫使他们不断变得冷漠无情。只有他们同情心的量超过冷漠的量的时候，而且超过的部分达到相当的程度时，人才会发生改变。”所以在文明初级阶段，作为强者的优秀种族对作为弱者的野蛮种族的征服和专制统治是必要的，实质上这是社会性的人对反社会性的人的征服，或者可以说是更加适应社会生活的人对不太适应的人的征服。虽然征服和奴役在其直接性上损害了文明，但间接上也帮助了文明的发展。因为通过专制统治的强制方式，实现了更大范围的社会联合，迫使人们学会公正地对待他人，把非社会性的人改造成社会性的人。他认为，消灭低劣的民族与个人虽然是一个严酷而血腥的过程，但在某些发展阶段中总体上对人类是有益的。这是启蒙时代第二个重要的理论，即社会进化论。这和发现新大陆时期论证占有权、掠夺权、天赋人权，征服掠夺美洲的土地和资源是一脉相承的，这时候上升到社会进化，即人的本性的发展过程。

　　第三大理论是文明论，也是在18—19世纪出现，其意义是把人的进化、高低之分从原来人种学的生物差异发展到社会制度的差异。在文明论形成过程中，1783年，匈牙利人科勒尔率先提出人种学理念，认为人种的不同是由于社会环境不同造成的，而不是生物机理的不同造成的。1787年，瑞士人沙旺创造了比较系统的民族学理论，将民族学定义为“各民族文明化的过程”，将人种学视为一种历史知识，人种学就是“各民族走向文明的历史”。他认为文明发展分为8个阶段，从没有文字靠采集为生的阶段一直到拥有精细国家治理体系和高雅艺术的阶段，完全根据欧洲的历史进程归纳成所谓的进步阶梯，认为不同的种族处在不同的文明阶梯之中，将生物的文野之分变成时空的文野之分。

　　法国地理学家布戎创造了政治地理学，他认为一个民族的特征是由其地理环境与改变该环境的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不单是自然环境决定论了。他认为国家形态可以改变生理特征，其逻辑是气候和食物影响人种，而气候和食物是可以改变的，如从事农业生产等，所以改造环境的能力决定了人种。他说黑人的皮肤原来是白色的，发生变化是因为低等文明环境所导致的内分泌紊乱；又说头发的颜色也随文明水平的高低变化而变化；头颅的形状或长相更与个人的道德特征相关。布戎还将人类分为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三个等级。

　　这个时期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布鲁门巴赫将人分为高加索人、鞑靼人、美洲人、马来人、黑人五类人种。布戎借鉴了布鲁门巴赫的学说，把人种与国家的政治制度挂钩，人便不再简单地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是国家有待治理的对象，自然地理学便转为政治地理学。1839年巴黎人种学会研究的问题是，各个民族的自然特征在多大程度上与其历史当中形成的特征相关，要在“历史的时间中”来确定各个人种的特征。这样18世纪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借助于政治地理学完成了空间转向和时间转向，演变为文明论。19世纪英国哲学家穆勒著有《文明》一书，将民族和国家的治理能力视为文明的核心，对文明有了进一步解释。文明标准在维多利亚时代确定下来，完全以欧洲历史为样板，其内容包括财产权、宪政、国家对领土的有效管理、常规军、思想和信仰自由，认为不符合标准的民族是没有资格取得主权的，这是发动殖民战争的依据。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一书中说到，“理性是从蒙昧、谬误中脱离出来，各个民族因人性的不平衡发展而有所差异，历史上曾有过的一切民族，都是处于我们当今这种文化程度和我们看到的野蛮部落的文化程度之间，在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各民族和欧洲今天的各民族之间，形成一条绵延不断的链条。”这段话说明：脱离神意的、世俗的进步标准由此形成——理性；判断进步的主体是欧洲人；欧洲处于进步的最高端、最前沿；国际法的作用则是论证什么地方有资格赐予主权或部分主权，赐予的主体是欧洲人，应该按照欧洲的标准看是否达到文明的程度来决定是否赐予主权。维多利亚世纪是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主义最盛行的时代，这和当时欧洲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按照这种文明标准，布戎把人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这样三类，是欧洲当时所认为的“普世价值”。以世博会为例，1851年首创世博会，最初的世博会包括英国水晶宫、巴黎万国、美国费城、日本内国劝业，都有一个“有色人种馆”，“支那人”被作为劣等人种在欧洲展览。当时清廷大臣郭嵩焘1878年曾亲临巴黎万国博览会，他在日记中透露见到一个“病态人种馆”，而华人就在这个馆里被展览。当时有人在欧洲游历，他在商业广告上看到“奇人怪物秀”，当时有爱国人士惊呼中国人要被人像动物一样参观，引起了抗议。当时中国人没有被展览，但是被做成了雕像。1903年日本大阪博览会，在人类馆内还展览“支那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但是没有日本人。说明当时文明论的普世价值是一种非常不文明的价值。

