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8日)

蔡达峰

　　民进上海市委每年举办一期中青年培训班，主委要作一个报告，我每次就以“在民进组织中成长”为题，其实，这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我在上海民进22年，从一名青年教师，进入上海民进这个大家庭，被推上了民进市委领导岗位，进而离开了上海。上海民进接受了我、教育了我、培养了我。我的成长变化，得到了各方的关心和帮助，得益于统战工作，得益于上海民进的发展。

　　大概是1994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我所在的复旦大学文博系办公室通知我去学校统战部，我极为诧异和好奇。我到复旦工作才一年，人生地不熟，与统战部更没有联系，甚至不清楚统战部的职能。到了统战部，鄂基瑞部长和张宏丽副部长热情地跟我介绍道，统战部有一项常规活动，组织各系教师去无锡参加考察，邀请我参加，以便我结识一些老师。到了无锡，我与两位教授住一间客房，一位是民进复旦大学支部主委、中文系副主任吴立昌老师，一位是支部委员、(复旦)复华公司副总经理戚进勤老师，他们待我如朋友，让我感到轻松亲切。第二天回程路上，他们说要介绍我加入民进，我便愉快地答应了。尽管并不了解民进，但我并无多虑，因为我认同他们，认同统战部，希望多一些机会，可以与这样的老师相处，向他们学习。1995年2月，我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民进复旦大学支部的一员。尽管是当事人，但复旦大学党委统战部领导的美意，我事后才有些了解。他们从新任教师的名册里，物色了一些人，通过组织活动，与党派组织相见，我是其中之一。他们的责任意识和工作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深为感慨。

　　统战部这么做，是为了帮助民主党派解决队伍断层问题。十年动乱，党派停止活动。1982年开始恢复了新成员发展工作，但因为有中高级知识分子的要求，选择面有限，新成员也不会太年轻，年轻且有高级职称者更是少数。我当时35岁、副教授、文博系副主任，所以有幸成为发展对象，并成为我们支部最年轻的会员。我到民进上海市委和民进中央参加活动时，甚至会为自己的年轻而感到紧张，那里大部分都是老会员老同志。大概是1997年，我与民进上海市委原副主委陈穗九先生一同去民进中央开会，报到时有人戏称，这一老一少，就像祖孙俩。他当时近80高寿，大家尊称他陈穗老。我37岁，不到他年龄的一半。1996年我被复旦大学任命为文博系主任，1997年通过“打擂台”晋升为教授，同年还当选为民进上海市委委员、民进中央委员。这些变化虽然不是直接关联，但相互影响，反映了这个阶段党派发展实际需要。

　　复旦大学是党外知识分子特别集中的单位，校党委特别关注这个群体。1996年我被任命为文博学院文博系主任时，学院的历史系主任、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也是党外干部。1999年我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教务处处长，这个人选多半是考虑了党外干部培养的需要。2003年我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副校长时，复旦校领导班子中已经有郑祖康副校长，他是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安排两名非党副校长的做法，实属罕见，可见复旦大学党委的重视程度。统战工作是全面深入的，基层统战工作很重要，党外干部队伍建设也要从每个单位做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证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的机会，这也是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机会。2001年我被增补为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200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2007年至2017年，当选民进上海市委主委，与此相应和同步，2008年至2018年，我当选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这里包括了全国人大和政协、上海市、复旦大学各方为党外人士提供的机会、作出的安排，是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制度的具体事例和生动写照。

　　统战工作改变了我的生活，使一名教师，成了行政管理干部、党派干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使我增加了工作内容和职责，丰富了知识，锻炼了能力，开阔了视野和胸怀，提升了认识水平和精神境界。从专业出发，走向社会和政治领域，这是党派干部人生道路的轨迹和特征，民进前辈自觉选择这样的道路，义无反顾，成为出色的社会活动家或政治家。民进会员大都知道马叙伦是我们的创始人，看到的都是他的政治言论，大多不知道他是书法大家，他似乎也无意在民进活动中论及书法或自己的创作。现在党派提倡“立足本职，双岗立功”，促进职业工作和党派活动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也是针对党派干部的成长实际。与前辈不同的是，我们参与社会和政治的自觉，大多是需要在加入党派之后、适应党派过程中逐步增强的，这可能是我们组织发展和个人成长的规律，也是组织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基本任务。

