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娅：《变形》这个标题唤起了一种持续的转变。您能否谈谈这一概念在您的生活和作品中的重要性？

　　答：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不同的人的视野中，世界的变化的形态也许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对周围的事物发生的变化极其敏感，也有人视而不见。世界的变化，其实也是人的变化，人的观念的变化，人对历史的认知、对现实的判断、对未来的憧憬的变化，引起他们心目中的外在天地的变化。我的很多诗作，是在描述这样的变化。这样的描述，也许非常主观，是一孔之见，是有别于常人的妄想和幻觉，但对描述者来说，是真实的。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恒定不变的事物，但这些不变，大多是精神的产物，譬如心中的某些执念。我一直希望自己“以不变应万变”，不管这个世界如何变化，不管周围的现实如何喧嚣，保持心绪的宁静，坚守自己的目标，保持自己的品格，不虚伪，不媚俗。我曾经用“礁石”作为自己在网上的笔名，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想法。礁石在海中，经受汹涌的海浪永无休止的冲击，但他永远以不变的姿态屹立着。但浪中的礁石其实也在变，海浪的冲击和腐蚀，在它的身上留下了痕迹，那是在远处无法看清的累累伤痕。变与不变，永远是相对的，也是相辅相成的。

　　索尼娅：本诗集中许多诗歌探讨了记忆、时间和变形等主题。这些主题如何反映在您的个人生活体验中？

　　答：记忆这个词，涵盖了过往的所有时光和经历。不管是清晰的往事还是模糊的印象，不管是轰轰烈烈的事件还是幽光闪烁的瞬间，都是记忆。我的大多数诗作，都和记忆有关，在我的诗中，它们展现的也许是一段往事、一个人物、一段对话、一个场景、一个表情、一段音乐、一件器物、一丝微笑、一滴眼泪……在沉思时、在旅途中、在梦境里，它们无时无刻地会叩响我的思想和情感之门，给我写诗的灵感。而所有这一切与记忆有关的诗句，都有一个潜在的主题：时间。时间笼罩着记忆中的所有细节。也许还有另一个主题：变形。记忆中的景象，经过时间的酝酿，重现在诗句中时，已经面目全非。

　　索尼娅：在诗歌《此生》中，您讨论了痛苦与快乐、斗争与追求的二元性。您如何看待这种二元性在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

　　答：《此生》这首诗，其实是对人生的反思、对生命的反思。我近年的很多诗作，都是在做这样的反思。回溯生命的过来之路，有迷惘忧伤，有苦痛哀愁，也有欣喜愉悦，有欢乐的笑声。那些不同的情绪，在生命中不时交替，也经常是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生状态中的二元性或者说多元性，他们之间的冲突纠缠，无时无刻地陪伴着每一个人，让你沉迷，让你困惑，让你惊恐，让你忍不住回头寻找自己的脚印，也不断审视自己的所在之地，并不时自问：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去什么地方？

　　索尼娅：在《平衡》这首诗中，您探讨了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平衡。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这种张力如何影响您的诗歌创作？

　　答：你把这首诗的题目翻译为《平衡》，中文原诗的题目是《天平》。天平，是一种测试轻重平衡的仪器，也是一个可以让人产生很多联想的意象。天地间没有绝对的平衡。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失衡的世界。我们在追求或者希望的平衡，只是相对的平衡，只是一些我们希望抵达的瞬间。而不平衡，却是生活的常态。在诗中，我让自己站在一台天平仪的中心，试图以自己的移动来控制天平两边的平衡，而天平的两边，不是具体的有重量的物件，而是两个无法触摸的抽象概念：过去和未来。使自己成为平衡支点的想法，当然是荒唐的妄想，你再怎样移动位置，也无法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找到平衡点。过去和未来，每个瞬间都改变着它们的位置，时光的流逝不受人控制，世界的运转也自有其规律，在失衡的天地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恒定，才是智者的态度。正如孔子所言：“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索尼娅：您的诗歌《通感》在感官与感知之间进行了探讨。通感在您的创作过程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答：通感是一种修辞手段。把不同感官的感觉沟通起来，借联想引起感觉转移，“以感觉写感觉”。以相悖的事物折射你想表达的意象。视觉、触觉、嗅觉、听觉等等各种官能可以相互沟通转换，由此及彼，不分界限。以《通感》为题写诗，是用这样的修辞手段，把人的情感、欲望和人生中种种迷惘、失落和希望，表达得曲折幽邃，让人感觉到一种神秘。而这样的神秘感，在我们的周围无处不在地躲藏着，也无时无刻被遭遇着。直白地写出感受，也许平淡无奇，神秘感随之消失。如果借用通感的手段，非常规非常理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会给人更深刻的印象。通感的手段，其实经常出现在我的诗中。颜色可以有温度，光芒可以有声音，声音和气味可以变为具象的物体。譬如《温柔的暴行》，也是通篇都用了通感的手段。

