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信息中心统计，1991年--200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5.3%，而同期农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10.9%，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3.8%，分别比GDP增长率低了4.4和1.5个百分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却一直追不上GDP的脚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大多数居民难以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这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单纯的经济发展不可能自觉带来社会的和谐， GDP的增长也不会自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如果政府的职能不能切实转变，服务型的政府不能及时构建，那么和谐社会的目标将会落空。

因此，当务之急是必须建立一个以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为重点、以公共财政为支撑的服务型政府。经过二十多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当前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但却缺乏合理的公共财政制度安排。虽然每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报告都在强调财政预算向农业、向教育、向公共卫生、向社会保障倾斜，但正是这或多或少带有部门意志和施舍意味的“倾斜”，道出了我们财政制度所缺乏的严谨性。一个科学合理的制度难道是依靠“倾斜”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吗？公共服务的支出并不是什么施舍，我们的公共服务也不需要“倾斜”，而是需要一个制度化的投入机制，需要在各种支出中有一个严格的比例与规范。随意的加减只会破坏制度的严肃性，只会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实践证明，如果没有一个制度的约束，公共服务支出并不能随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实现同步增长。当然，我们无意否认近几年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的成果，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近年来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在每年15％-20%，而科教文卫等方面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1992年至2005年却基本没有增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这三项基本公共服务，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报告》显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当年GDP比例的情况是：2002年为3.14%，2003年为3.28%，2004年为2.79%，2005年为2.82%，“倾斜”了十多年的教育，至今仍未达到《教育法》规定的应占GDP中4％的比例。“看病难、看病贵”更是成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一大痼疾，目前我国占总人口３０％的城市人口享有８０％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７０％的农村人口享有２０％的卫生资源配置，８７％的农民是完全靠自费医疗的；另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３６％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６５％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单靠财政“倾斜”，那么医改仍将是“任重而道远”。在社会保障方面，虽然我国从20世纪90年开始了旨在形成一个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但个人帐户难以做实。截至2005年底，国内个人账户“空账”已达约8000亿元，并以每年约1000亿元的规模迅速扩大。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的社保基金规模几乎微乎其微。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的养老金资产约相当于GDP的5％至7％，而韩国则为33％、日本达到了50％。与此同时，各地的社保基金频频遭到挤占和挪用，社保基金又将上演一场旷日持久的“保卫战”。

长期以来，政府的自身改革也一直在稳妥地推进，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缺乏实质性的进展。究其原因，在于政绩观的偏差，在于政府职能的错位。正是因为政府长期扮演着“市场助生婆”的角色，把经济建设作为首要职能，把主要的精力和大量的财力投入于资源配置和投资支出。结果导致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一些社会公共需要支出，因财力紧张而不能给予充分保障，尤其是公众最迫切需要的民生领域的政府支出比例过低，市场意识被过度渗透到公共领域；而该由市场自我调节的领域却常见政府的“硬指令”、“大手笔”，“有形之手”频频深入市场。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04年中美两国财政公共服务程度是，我国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例为11.6%，而美国仅为5.0%；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为25%，美国却高达75%。在低水平的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各级地方政府用于自身的各种公务性支出比例也是居高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