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并不遥远

——《冰河》自序

　　如果一个人要写他半个世纪前的生活，你一定认为那生活已经像历史一样遥远与模糊，多半已经看不清了。不不不，你肯定没有那样的经历。那经历一直像“昨天”那样紧随着我，甩也甩不掉。是什么样的感受叫人无法把它推去、推远？是由于自己说过那句话——“没有答案的历史不会结束，没有答案的历史不能放下”吗？

　　这答案不仅仅是思想的、社会体制的，还是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民族性的，以及文学的。

　　一条大河浪涛激涌地流过去，你的目光随着它愈望愈远，直到天际，似乎消失在一片迷离的光线与烟雾里；然而你低下头来，看看自己双脚伫立的地方，竟是湿漉漉的，原来大半的河水并未流去，而是渗进它所经过的土地里。它的形态去了，但它那又苦又辣又奇特的因子已经侵入我们的生活深处和生命深处。这绝不仅仅是昨天的结果，更是今天某些生活看不见的疾患的缘由。

　　“文化大革命”不是他者，不管你愿不愿意，它都已是你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尽管这一切都已时过境迁，物去人非，连那个时代种种标志物都成了收藏品，但它在社会生活里和我的心里却还时隐时现，并使我不得安宁。

　　笔是听命于心的。可是这一次，我所写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我是主人公。我将把自己的昨天拿到今天来“示众”。从文本的性质来说，这更像一部自我的口述史，即访问者和口述者都是我自己，或者这更像一种心灵的自述与自白。这种写作的意义和目的是用个人的命运来见证社会的历史。个人的命运或许是一种生活的偶然，但无数偶然彼此印证，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这里所说的命运，不是指遭遇，而是精神的历程。

　　口述史最难被确定的是口述者口述的真实性，但我对自己的口述则最不担心这种真实。如果不真实，写作何义？

　　我计划要写的这一套书有五本，先后是《无路可逃》（1966—1976）、《凌汛》（1977—1979）、《激流中》（1979—1989）、《搁浅》（1989—1994）、《漩涡》（1995—2015）。五本书连起来是我五十年精神的历史。我已经提前把第二本《凌汛》写出来出版了。现在写《凌汛》前的十年《无路可逃》。这本书很重要，没有这冰封般无路可逃的绝境，就没有后来排山倒海的凌汛。

　　好了，历史在我身上开始了。

早春的凌汛

——《凌汛》自序

　　2013年入夏，北京几位文友来津做客，内中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闲话里说到人文社坐落京城朝内大街上的那座老楼将要拆除翻盖新楼，说我曾在这楼里住过不短的时间，知情不少，该给他们写点回忆的文章。这话一下子好似碰到我心中底层的什么东西，怦然一动，未等开口，一位老友说：“大冯和人文社关系非同一般，说不定会写篇大块文章。”我便信由一时心情接着说：“我的第一部长篇、第一部中篇、第一个短篇都是在人文社出版的。我还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在人文社——也是第一个在中国拿到稿酬的作家呢。我是从人文社进入文坛的。我在人文社住了两年！说不定能写一本小书呢。”

　　此刻，我忽然记起早在1981年我和人文社社长严文井先生的通信中表达过这个想法。现在我把这段文字找了出来：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培养起来的作者。我把人文社当作自己的母校。数年前，我是拿着一大包粗糙的、不像样的稿子走进朝内大街166号的。那时，我连修改稿子的符号和规范都不知道。是老作家和编辑们一点点教会我的。他们把心血灌在我笔管的胶囊内，让我从社里走出来时，手里拿着几本散发着纸和油墨芳香的书。我有个想法，也许过十多年，或许更长的时间，我要写一个小册子，叫做《朝内大街166号》。我心里珍藏着很多感人的材料和值得记着的人物。

