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艾伟，原名竹雄伟。民进会员，浙江省作协主席、杭州市文联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爱人同志》《爱人有罪》《风和日丽》《盛夏》《南方》等，中短篇小说集《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妇女简史》。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意、德、日、俄等多国语言出版。作品多次获奖，其中《爱人同志》获“《当代》文学奖”，《风和日丽》获“春申原创文学奖·年度最佳小说奖”，短篇小说《小满》《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曾获“汪曾祺文学奖”“郁达夫文学奖”等。作品《过往》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问： 作家毕飞宇先生曾感叹，“在‘80 后’‘90后’作家里，理工出身的作家已经比较多了。不过，在我们‘60 后’这一代，艾伟的出现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能否跟会员们说说，作家这个职业在您眼中是什么样子？您当初是怎么选择这个职业的？
艾伟： 我是一个工科生，但作家这一行从来“不问出处”，成为一位作家同他学什么以及学历没太大的关系，中外很多著名作家学历并不高。作家这个职业需要一定的天赋，至少他需要对人间生活有好奇心，对人本身有好奇心，喜欢琢磨被庸常的日常生活掩盖的人内心丰富的图景。我们写作的人认为人不是表面那个平庸的人，而是有着各种各样念头的充满了内心戏剧的人。这个职业是无法选择的，成为今天的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人喜欢写作，并不代表他会在写作上取得成功，这里面有运气，当然更多的应该是写作者的才能。可是谁又知道自己才能的限度呢？可以这么说，我通过写作塑造了今天的我。
问： 2022 年出版的《镜中》是您创作的第七部长篇小说。在以往的作品中，您常常借助探讨两性关系，抒发对更为厚重、更为宏大命题的思考。《浙江日报》评论，《镜中》作为您创作成熟时期的转型力作，比之过往作品的自我突破之处，也正是对“情爱”这一写作题材的运用上。能否详细谈谈这部作品相较以往的突破之处？
艾伟：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专注于人心“内宇宙”的写作，在以前的作品中，这个“内宇宙”是放置于历史、革命等语境中，到了《镜中》我放弃了这些外在的命题，而是专注于寻找一种属于中国人的内心语言。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对人间烟火的书写非常擅长，中国社会一向是一个世俗社会，所以有“世情小说”传统，中国作家在描摹世情方面是非常出色的，我们有非常多的资源可以运用。然而我们在书写精神生活方面，可以依凭的话语非常匮乏，我们不像西方有一个强大的宗教语言可以依凭。在《镜中》，我在这方面做了探索，试图找到一种内省式的属于中国人的精神语言。
问： 虽然您已经在杭州生活多年，但我们在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过往》中看到，故事场景的主要发生地依然设置在您小说中常用的城市“永城”。小说开篇就写到了“永江”边的大排档，广济巷曲折幽深，“巷子里的中式旧建筑在这个城市里可算是硕果仅存”。蓝山咖啡馆就在这显得古雅的老巷子里。读到“永城”“永江”，我们也总是愿意自动将其翻译成“甬城”“甬江”，“甬”即宁波。您是否也有意识地去书写一个文学之上的宁波城呢？
艾伟： 我在宁波生活了近三十年，对这座城市非常有情感，我写作时通常会以宁波作为想象的出发点，而这座城市也带给我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我大约有一半多的作品发生在永城，但也有一些作品发生在农村和别的城市。最新的《镜中》的故事则是以杭州出发的，基本上写的是杭州生活，但其中还是留下的“永城”的痕迹，我让主人公润生设计了“永城历史博物馆”，他因此得了阿迦汗国际建筑奖。
问： 您曾在访谈中说“作家给了作品一次生命，但读者可以给作品第二次生命。”一部文学作品，读者的评价往往见仁见智。您怎么看待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呢？
艾伟： 作家完成一部作品，作品不再是作家的私物，它有公共属性，就像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我觉得每位读者对同一部作品有自己的感受完全正常。作家写出一部作品，也未必完全了解这部作品。《镜中》问世后，浙江大学和江苏师范大学组织学者分别对《镜中》作了研讨。那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江苏师范大学组织的那场研讨我是在网上参与的，学者发表的见解经常超出我的想象。这相当令人兴奋，也是写作的乐趣所在。至于和读者的关系，我想每位作家都希望有更多的读者，一部作品只有被阅读时才是有生命的。
问： 在人们一贯印象里，浙江是一片文学沃土，人才济济、能人辈出，走出了一代代文学巨匠。您作为浙江省作协主席，对浙江文学接下来的发展有什么期望？如何借助文学作品向世界讲述浙江故事、中国故事？
艾伟： 浙江年轻一代作家，特别是“70后”“80 后”甚至是“90 后”创作非常活跃，其人数之众、作品质量之高在全国是现象级的存在。浙江这块土地一直文脉兴盛，浙江作家有责任把这一文脉继承并发扬下去。作协的工作就是服务作家，鼓励并服务作家深入生活，提供必要的创作扶持，特别是在作家写出好作品时，在宣传和推介方面可以做大量的工作。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个性，看待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他们共同构成了丰富的浙江故事、中国故事。
问： 近两年，《人世间》《三体》等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收获好评，并一度成为热点、爆款。您自己的长篇小说《风和日丽》也曾被改编成电视剧，在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等台联播时，一度达全国卫视黄金时段收视第一，这也是文学作品与影视相结合的成功范例。您认为文学创作和影视创作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艾伟： 文学作品被改编是好事情，好作品应经得起各种艺术形式的改编。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光改编成电影就有近十次，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如此，改编成电视剧、电影以及其他舞台艺术。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说到底评价一部影视剧的好坏，从根本上来说是其中的“文学性”。
问： 如今，网络文学成为大众创作、普通人记录中国故事的重要手段。您如何看待当今网络文学的发展？对这些文学新人，您又会给他们提出怎样的建议？
艾伟： 浙江是网络文学的重地，我们有很多优秀的网络作家，他们的很多作品被改编成了电视剧，风靡一时。浙江省还有三块国字号品牌：中国网络研究院、中国网络作家村以及中国国际网络作家周。从网络写作中我看到我们中国人巨大的创造力和热情，有这么多人从事写作，这在全世界都非常罕见。事实上以我有限的见识，网络文学只有在中国如此繁荣。年轻人热爱表达总是好的。我是网络文学的外行，但我喜欢各种野生而蓬勃的事物。
（2023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