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同志不仅是鲁迅的夫人和战友，而且是优秀的社会活动家和文化战士，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继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之后，她又于196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临终前，她留下了感人至深的遗嘱：“如果我有一时的急变，致血液循环不通，竟然逝去的时候，我的尸体，最好供医学的解剖，化验，甚至尸解，化为灰烬，作肥料入土，以利农业，绝无异言。但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的身体，最后也听党的决定。我的亲属，也望他们好好地、忠诚地听党的话，一切遵循党的指示，按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办事。”囿于篇幅，本文无法全面展现许广平的光辉业绩，仅围绕她跟鲁迅的关系和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关系，作一些粗略的介绍。
鲁迅的夫人和战友
在一般场合，许广平的名字通常都跟鲁迅的光辉名字联系在一起。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于许广平来说，鲁迅是“师长丈夫融而为一”。他们不仅休戚与共，忧乐相通，度过了“十年携手共艰危”的难忘岁月，而且在鲁迅去世之后，她仍赓续鲁迅的崇高遗志，保护鲁迅的文化遗产，弘扬鲁迅的革命精神，名副其实地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爱情绝不是高利贷者的金钱，伟大的爱情从不企求回报。然而，为伟人付出的伟大的爱情又必然会溶入伟人的伟绩之中。因此，鲁迅在人民的事业中得到了永生，许广平也在鲁迅的事业中得到了永生。
从表面现象看来，许广平跟鲁迅之间存在着一些世俗的鸿沟。比如，他们之间最初是师生关系，年龄相差有18岁之多;更加难以逾越的，是鲁迅有一位毫无爱情可言的形式上的妻子。所以，鲁迅经历了一段从“不敢爱”到感到“我可以爱”的心路历程。他们最终能冲破重重阻力，以心换心，携手偕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有着反抗旧社会，反抗旧礼教的共同人生经历和共同思想基础。
根据周海婴、刘思源整理的《有关许广平早年抗婚的一组材料》（载《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1期），许广平出生刚三天，其父许阆甫先生即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香港一个姓马的劣绅家。马家虽然自称“寒士”，标榜“读孔氏书，守周公礼”，但却纵容家人拦街抢劫，掳人勒索。事后许父自知铸成大错，终日“重锁双眉”，“终生终世抱病含愁”。许广平懂事之后，知道自己“所遇非人”，“始欲自杀见志”。15岁那年，马家来人，许广平当面抗婚，明确表示“婚约取消”，致使马家恼羞成怒，将她诬为“贵族礼仪之家”的“败类”。1921年初，马氏子马天星（其时担任大新公司影画部司理），又以“已届壮年”为由，来函亟亟逼婚，满纸“红丝已结，谱注鸳鸯”等肉麻浅薄之词。因许父已于1917年去世，许广平委托兄嫂出面，彻底废除了婚约。许广平的这一遭遇，使她对同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的鲁迅更加同情，更加理解，更加关爱。
许广平对旧式婚姻的反叛，还见诸1926年3月4日她在《国民新报副刊》第79页发表的《结婚的筵宴》。此文《许广平文集》未收，应视为一篇许广平佚文。文章由王鉴武先生和郭淑文女士的婚宴引发议论。新郎新娘是先行同居，婚后十九天才请喜酒，免去了花车、傧相一类旧俗。喜宴上新郎穿寻常洋服，新娘还是照旧的蓝布衣和黑裙。许广平对这些破旧立新的做法颇为赞赏。但以“浓酒丰肴”举办婚宴她却持根本反对的态度。因为她认为结婚是两方当事人的事情，不必耽心社会舆论作“道德上之否认”而以酒饭进行变相贿赂。这一看法，跟鲁迅同年同月发表的《狗·猫·鼠》观点完全一致，显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文中的王鉴武13岁即被父母包办娶亲，前些时候因过继给伯母，算是“兼祧”（即一人兼做两方的继承人），按旧习才有再婚的机会。许广平认为这就是中国礼教的聪明滑头之处，没有外国允许离婚后再婚符合人性需求。
许广平跟鲁迅由师生关系发展而为恋人关系是在女师大风潮期间，其标志是1925年12月12日她以“平林”为笔名在《〈国民新报副刊〉乙刊》发表的《同行者》。在这篇散文中，许广平明确表示已经跟鲁迅“沐浴游泳于爱之波”，“不知道什么是利害，是非，善恶，只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海婴编：《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3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1929年5月13日，许广平在给挚友常瑞麟信中回顾了她跟鲁迅结合的过程：“老友尚忆在北京当我快毕业前学校之大风潮乎，其实亲戚舍弃，视为匪类，几不齿于人类，其中惟你们善意安慰，门外送饭，思之五中如炙，此属于友之一面，至于师之一面，则周先生（你当想起是谁）激于义愤（的确毫无私心）慷慨挽救，如非他则宗帽胡同之先生不能约束，学校不能开课，不能恢复，我亦不能毕业……你们同属有血气者，又与我相处久，宁不知人待我厚，我亦欲舍身相报……周先生对家庭早已十多年徒具形式，而实同离异，惟过度时代计，不肯取登广告等等手续，我亦飘零余生，向视生命如草芥，所以对兹事亦非要世俗名义，两心相印，两相怜爱，即是薄命之我屡遭挫折之后的私幸生活……我之此事，并未正式宣布，家庭此时亦不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谅责由人，我行我素……”