　　信中所说的“更长的时间”竟是30年吗？怎样的情结仍然能撩动我这个陈年已久的写作想法。

　　不过，对这件往事当时并没说，文友们却已经猜到我“囊中有物”，逼我掏出来，由此便约定写这文章了。其实当时也只是触动了一种怀旧的情怀而已，未及深思。事后一个晩上想起要写这文章，进而回过头转过身，往时光的隧道里一伸脚，却扑通栽进自己如烟的过去，栽进过往岁月的深井，栽进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是1977年至1979年——正是整个社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向改革急转弯的时代，也是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崛起的时代。于是，我像白日做梦那样忽然清晰地看见了早已淡忘的人物与生活，早已淡出现实的事件；它们竟一下子溢彩流光般涌现在我的面前。那个时代的场景、气息、激情、渴望、追求、思想、名言、勇气、真诚与纯粹感，原来全都记得。在我的心底，它像历史江河一次遥远的早春的凌汛，原本死寂封冻的冰河突然天崩地陷般地碎裂，巨大的冰块相互撞击发出惊天的轰响，黑色寒冷的波涛裹挟着不可遏制的春意迅猛地来到人间。

　　我写它，已非一种怀念，已经不是初始的想法，而是为了让今天的我从中对照自己，看看自己是进步还是退步了。科学的历史不断进步，社会的历史却不一定；所以历史真正的价值是它不能被忘却，或者说历史的意义是它可以纠正现实。

　　这样，我便在半个月里一口气写成这本小书。在此感谢朝内大街166号——是它允许我在那里住了长长的两年，使我在那个非凡的岁月里，有幸由一个“文化复兴”时代的核心地带登陆文学。

　　是为序。

身返激流里

——《激流中》自序

　　二月惊蛰已过，还是很冷，不敢减衣，春天好像还远，它远在哪里，远得如同隔世一般吗？忽然一位朋友从微信发来拍摄于南方某城的一段视频，打开一看叫我惊呆！高高的天上，一队队大雁正列阵飞过，每队至少一二百只，它们或是排成极长的一横排，手牵手一般由南朝北向前行进；或是排成美丽的人字，好像机群，一队队源源不绝地飞过。我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壮观的景象，据说此时这个城市的飞机都停飞了，是为了飞行安全，还是为了给它们让路？我不曾知道归雁竟然这样气势如虹！

　　我想，此时即使是在南方，高天之上也很冷吧。然而，再寒冷也挡不住春回大地时刻大雁们的勇气。它们一定要最先把春之信息送到人间，让我们心中陡然燃起对春天的渴望，焰花一般冒出对新一年生活浪漫的遐想。尤其是一队队归雁中领队的那只头雁，让人分外尊敬。它充满豪气地冲在最前边，它伸长的头颈像一把剑扎进寒风里，刺破僵死的冬天世界，翅膀不停地扇动着从南国带来的风。它叫我们感到，大自然的春天和生命的力量无可阻挡。它叫我激情洋溢。不知为什么，我心中竟然一下子莫名并热烘烘冒出了一个过往的时代的感觉——20世纪80年代！

　　那个激流奔涌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文学。同样的勇敢，冲锋陷阵，激情四射，精神纯粹和不可遏止。

　　于是，无数人和事，无数叫我再次感动的细节，像激流中雪白的浪花照眼地闪耀起来。我有幸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我也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中的一个呢。于是，我有了按捺不住要继续写出我心灵史的第三部《激流中》的渴望。《激流中》所要写的正是从1979年到1988年我亲历的社会与文学，还有我的生活。

　　此前不久，我还同样有过一次动笔要写这部《激流中》的冲动。那是在2016年的十月份。我在意大利中北部做了一次路途很长的旅行，跑了许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曾经光彩夺目的大大小小的古城。我寻访古迹，拜谒那些大名鼎鼎的博物馆，为的是体验那场伟大的人文运动的精神与气质。当我从中强烈地感受到西方人由中世纪黑暗时代挣脱出来所爆发的无穷的激情与创造力时，我也情不自禁联想到我们的20世纪80年代。尽管在本质上绝非一样。但这种生命的爆发、这种不可遏止、这种天地一新，却令我同样激动，让我怀念，也使我沉思与叹喟。

　　20世纪80年代是我必须用笔去回忆的。我一直揣着这个想法。

　　我承认，我有20世纪80年代的情结。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当代史一个急转弯，也是空前又独特的文学时代。当然，它还是我人生一个跳跃式转换的季节——由寒冬快速转入火热的炎夏。