　　在教育培训方面，统战系统和党派组织都有很强的意识和能力，这也是中国政党建设的重要经验和显著特点。据粗略统计，我加入民进以后，先后参加了十次左右的集中培训活动，包括1998年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第14期党派骨干班，2001年民进中央中青年会员短训班，2002年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第3期党外中青年干部培训班，2004年中央统战部第5期党外知名人士赴港专题研讨班、第6期香港市场经济与管理研讨班，2006年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党外领导干部学习考察，2006年中央组织部、统战部第10期民主党派中青年干部培训班，2007年中央统战部民主党派省级组织新任主委培训班、民进中央省级组织新任主委培训班等，累计约有半年时间，还有不计其数的单场的学习活动等，它们教给了我基本的、必要的政治知识、观念和思想方法。

　　在自我教育方面，我也算是自觉努力，不固守既有的学术思维，勤学勤思。在担任民进上海市委主委10年里，执笔撰写了各类文稿200余件，除了人大代表议案和书面意见、政协委员提案和书面意见以外，绝大部分是党派工作的文稿。在离开主委岗位时，我选出其中191篇，约38万多字，交给市委会机关，供他们工作参考。承蒙他们抬举，把它们汇编成册，加了一个“主委履职文集”的名称，看上去像书一样。其中，用于党派内部的共55篇，包括组织建设22篇、履行职能15篇、思想建设11篇、市委会工作4篇、社会服务3篇；用于党派以外的共136篇，也就是我履职建言的内容，包括政治建设37篇、经济建设23篇、社会建设76篇。这就是我10年来扩张成的知识结构和关注面，大部分内容是我新接触的，多少也反映了当时参政议政的实际需要。

　　在党派工作方面，我也算是积极主动，不固守自己的专业活动，勤勉履职。在担任民进上海市委主委10年里，我每年参加职务活动320场次左右，其中党派活动近百场次。主委的责任是全面的，但不是抽象的，内容多、活动多，既要有理论，又要有实践。每一方面的任务，既要贯彻执行、思考谋划，还要主持活动、提出意见，还要自己实践、以身示范。我是赶鸭子上架，只能在学中干、在干中学。

　　自身建设是党派工作的一大部分，主要是针对内部的，旨在强身健体，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等。组织建设中还可以分为组织体系、队伍建设(领导班子、后备干部、代表人士、成员、机关)和成员发展等。我以为，履职能力建设也是自身建设的范畴，包括组织能力、选题能力、调研能力、表达能力等。我在组织、思想和履职能力建设方面的言论比较多，一则是它们确实重要，另则是建设措施比较制度化，任务比较具体，每年开工作会议，每次开会主委都要讲话，逼着我思考一些问题，撰写发言稿。在制度和作风建设方面，我几乎没有专题性议论，只是在各种报告中论及，比如年度工作报告或工作部署、思想或组织工作会议讲话等。我也起草过一些制度、制度修改意见或提议，但这些都要经过议事决策程序，不属于个人文稿。我认为，行为是思想的表现，制度和作风都是规范行为的，应该贯彻思想建设的要求，适应组织建设的需要。关键是加强思想建设，提高严于自律的要求，形成制度和作风建设的需求，否则制度和作风建设会流于形式。同时我认为，制度和作风建设都有自身的规律，制度是他律，具有约束性。作风是自律，具有自发性。它们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目前来看，党派的制度约束力普遍不强，条文不具体，倡导性内容多，情节性规定少，体系不完整，缺乏纪律和监督等规章。党派对自身优良作风提炼得不精，倡导得不力，现实感不强。这些都是可以加强的地方。

