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社会、生活、文化、现实的一面镜子，真实地折射出社会发展的轨迹。语言印证了历史，也在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社会生活是鲜活的，永远像浪潮般奔腾向前，因此语言也是一个生命体。在语言这个生命体中，最能折射出社会风貌、人间百态的就是词汇。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社会变革，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会涌现出一大批新词语。概括而言，可说有大小各三次浪潮。三次大浪潮，第一次是从东汉起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进入中土，带来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词汇，如“僧、塔、寺庙、袈裟、衣钵、世界、佛头着粪、六根不净、释迦牟尼、醍醐灌顶”；第二次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汉语之门，大量西方外来概念凭借词汇这个载体涌入了汉语，如“吨、克、科学、主义、逻辑、芭蕾、乌托邦、爱克斯光、哀的美敦书、爱斯不难读”；第三次是建国后自主地译介西方概念，使汉语词汇队伍中增加了众多新成员，如“克隆、镭射、雷米封、布拉吉、康拜因、马赛克、习明纳尔、高尔夫球”。
　　近百年来汉语词汇增量巨大，呈现出三次小浪潮，第一次发生在五四运动时期，第二次发生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第三次就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二三十年。
　　每个时期词语大幅增量的原因都有所不同，有的是被动增量，有的是主动增量，如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和建国后的时期，汉语词语的译介和引入是自主性的，而鸦片战争开始后的那一时期，词语的译介和引入多属被动性的。
　　词汇不可能无限扩张，它在发展中，有新的成员不断加盟，也会有旧的成员被淘汰出局。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新陈代谢的过程，我们记忆犹新的被淘汰出局的词语可以信手举出很多，如“文革”时常用的词语“遣送、武斗、讲用、知青、上管改、忠字舞、贫宣队、揭批查、公安六条、活学活用”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就连改革开放之初出现的一些词语今天也不再有多少正常的使用机会，如“冒富、万元户、红头文件、抓纲治国”。从总体上看，词语的增量是占主导的，被淘汰的词语远远赶不上新增词语的数量；而且，词汇具有海纳百川的气概，它的增量决不挑挑拣拣，只要是对我们的语言有意义有价值的成员就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予以吸纳。惟其如此，我们语言的词汇才有活力，有张力，才能永葆青春。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风貌，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特有的词汇。每个时期大幅增加的词语的内容也并不平分秋色，而会各有侧重。如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宗教类（佛教）词汇为主，鸦片战争之后以科学类和文化类词汇为主，改革开放以来的词汇则以经济类和科技类词汇为主。各类词汇在历史演变中留下了剪影，勾勒出了语言发展演变的轮廓。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明涌入中国，语言中迅即有一大批反映新事物、新概念、新科技的词语，如“火车”（也曾叫“火轮车”）、“轮船”（也曾叫“火轮船”）、“水泥”（也曾叫“红毛泥”）、“总统”（也曾叫“大统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重新启用或新造出一大批反映经济、文化的词语，如“呆账、动迁、快递、牛市、私密、熊市、邮品、走强、地球村、多媒体、发烧友、干细胞、过劳死、后现代、小灵通、亚健康、安居工程、大病统筹、法律援助、核磁共振、技术移民、全科医生、三无产品、希望工程”等。
　　新词语总是适应于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例如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为使行政迅捷而筑成千里通途，称作“直道”，为皇祚永固传于万世而称自己为“始皇帝”；汉高祖刘邦败项羽于垓下，建立了汉王朝，其父尚在世，作为皇帝的刘邦便给其父造出一个新词“太上皇”；楚汉相争中也留下了反映当时争斗的词语，如“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汉博望侯张骞通西域不仅打通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的交通命脉，而且带来了不少为时人不知晓的词语，如“胡豆、胡椒、琵琶、葡萄、狮子、石榴、唢呐、天马、胡萝卜、汗血宝马”等。历史大变革时期往往是新词新语产生的爆发期，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来，新词语增量的速度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反映近现代思想、文化、法律、文学、科学、农学、医学等的词汇都大量涌入汉语，或被我们自己创造出来，如“思维、反射、文明、法理、民法、伏笔、解题、工程、原子、年轮、钙化、神经、解剖”等。同样的，改革开放的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巨大进步，语言中便产生出大量的新词语来反映新事物、新风貌，如“爆棚、复读、家教、军嫂、另类、特首、体彩、外企、知本家、自驾游、公众人物、观光农业、远程教育”等。当然也会有腐朽思想沉渣泛起，语言中也同样会出现一些词语对其加以反映，如“二奶、人蛇、色狼、血头、一夜情、暗箱操作”。新词语就是这样随着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波一波地出现在我们的语言生活中。正是由于词汇的这种生命律动，才使得我们的语言在与社会的因应中获得吐故纳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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