　　索尼娅：《我的沉默》这首诗似乎暗示着一种深刻的内省。沉默对您作为诗人意味着什么？它如何影响您的创作？

　　答：沉默是什么？是无声，是哑口无言，是失去了说话的欲望和能力？一个思想者，一个有情有欲有理想的人，不可能变成一块不会说话的石头，如果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声音，那意味着死亡。你说我的这首短短的诗“暗示着一种深刻的内省”，谢谢你的理解！中国人有一句谚语：沉默是金。涵义其实很复杂，它的意思并非简单地赞美沉默，不说话不表态就是高洁的智者。当人声喧嚷，人人都争着发声、争着表态、争着表现自己的聪明或高尚的时候，你的静默的姿态，你隐忍不发的态度，表达的是你的独立和正直，不媚俗，不趋炎附势，不言不由衷。沉默的背后，其实有声音，这声音，也许振聋发聩。我的不少诗，其实是在沉默中写的，在赞美这种沉默的态度时，我的文字还是发出了声音，但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

　　索尼娅：《木偶》这首诗中的隐喻非常强烈。这一形象如何与您自身的生活与艺术中的自主感或控制感产生共鸣？

　　答：牵线木偶是中国福建省泉州地区的传统民间艺术，非常美妙。小小的木偶被一根根看不见的细线牵动着，在舞台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姿态，人的喜怒哀乐，人间的悲欢离合，被这些牵线木偶表演得栩栩如生。你看这些木偶活动时，会忘记他们是被人牵动的玩偶，仿佛是面对着有血有肉有灵魂的生命。但是他们完成表演之后，身上的线松弛了，他们就变成了一堆布片，瘫倒在地上，被人扔进道具箱。活动的木偶，是被人操纵的，是傀儡，没有自主的意识，只是传达牵线人的意志。木偶的形象，确实是一种隐喻，人类历史中，过去的时代和我所经历的时代中，这样的形象并不少见。可悲的是，很多被人牵线操纵着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形同木偶。写这样的诗，不仅是一种哀叹，也是一种警醒。

　　索尼娅：在《在天堂门口》这首诗中，您借助哲学人物探讨了存在问题。您与哲学的关系如何？哲学又如何影响您的诗歌？

　　答：《在天堂门口》是这本诗集中最长的一首诗，三百多行，集叙事、幻想、抒情和议论于一体。诗中出现了古今中外的哲人：老子、庄子、孔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屈原、但丁、尼采。他们相聚在天堂门口，却无法进入。因为，天堂门口藏着无形的斯芬克斯，这一群伟大的哲人，都无法回答来自天堂门内的提问。这是幻想的情境，是一个寓言，也是我对人类哲学的历史和现状的一种看法。我在诗中和每一位哲人对话，但都是浮光掠影，无法真正进入他们的思想之海，无法窥清他们的真实的灵魂。即便是人类历史上最睿智的思想者，他们一生都在追寻的道路上，但没有一位能抵达终极的目标。他们的追寻和表达，营造出一个繁花似锦的哲学花园，引人入胜，每个人都能在这个幽深的花园里找到自己欣赏的花草，但没有一棵花草可以宣称：我就是美的终极，我就是真理的尽头。古往今来所有的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者，一生的思索、创造和表达，其实都处在一个寻求的过程中，没有人可以抵达终极之点。无数这样寻求的过程，汇集成了浩瀚的智慧和文明的海洋，足以让芸芸众生在其中游览、观赏、沉思、感悟、惊叹。我想，哲学对我的诗歌的影响，在我的每一首诗中。而《在天堂门口》这首诗中，也许有集中的体现。这首长诗在中国的一家重要的文学月刊发表后，获得了这家刊物当年的诗歌大奖，我曾为这家刊物写过一段获奖感言，附录如下：