　　履行职责是党派工作的另一大部分，主要是针对外部的，旨在体现作用，包括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三大法定职责。同时我以为，社会服务、反映社情民意工作、对外联系交往工作等也属于这个范畴。代表组织参加履职活动，是主委最重要的任务，包括党外人士座谈会等各种建言活动、党派调研活动等。十年来，凡这种场合的建言，只要得知主题，我就开始起草发言稿，边写边思考边收集意见。市委会机关同步开展工作，邀请专家会员召开专题性的议政沙龙或座谈会，邀请有关机构收集材料，给我提供资料和见解，我们合作得很默契。有同事和会员劝我，不必自己写稿。我知道自己的研究和撰写能力有限，需要有锻炼的机会。我也知道自己对建言质量和效果有责任，博采众长，还得汇集成文，自己动手心里比较踏实，高质量的稿件一定是有的，但不必指望，更不能坐等，所以，我一直就这么在做，机关同志可能因此缺少了一些锻炼的机会。

　　党派履职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方面各领域。我的建言内容也算是比较丰富的，这是因为履职需要，也因为自己有兴趣。我议论得最多的话题，与自己的专业和本职有关，“文集”里选了21篇谈教育、12篇谈创新驱动、10篇谈文化，都属于这一类。我在大学负责教育教学，在大学里讨论知识创新和创新人才的问题，在文物学、文化遗产研究中思考文化问题等，情况比较熟悉，感受比较强烈，观点比较成熟。这些领域也是民进的界别优势所在。

　　我议论得最多的话题是“社会”，除去教育、文化、出版，“文集”里有45篇，内容涉及社会建设的一般性问题，民生、社区与居委会、社会组织等专门问题。我以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建设领域，也是相对缺乏实践的领域，需要持续关注，也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尽管我是外行，但党派可以着力发挥作用。中共上海市委每年委托党派市委做决策咨询项目，提供经费和信息，连续十年支持民进市委会开展社会建设专题调研，我主持调研，撰写报告，促进了自己的思考，积累了一些文稿。

　　关于政治建设方面的议论，“文集”里选了31篇。其中最多的话题是“党风建设”，这主要是因为中共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了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中共上海市委每年要召开这个专题党外人士座谈会，主委都要建言，其实是民主监督活动中的批评意见。我对协商民主的议论，虽然文章篇数很少，但表达比较完整，思考得比较持续，也在民进中央承接了理论研究课题。

　　我对经济建设的议论最少，“文集”里选了23篇，而且以“创新驱动”的内容居多。尽管有充分的建言机会，但因为自己不熟悉经济领域，往往讲的是经济活动中观念问题、主体问题、权益问题、管理问题，比如民生需求、人才工作、创新活动、开放意识等。这是我自己的短板，自己不了解，心里没底，就会在表达时无奈地有所选择。

　　通过努力学习和实践，两者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我确实得到了很大收获。《推进基层民主，促进社会和谐》一文被评为民进中央2009年度参政议政成果一等奖。《关于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建议》被评为民进中央2013年度参政议政成果一等奖。有些建言还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领导的高度肯定和社会的广泛好评。2009年我就“党风廉政建设”的发言，经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推荐，印发于全市局级干部，2009年11月20日的解放日报还全文刊登出来，题目是《注意群众影响，减少群众负担》。一个党外干部的批评和建议，不仅被党内传播，还向社会传播，这是何等的雅量、自信和担当，我深为感动、惊讶和鼓舞。当然也有些担心，尽管无法修改，但还是去看了发表物，生怕字句不当，留下遗憾，这也促进了我的自律，更加注重建言质量。

　　当然，履职中有些疑虑，还需要深入思考。党派的建言渠道相当充分和畅通，但从党派来说，我觉得还是要在实践中增强建言的恰当性和针对性，把握政党建言的性质，体现党派建言的特点，这恐怕需要从政治范畴上来定位。我主观上比较犹豫的是技术性的，或学术性的，或项目性的建言，尽管它比较实用，甚至容易被采纳和肯定，但最好在专业论证程序中提出，而不是在议政渠道中协商。党派履职是典型的政治活动，民众利益、利益关系、社会秩序、治理体系、价值导向等是题中之意，党派从各自熟悉的领域，共同商议这些问题，有利于形成最大共识，有利于科学民主决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过去的十年，上海民进参与改革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谱写了上海民进历史的新篇章。作为上海民进的一员，躬逢其盛，参与其中，深感荣幸和自豪。在民进的新岗位上，我会牢记使命，更加努力，奋发有为，更好地为国家、为民进履职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