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是新中国主要的“开国元勋”之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功勋。
不恋权位
周恩来是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又是“党的事业重于山，个人名利淡如水”的杰出楷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等职，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人民武装革命战争从此开始。1928年7月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就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以后的两年内，实际上成为党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和领导核心。
1931年底周恩来由上海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总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由朱德担任主席）等职。1934年10月，在“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和中共中央机关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突围进行长征。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再次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生死存亡关头，周恩来自觉坚持以事业和大局为重，毫不计较个人权位得失，主动进行自我批评，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积极支持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积极支持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3月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的战争环境和长征途中，新“三人团”实际上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它名义上以周恩来为首，实际上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行动，使毛泽东成为新“三人团”的核心。从此，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开始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历史性转折。毛泽东后来在谈到遵义会议时说：“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起了重要作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有些学者也认为，“没有周公，哪有毛公”——这是历史的结论。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红一方面军只有约3万人），个人野心膨胀；不仅拒绝执行“北上”路线，而且要求“南下”；还策动一些人给中央写信要权要官，提出由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并有“独断决行”之权。在两大红军主力部队面临分裂危险的严重关头，周恩来再次以事业和大局为重，主动提出将自己担任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等职务让出来（中央政治局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决定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陕甘地区会师、胜利结束长征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毛泽东为主席）于1936年12月7日决定，扩大中革军委组织：委员共二十三人；主席团共七人，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为此，周恩来力荐毛泽东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又一次表现了辞位让贤的高风亮节。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服从毛泽东的提议和党的安排，志存高远，淡泊名利，在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位居毛泽东、林彪之后；在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又位居毛泽东、林彪、陈伯达之后。在当时异常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更是现在那些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人无法理解、不可类比的。
清廉家风
建国以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周恩来曾经长期担任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他既是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政府工作组织者和管理者，更是忠诚的勤政廉政的实践者和“总服务员”。他处处严以律己，事事为人师表，带头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周恩来、邓颖超这对“同志加伴侣”的人生知己和革命夫妻，在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涯中，面临的环境无论风和日丽，还是惊涛骇浪，他们都始终恪守“八互”的美德即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周恩来对邓颖超“限职、压薪”、自律苛求的史实，就是清廉家风的生动写照。
邓颖超于1925年入党，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机要局长等重要职务，论资历和德才都堪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国初期组建政务院时，周恩来屡请民主人士“出山”，对于傅作义、黄炎培、李书城等人都作了妥善安排。许多民主人士都非常感动，称赞“周总理不愧为‘周’（周到、完备）总理啊”！然而，当很多党内外人士都推荐邓颖超到政务院担任部长时，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全国妇联恢复之际，大家又推荐邓颖超担任主席；周恩来还是不同意。1955年评定工资级别时，邓颖超本来定为五级；周恩来又“出面干预”，把她下划定为六级。1959年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的名单里，本来有邓颖超的名字；周恩来看到后又划掉了。1974年12月筹备全国四届人大会议时，毛泽东把组阁的人事大权交给了周恩来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建议安排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得到了毛泽东的亲笔批准；周恩来压下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又一次限制邓颖超“升官”。直到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邓颖超才担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1982年4月邓颖超曾经深情地对侄辈们说：现在我当副委员长，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些工作都是党分配的。如果你们的伯伯在世，他是一定不会让我担任的。
长期的革命战争，使周恩来、邓颖超失去了做父亲、母亲的机会，终身没有亲生子女。他俩一方面在革命烈士的后代身上倾注了父母般的关爱，养育了十来个烈士子弟；另一方面对于自己两个弟弟和几个堂兄弟的晚辈们，亲爱而不溺爱，严格要求他们树立清正廉洁的家风，过着普通劳动者的生活。
周恩来生前还多次引用满清八旗子弟的教训，告诫晚辈和高级干部子弟。他说：“八旗子弟就是满清的贵胄子弟。这些贵胄都是有战功的满清开国功臣；可是，到八旗子弟就不行了，从小娇生惯养，游手好闲，坐吃俸禄，不劳而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直至成了一群腐败无能的大烟鬼。后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前，他们一败涂地，屈膝投降，最后丢了天下。当然，这是一切剥削阶级必然的下场！你们的父辈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我们无产阶级应该是一代胜地过一代！……你们不应该特殊化。你们如果变得特殊化了，脱离群众了，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忘我无私
周恩来说过：共产党员“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不仅言者谆谆，而且身体力行，身教重于言教。“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周恩来生命的最后阶段，闪耀着他党性修养和人格升华的最高光辉。
在那种极端复杂的国内外特殊条件下，在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那种极其罕见的党内特殊斗争中，周恩来赤胆忠心，任劳任怨，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崇高信念，以非凡的智慧、勇气、胆识和力量，审时度势，忍辱负重，与党内外的健康力量一道，在风口浪尖的第一线力挽狂澜，苦撑危局，成为非同寻常的中流砥柱，真正做到了无私无畏，拼死一搏。粉碎“四人帮”以后，陈云同志深有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本来，周总理在1972年5月18日就被确诊患了膀胱癌。然而，他完全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殚精竭虑地用病危之躯支撑共和国的大厦，化解党和人民的危机，尽其所能地尽量减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此，他有时候连续几天、每天工作24小时；直到1974年6月1日才住院。在后来的19个月里，他又一面治疗（包括输血89次，做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一面工作（包括在党的“十大”作政治报告，在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见外宾63次，同人谈话233次）；有时候躺在病床上一边输液一边工作，甚至在输液过程中拔掉针头去工作；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只有几十斤。
有一次，周总理刚做过手术，身体状况不能会见外宾的，接待单位也再三向来访的一位非洲国家政府首脑作了解释，但他们恳求会见周恩来总理，即使当面只表示问候也行。周总理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了国家的外交大计，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当外宾进入病房，看到周恩来十分虚弱地躺在床上不能起来，手术以后的医疗器械还留在身上，顿时惊惶不已，又非常感动，一再表示歉意和感激、敬佩之情。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几乎成了“真善美”的象征和标志；他的健康是人民大众的希望和祝愿。他的生存或死亡，已经超越了生理和医疗的概念。在弥留之际，周总理仍然强忍着癌症的折磨，挣扎着对身边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周恩来就是这样伟大和高尚，把自己死亡的权利和时间都交给了党和人民。这确实是只有至纯至真的共产党人，才能做得到啊！
情系民众
古今中外、列国列党正反两个方面的史实和现实都说明书，作为一个领导者和执政者，群众在你心里的分量有多重，你在群众心里的威望就有多高。有些“高官”们“缺德缺人品，万事私为先”，那么，尽管可以耀武扬威，盛气凌人，其实，在人民群众的心里，领导和执政力已经名存实亡了。周恩来“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有关周恩来“百姓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