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国庆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公开发行第一天，因为限量一人只能买2本，我用大半天时间到静安寺新华书店连续排了三次队，为自己和年长的老师买书。我到复旦、华师大等几所大学借过书，在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背过特制的木质背篓借过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前一周，我们室里拿到一本不许外传的第四卷。只有一本，白天让已成家的老同事阅读，晚上由我们睡在室里的单身汉通宵达旦地阅读。上海图书馆的孤本书不许出馆，我在上图一间狭窄的房间里住了一个多月，夜以继日地读孤本、善本书。1966年以前，干部每周四上午都要参加劳动。我到福州路、淮海路、徐家汇等好几家书店买过书。“文化大革命”之初，“造反派”冲进我们单身汉的上海高安路19号的集体宿舍，拿走了我的被子、面盆，已躲藏在高安路25号的我只得在后半夜一点钟化装成“造反派”模样，与友人一起拿着扁担把我小书架上的书悄悄挑走。买书、借书、卖书、看书、挑书，还有写书，至今已出版全集25卷。一辈子手不释书，这不是典型的书痴是什么？

　　从被动读到主动读

　　幼年时，我的家乡萧县是国共两党的拉锯区。因为父亲参加革命，我过的是流离失所的日子。在豫皖苏区的萧宿永、邳睢铜一带先后住过二十来个村庄，认过二十来位房东大娘为“娘”。不论风云如何变化，不论在谁家，母亲总是挤时间教我背诗：吃饭时要我和姐姐背“谁知盘中餐”；睡觉时，要我们背“床前明月光”；清明节要我们背“清明时节雨纷纷”；中秋节要背“不知秋诗在谁家”。母亲还要我们背似懂非懂的“唧唧复唧唧”、背岳飞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背错一字还要重新从头背起，再疲倦也要背。

　　有次与父亲团聚，刚学会父亲教的“佇马太行侧”，竟有消息说敌人可能要来，我们又要再迁徙。房东大娘看我姐姐的鞋破旧，送给姐姐一双布鞋。旁边的人都夸鞋底纳得密、纳得好。我突然冒出一句：这不是“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吗？唉哟！都夸我这么小的孩子就会背诗，又问我还会背什么？我立正站好一口气背了十几首。亲戚邻居都争相抱我，亲吻我，这一下我加大了背书的勇气和劲头。随着年龄增长爱读起唐诗、宋词以及中外古人的名著来。

　　带着任务读与随着个人兴趣读

　　20世纪60年代初，我先后接受过两项硬任务。

　　1960年3月，为迎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上海社科院领导要我从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以及从解放区的地方报纸如《人民日报》《晋察冀日报》《拂晓报》《石门日报》等报刊上找毛泽东主席的文章。为了了解毛泽东主席文章的背景、意义，领导还布置我读民国时期的旧报。可以想象，查找有关的必然会看到更多无关的，这让我大饱眼福。

　　我是1962年调入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学习组的。学习组除组长外，三个组员一人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人读《列宁全集》，还一位读《斯大林全集》。任务是根据领导需要提供相关语录。我的任务是读《列宁全集》。因父亲1957年被划为“右派”，我在月工资60元的情况下，每月向母亲寄30元，因此只能再从筷子底下省出98块钱买了套38卷的《列宁全集》（当时两卷索引尚未出版）。我把《列宁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其中十月革命前后的十来卷不知翻阅了多少次。越读兴趣越大。

　　化疑问为判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我深深体会到：一方面是读书越多，离真理越近，甚至于会有真理在握的快感，另一方面是读书越多心中的疑点越多。风烛残年快要脑残的我，至今脑袋里面还装着一个接一个的问号。好在我已初步感悟到疑问是结出判断之果的鲜花，疑问是走向真理的哨兵。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改行搞自然科学。在批判爱因斯坦的日子里，我忽然在旧报上看到爱因斯坦在上海南京路坐敞篷汽车的照片，知道他口头上有倾向社会主义的言论，开始对“批爱”打上了问号。问号距离结论有相隔千山万水的，但是仅有一步之遥的事有时也是有的。

　　我学党史很认真，粗读过两三百位领导人的文集和传记。遇有疑问便认真思考，也向过来人多次请教，甚至曾冒天下之大不韪，发文批评了“党史研究中的十种现象”。还好，满腹史料的史学家胸襟开阔，没给我半点难堪。

　　在学术上，我决心变“同行是冤家”为“同行一家亲”。尊重并努力拜读前辈和同行的大作。拜读并不等于发现不了同行的不足之处。我自认为发现了同行的不足之处不等于肯定是不足之处。对书的评价难免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在一次同行的小会上，目睹几位我们所崇敬的老前辈互相扳面孔。胡绳劝说他们，他们不听。吓得我在休息时对与会的三位同龄人说：“咱们四个绝不能这么干。”有人与我商榷，我从来都表示感谢、感恩。商榷，再商榷，对再商榷的再商榷，会促使自己再读书、再调查、再思考。我曾说：我名叫邓伟志，字是邓争议。心平气和的争议，和风细雨的讨论是给快马加鞭，是把“双百方针”变成光辉的现实。

　　读书无终点。社会正进入智能时代，看手机的多了，但手机代替不了书本。手机上的文章有些是从书本上移植的，就是有一部分不是移植的，未来也会是书本与手机交相辉映。为防止知识碎片化更应当提倡读书。

　　（作者系民进中央原副主席）

　　（2023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