　　在19世纪，文明成为高于国家主权的东西。文明国家有权力开发未被开发的土地，因为野蛮和半开化族群没有能力开发，而且唯有土地开发之后，后者才有可能进化，殖民主义由此发生。这样文明国家就等同于文明，文明已经转化为政治，在处理政治问题的时候，文明国家的地位高于其他国家。1814—18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了维也纳会议，确立了国际事务“大国协调”原则，建立了“五国共治”体系，即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法国。在这个体系里，一系列欧洲国家高居金字塔的顶端，对全球弱小国家与民族进行宰制。

　　卡尔·施密特在《全球规制》一书中说：“从16世纪到20世纪，基督教民族不仅创造了一套适用于整个地球的秩序，而且还代表着这个秩序，‘欧洲’这个概念代表着‘正常态’，文明除了指欧洲文明之外，别无所指。”文明论在这一时期代表性的作品是一首诗——《白人的使命》，也翻译为《白人的负担》，当时在欧洲是非常典型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命题，这个概念的贡献者有三人：英国探险家大卫·李维斯顿，他是“维多利亚瀑布”和马拉维湖的发现者；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的创立者、英国矿主，曾任南非开普敦总督的罗德；以及《白人的负担》的作者吉卜林。

　　福柯认为“文明”一词的出现是一个事件，而所谓事件不是必然发生的，不具有客观性，因此，“文明”是一种特殊的而非普遍和客观的知识形态，是一种压迫性的知识。他说文明已成为“政治无意识”，文明是有政治性的，代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压迫，但是现在人们感觉文明具有普世价值，意识不到文明的政治性。

　　最后一个阶段：20世纪。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反殖民化及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广泛地开展，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民族解放，欧洲至上的意识开始瓦解，现代化成为世界主题。关于如何现代化，西方有了新的意识形态，代表事件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日本箱根会议，探讨全球化问题。会议结果体现在布莱克的书《比较现代化》中，得出的结论是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权利实现现代化，但实现现代化必须有几个前提：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信念世俗化、知识科学化、社会流动化、人口控制化、教育普及化。显然这些都是根据西方的经济发展总结出来的，但是思维惯性认为西方的经验即全人类的经验，仍然代表西方普世价值。

　　尼尔·弗格森在《文明》一书中提出六个杀手锏：竞争意识、科学革命、法治与代议政府、现代医学、打造消费社会、尊重工作伦理。他认为之前西方用这六个杀手锏走在世界前列，现在应该用这六个杀手锏重新获得优势。加拿大学者兰德斯著有《国富国穷》一书，代表绝对的西方观念，认为西方就是优越的，西方文明应该成为普世文明。

　　回顾西方文明整个演变过程，总结为西方代表真知、上帝、福音、优秀种族、文明、现代化，总之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总是有普世的、文野之分的价值观，总把自己的价值说为普世价值。

　　那么中国为什么被这种意识形态吸引？介绍一下中国引进西方史观的历程。欧美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究竟是如何演变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观和知识结构的呢？萨义德进行了理论的解释。现实的情况是从欧洲到日本再到中国。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说，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构建了“想象的地理和历史”，这些想象会通过把本土和遥远地区的差异加以夸张而强化对自身的良好感觉。经过殖民的漫长过程，这些想象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存在的方式。他认为殖民主义不只是物质、资源上的殖民，更可怕的是文化的殖民。把殖民主义者的思想方法概念植入殖民地人民头脑中，使殖民地人民用殖民主义的思维方式思考。

　　明末清初中国对西方的观念主要从日本传来。日本起主要作用的人物是福泽谕吉(1835—1901年)，他出身贫穷，早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生于西方入侵日本之际，因此有反帝反封建意识。早年熟读经史子集，后自学西学，并游历欧美。通过东西对比，转而以西学反儒学，救亡图存，因而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他在1882年创办《时事新报》，代表作有《劝学论》《文明论概略》《脱亚论》。