许广平与鲁迅的正式结合是在1927年10月8日，当时他们已由广州抵达上海，寓居上海景云里23号。许广平跟周作人、许寿裳同修《鲁迅年谱》时，许寿裳所拟初稿的措词是“与许广平女士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而定稿时许广平却改订为“与许广平同居”这六个简单明了的字。她解释说：“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鲁迅年谱〉的经过》，《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382页）。这就是许广平对“同居”含义的明确解释。
从1927年至1936年，许广平跟鲁迅度过了“十年携手”、“以沫相濡”的生活。许广平对鲁迅事业的贡献，周海婴先生作了这样的概括：“父亲的最后10年成果，是母亲牺牲了她的事业取得的。在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又全力以赴投入了纪念鲁迅的事业，编纂《鲁迅全集》是其中之一，同时还出版了《鲁迅三十年集》及其单行本。抗战胜利后，由母亲作为负责人的鲁迅全集出版社，又重版了《鲁迅全集》，《鲁迅三十年集》及其单行本，和出版了《鲁迅书简》。这个出版社仅仅三两个人，却完成了一个出版社的各项沉重工作。以今日用人的概念，是难以想象的。”（《〈鲁迅与许广平〉序一》，第２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１月出版）。
对于研读鲁迅著作，许广平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强调要认真读原著。许广平指出，鲁迅所坚持的是艺术性，“是和革命的思想内容统一在一起的，是为革命斗争服务的”，因此鲁迅才成为进步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倘使有谁要把鲁迅的思想文字歪曲了来达其目的，恐怕获得的效果是很微渺的。这就因为他有分明的是非。这分明的是非，在好的一面说，就是他的思想文字，别人不容易曲解，就是想曲解了，拿他前后的文字一对照，自然真相毕露。”（《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564页，第482页）。
“应该怎样纪念鲁迅”？许广平指出，首先要学习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鲁迅从来就不是单纯关注个体生命。他“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曾经诚诚恳恳，全心全意地工作了一辈子，从来不计较个人利害”。“他这种为祖国、为人民的精神，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和继承。”二，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许广平指出，“要保护人民的利益，就必须与危害人民利益的东西作斗争”。有些人“不敢发表意见”，“有意见也不敢直率的展开争论”，是因为缺乏斗争性，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许广平强调，我们现在提倡独立思考，并不是主张不学马克思主义。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独立思考的最终目的是发现客观真理，而马克思主义就是客观真理的科学表现。三，要学习鲁迅顽强的学习的精神。许广平指出，只要翻一翻鲁迅的著作，就会发现他的知识实在非常渊博。如果把鲁迅引用的书籍开一个目录，那恐怕可以编成一本专书。学习应该有坚强的毅力，也就是鲁迅所说的“韧性”。许广平以集邮为例，说明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只要坚持几十年，必有获益。比如，有人发现了一张1881年（光绪14年）台湾发行的木版票，还有一张1889年发行的绘有“龙马”图案的邮票，印着“大清台湾邮政局”的几个字样。这两张邮票，就可以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件事同时也说明了有了韧性，做任何事就不会不成功。（参见《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523页至534页）
许广平虽然是鲁迅精神的弘扬者和鲁迅事业的捍卫者，但她仍然十分谦逊。她恳切表示：“我对于鲁迅先生的著作，自问虽是他的及门弟子，却还终以为学业上是‘未入于室’的程度。”（《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484页）所以，她能诚恳接受来自读者方面的批评和建议，作为读者中的一员，跟大家一同来研究鲁迅。
英勇无畏的民主斗士
许广平真正以民主斗士的姿态现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无边的黑幕遮没大地。风在吼，树在折，人在奔跑，胆怯的早在深藏，恍若天翻地覆”——这是她对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形象描绘。面临这种严重局势，在鲁迅生前不大公开露面的许广平投身于“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战斗行列，成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早期成员和中坚分子。特别是在闻一多、李公朴被暗杀之后，许广平更加抱定了牺牲的决心，拼一腔热血与黑暗的逆流相抗衡，以此作为对鲁迅最好的纪念。1946年，她在纪念鲁迅的《十周年祭》一诗中写道：“民主自由，是所信赖，必期有成，再行告慰。”（《许广平文集》，第1卷，第483页）。许广平和她的战友们在国统区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荡涤旧中国污泥浊水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