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12月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已经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回顾历史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历程，总结经验，有助于我们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解放思想。
三十年前，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当年，为什么要大力倡导解放思想？
那时候，从领导干部到广大群众，思想闭塞得很。面对贫穷落后的现实，人们不敢想，也不会想。这种思想很不解放，不仅是精神状态问题，而且在政治上具有严重的性质。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迷信盛行，思想僵化。长期搞个人迷信，宣传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是最高指示，人们只能读他的书，听他的话，遇到问题就找语录，讨论问题，开口毛主席的教导，闭口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自己的思想。总之，“左”的一套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手脚。
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情况逐渐开始变化。面对严峻的现实，人们的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当时，人们思考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十年“文革”造成了天下大乱的局面，“文化大革命”，究竟对不对？另一个问题是，搞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还是那么穷，我们要搞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那时，在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议论。
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作为领导者，应当怎么办呢？
1977年2月7日，刊出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社论，这篇社论非同一般，标志着最高权威性。这篇社论的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在这篇社论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两个凡是”。
有一位领导干部指出，“两个凡是”就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今天回过头来看，“两个凡是“就是，一切照旧，不许说新话，不许创新，不许走新路。
当时，邓小平精辟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这个问题现实地、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在那时，“两个凡是”成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前进的最大障碍。不解放思想，不推倒“两个凡是”，我们就不能真正告别“文革”，更不能开辟一条能够富民强国的新路。解放思想，推倒“两个凡是”，确实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一篇文章引发一场大讨论
历史往往从看来偶然的事件起步。
三十年前的思想大解放，就是从一篇文章的发表而引发的。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经胡耀邦审定的。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将这篇文章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向全国转发。5月12日，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其他不少报纸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5月13日，全国有更多报纸转载。这篇文章很快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这篇文章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些看来是讲基本道理的话，却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基本原理上有力地批评了“两个凡是”，击中了它的要害，触动了当时十分敏感而又尖锐的问题。
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此很敏感，他们立即采取行动加以压制。他们给提出实践标准的人扣上“砍旗”的大帽子。当时主管思想宣传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更是一再召开会议，进行批评指责，下禁令，他们企图制止这个讨论。
邓小平首先表示支持这场刚开始的讨论。他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好文章。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阐明：“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他批评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他在讲话中引用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深刻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尖锐批评“照抄照转照搬”的教条主义态度，实际是批评“两个凡是”。邓小平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尖锐批评了“两个凡是”，是对刚兴起的这场讨论的有力支持。
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同胡耀邦一起，指导中央党校的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的文章，作为《解放军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于6月24日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一天发表。这一篇长文全面批驳了反对者的指责，剖析了他们的错误观点。这篇文章的发表，有力地推进了讨论的发展。
1978年8月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黑龙江省委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新华社电讯，这又是一个重大进展。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和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大单位的负责人，纷纷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标准，批评“两个凡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报道。广大理论工作者通过写文章、开研讨会、演讲等方式，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8、9、10月，形成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局面。
1978年11月10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的二百多人热烈地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深入批评了“两个凡是”，会议按照实践标准，讨论了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为一些重大的历史冤案平了反。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深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进一步分清了是非。从1979年到198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道理，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1978年5月开始，到1981年6月结束，延续三年多时间。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这个讨论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次思想解放，留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十二个字。这句话简练、准确、鲜明地表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成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本语言。这句话的意思已经写进了中共十二大党章的思想路线。中共十二大党章在总纲中说：“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经过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党章几经修改，但思想路线的文字表述，一个字也没有改。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中国拨乱反正的需要，有它的历史必然性。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今天看得更清楚了。
解放思想，一波一波地向前推进
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是一个新旧思想激烈碰撞的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不断破除错误的陈旧过时的思想、观念和各种条条框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三次大的思想解放，除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外，还有二次比较大的思想交锋、比较大的思想解放。
第二次比较大的思想解放，是1992年，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廓清了“姓资姓社”的迷雾。
从改革开放开始，就有争论。有些人认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分田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人却认为是弃农经商，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些人认为，引进外资就是引进资本主义，经济特区就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等等。1989年以后，“左”的东西抬头，而且很厉害。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些政治家、理论家，用大帽子吓人。这些情况表明，“左”的东西确实根深蒂固。“姓资姓社”的迷雾，使一些人疑虑重重，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不支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针对一些人挑起的“姓资姓社”的争论，明确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就是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姓资姓社”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邓小平还阐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的这些论断和论述，有力地批评了“左”的思想，廓清了“姓资姓社”的迷雾，使大家的思想豁然开朗，得到了又一次解放。这一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中国经济呈现出加快发展的好势头。
第三次比较大的思想解放，是1997年，澄清了“姓公姓私”的争论。
中共十四大以后，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有的地方，个体经济、民营经济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有的地方，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占了半壁江山，形势很好。但是，一些人又挑起了争论，认为非公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他们大叫大嚷，公有制经济被削弱了，偏离社会主义道路了。他们坚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