　　《劝学论》是鼓吹近代西方思想的代表作：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满足自己的愿望均属于正当权利，批评儒家温良恭俭让；提倡社会契约论，反对盲从，鼓励怀疑；鼓吹启蒙，称拯救日本者不是商人，不是农民，不是国学家和汉学家，而是洋学家。

　　《文明论概略》一书把文明解释为民族精神或国民性：持文明进步观，认为日本文明若想进步就必须以西方文明为目标去追赶。理由是：全世界公认，欧美是文明国家；土耳其、日本和中国是半开化国家，非洲和澳洲的国家是野蛮国家，而从野蛮到半开化再到文明，是人类必经的三个阶段。他提出的方法是首先改革民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符合中国启蒙思想家的心理。认为日本比中国更先进一点，因为向西方学习方面的障碍更少。

　　《脱亚论》针对当时中国、日本、朝鲜同受西洋列强的侵略，有人提出“兴亚论”，即亚洲国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欧美侵略者。福泽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欧亚之别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为伍，只能受后者的拖累，更加被西方看不起。主张以同西方国家一样的方法和态度来对待亚洲其他国家，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他对中国影响最直接的是晚清传教士在翻译亨利·惠顿所作《万国公法》时，把civilized nations 译为“服化之国”，“服化”或“开化”一词颇为流行，而半个世纪后，改“服化”为“文明”，显然受福泽谕吉的影响，后者用汉字“文明”来译civilized。

　　康有为曾托友人广搜日文书籍，他本人不通日文，由其女康同薇给予帮助，1897年撰成《日本书目志》一书，在该书人类学条目下，他写道：“《人种篇》考转变之由，盖异书也。”《大同书》与文明等级论的传播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曾给清朝建议主张移民巴西，改善种族品质。梁启超在《清议报》曾发表文章，他在该文中说：“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曰野蛮之人，二曰半开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义，则谓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序而升，此进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乃公认也。”他被日本人从半开化到文明所鼓舞，那么他笔下的半开之人是否包括中国人呢？他用了疑问句：“我国民试一发观，吾中国于此三者之中居何等乎？可以瞿然(惊恐)而兴矣。”以上说明当时中国的启蒙者或是公开或是默认了中国的半开化身份。

　　190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赫然写道：“人种高下，分为三等：第一曰文明，德慧术智，日发达而有进步者；第二曰半文明，文字义理稍别于野人，然物理不明；第三曰野蛮，渔猎为生，文字义理，无闻焉。……白种人日近文明，黄种人犹半文明，若黑色、棕色、红色三种人，则皆未开化之野蛮也。”

　　改革开放后，中国迫切追求现代化，对引进现代化理论持积极态度，对西方现代化引进缺乏鉴别，缺乏警觉。西方社会文化中有值得借鉴的部分，现代化建设阶段，向现代化国家学习成为必然。

　　第三部分是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批评：首先是来自西方的批判，简单介绍一下批评西方中心论和意识形态的全球史观，主要从方法论上批评，认为西方传统意识形态在思想方法上受分类学影响，习惯把世界上各民族人类分类，这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把各类群体决然分开，这也是错误的，更多看到人类彼此之间的区别和隔膜，实际上人类社会处于不停地互动之中，认为西方思维方法分类的传统助长了欧洲中心论。

　　再说一下中国，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也有“华夷之辨”“文野之辨”，但与西方文明观明显不同，中国对待“蛮夷”是要“怀柔远人”“但求边境晏安，如此而已”。国际上有一个说法，中国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对外部没有兴趣，只关注内部，这和中国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的西北边境多沙漠和高山，东边是海洋，和外界联系较少。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不太在意他人，不注意比较，不会主动入侵。而西方的文明观中，文明一方对野蛮一方却要侵入、统治、剥夺。

　　对西方白人的负担这一说法，中国也曾提出过抗议和讽刺。1950年，联合国大会讨论《国际人权公约》时，中华民国代表张彭春说：“殖民者说他们承担着沉重的责任，这份责任不至于那么沉重吧，不然的话，为什么所有的相关国家都争先恐后地承担这份责任呢？……殖民者也确实从这份责任中遭受磨难，这个磨难就是权力对他们的腐蚀。”

　　对西方意识形态最大的批判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西方最怕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国的模式不是按照西方模式发展起来的，如果一旦中国模式成功了，西方意识形态的信仰就会被颠覆。如果社会信仰被颠覆，对西方而言是真正的噩梦，因此西方不断强化意识形态的输出。我们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抵制是出于国家层面非常重要的战略出发，今天把西方意识形态的发展通过知识考古进行梳理，对我们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提升自觉性，增强文化自信，希望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