　　那是一个非常的时代，也是一个反常的时代；一个百感交集的时代，也是一个心怀渴望的时代；一个涌向物质化的时代，也是一个纯精神和思考的时代；一个干预现实的时代，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一切都被卷在这个时代的激流中——特别是文学和文坛，还有正值中青年的我。可是，现在为什么看不到几本记录和探索这个非凡时代的书呢？为什么？

　　在屈指可数的关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书籍中，有一本马原的作家采访录，书名叫作《重返黄金时代》，叫我怦然心动。他竟然用“黄金时代”来评价那个时代。只有俄罗斯把他们的19世纪初的文学称作“黄金时代”。然而马原的这个称呼并没有引起格外的注意。尽管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历史，但它至今还得不到历史的“认定”。

　　可是我一动笔，太多的往事、细节、人物、场景、画面、事件、观点、冲突、恩怨、思想、感动，全都一拥而至。这个时代给我的东西太多了。文字是线性的，无法把这些千头万绪的内容全都放进书里。最后我只能这样为自己解脱——如果我能将那个时代独有的精神和气息真切地表达出来了，我的工作便算是完成了。

　　当然，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看一个时代，没有人能够把历史真正地说明白，可是我们却能把个人的经历和体验说真实。当然，还不能小看这“真实”二字，因为真实的后边需要诚实和勇气。这时，我想到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老天叫我从事文学，就是叫我不辜负时代的真实。

　　于是，我转过身来，纵入昨日——20世纪80年代的激流中。

纵入漩涡

 ——《漩涡里》自序

　　我无数次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你究竟怎样从一个作家转变为一位众所周知的文化遗产保护者的？为什么？

　　这是我最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这问题对于我太复杂、太深刻、太悲哀、太庄严，也百感交集。你会放下你最热爱的心灵事业——文学，去做另一件不期而遇又非做不可的事吗？而且为了它，你竟用了一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多年的时光？

　　我究竟是怎样想的，并做出这种常人眼中匪夷所思的决定？

　　我说过，如果要回答它，至少需要用一本书。

　　现在我就来写这本书。当然，首先这是一本生命的书，也是一本记录我个人极其艰辛的思想历程的书。

　　我说过，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是落入时代为我预设的一个陷阱，也是一个一般人看不见的漩涡。我承认，没人推我进来，我是情不自禁跳进来的，完全没有想到这漩涡会把我猛烈地卷入其中。从无可选择到不能逃避，我是从一种情感化的投入渐渐转变为理性的选择。因此，我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心安理得。从宿命的角度看，我的“悲剧”命中注定。为此，我写这本书时，心态平和从容，只想留下我和我这代知识分子所亲历的文化的命运，沉重的压力，以及我们的付出、得失、思考、理想、忧患与无奈。但是这毕竟是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中一次空前的遭遇。一次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期间无法避免的文化遭遇。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此前与此后的文化景象都已经大相径庭了。为此，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不想回避历史文明在当代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困惑以及社会的症结。如果我们不去直面这段文化的历程，就仍然愚钝和无知。只要我们写这历史，就一定让它在镜子里呈现。

　　在我的“记述文化五十年”《冰河》（无路可逃）、《凌汛》《激流中》这一系列非虚构、自传体、心灵史式的写作中，《漩涡里》是最后的一本。写完了这本书，我发现自己一生中有两次重要的“转型”——从绘画跳到文学，再从文学跳到文化遗产保护，其缘由竟然是相同的——好像都是为时代所迫。

　　我最初有志于丹青，之所以拿起笔写作，完全是由于时代的地覆天翻、大悲大喜的骤变。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命运的驱使》，我说要用文学的笔记下我们一代人匪夷所思的命运，这便从画坛跨入了文坛。后来，则是由于文化本身遭受重创，文明遗存风雨飘摇，使我不能不“伸以援手”，随即撇开文学投入文化的抢救与保护中。

　　可是，我这两次“转型”果真是受时代所迫、是被动的吗？还是主动把自己放在时代的重压之下？

　　反正近二十年，我身在时代最为焦灼的一个漩涡里。

　　我的不幸是，没把多少时间给了纯粹的自己；我幸运的是，我与这个时代深刻的变迁与兴灭完完全全融为一体，我顽强坚持自己的思想，不管或成或败，我都没有在这个物欲的世界里迷失。

　　为此，在现实中我没有实现的，我要在书中呈现。这也是写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