　　关于《在天堂门口》

　　三十多年前，我曾经以《在天堂门口》为题写过一篇散文。这篇散文，和宗教无关，和哲学也没有关系，文中天堂的指代，是音乐。欣赏美妙的音乐，如同站在了天堂门口。在音乐厅里，专注的听众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状态，有张嘴惊愕，有闭目遐思，有微笑沉醉，也有人泪流满面。相同的音乐，却使聆听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表情，这是面对天堂的神态。我在文章中写了一位特殊的听众，外表粗陋，却深谙音乐内涵。一个人身上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我至今仍不了解，是记忆中一个不解之谜。最近以相同的题目写的这首长诗，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内容和主题，但其中隐隐有些许联系。

　　今年病毒肆虐，疫情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在失常的生活状态中，人们的精神状态也发生变化。人类不了解突然泛滥的病毒，在惊恐不安的同时，对很多传统的思维定义也产生怀疑。这个世界，究竟还会发生什么？明天将会是什么模样？人类对真理的探求，数千年来没有中断过，但没有人可以宣称自己已经抵达终极。很多当代中国人以仰视的角度崇拜西方的哲学，认为人类最深刻的思想在那里，接近终极真理的思考也在那里，却无视更为阔远深邃的中国人的哲思。如果把人类追求的终极真理看作天堂之门，那么，这扇门到底在哪里？到底为谁而开？

　　长诗中的天堂之门，指代的是终极真理。古今中外的哲人智者，很多人自以为接近了这个天堂，甚至已经叩响天堂之门。然而，这扇门，被谁打开过？我想象着千百年来前赴后继奔向这扇门的哲人们，老子、庄子、墨子、孔子、屈原、陶潜、杜甫、李商隐、苏轼、王阳明、顾炎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但丁、歌德、托尔斯泰、笛卡尔、尼采、罗素……我想象着这些诞生于不同的时代，说着不同语言的哲人，都被挡在了这扇门外。这些伟大的名字和他们所承受的名声，甚至可以对这扇门不屑一顾，然而他们殚精竭虑，上下求索，历尽磨难，却找不到那把可以开门的钥匙。如果他们在这扇闭锁的大门口相遇，会出现怎样的情景？我想起了30多年前写的那篇散文，想起那些沉醉在音乐中千姿百态的表情，想起那位外表和内心显示极大反差的爱乐者。

　　我的诗，也许荒诞，但能在诗中和先哲邂逅，遐想人类遥无尽期的追寻之道，虽只是远观，只是神游，只是臆测，却也可以因此收获莫大的沉醉和快意。企图以诗歌解开天地之谜，提供准确答案，这是妄想。世间永不会出现天堂门口的景象，但文学可以自由想象，并引发思索。天地之间，有太多不解之谜，诗歌的迷人之处，也许正是在不断地提问中。

　　2020年11月18日于四步斋

　　索尼娅：在《母亲的书架》中，您提到了您的母亲。母亲这一形象如何影响了您的文学和诗歌道路？

　　答：我诗中写到母亲，这是生活中真实的感受。母亲爱我、关心我，我曾经认为母亲不会关注我的创作、不会读我写的书，因为她从不主动说。多年前，我发现，在母亲的卧室里，有一个她自制的书架，书架上放的，都是我写的书。这是世界上收藏我的书最完整的书架。对母亲的关爱，我无法用文字完整地表达我的感动。并不是每个写作者都有这样的母亲，都有这样的母爱，我有这样的母亲，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幸福。在我40岁之后，我出版的每一本书，我都要第一个送给我的母亲。我不会在每一首诗中写到母亲，但母亲的关注和爱，给了我巨大的安慰和鼓励，成为我写作的一种精神动力。《母亲的书架》是一首纪实的诗，这样的情景，人间稀罕，只需要用朴素的文字写出来，母爱，以及我对母亲的深情就饱含其中了。写这首诗时，我母亲98岁。2024年1月，103岁的母亲与世长辞，我想念她！我会为母亲写一本书，不是诗集，但书中一定有我和母亲共同完成的诗篇。

　　索尼娅：本诗集以非常哲学性和沉思性的基调结束。您如何看待您未来诗歌的演变？您希望通过写作探索哪些新的领域？

　　答：诗歌中有哲学、有思辨、有对天地万物的认知和思考。但哲学家的结论，不应该出现在诗人的文字中。中国古代的诗人，也曾对这个问题有过争论。中国的古诗，在唐代是一个高峰，唐诗的境界千姿百态，以风情神韵见长。到宋代，诗人追求以理入诗，曾被后人诟病。这样的争论，各执其词，其实并无胜者。诗歌和哲学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结合和关联，我在长诗《在天堂门口》有所表达，但也只能是一孔之见。未来的诗歌会有怎样的演变，我无法预言，我大概不会改弦更张，也不会标新立异，还会在自己想走的路上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