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的文章《中国成人才最大流失国 超百万精英滞留海外》表达了对人才滞留海外的担忧，引起了社会的热议。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许不必那么忧心忡忡，从历史的长跨度看，它对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或许还是一件幸事。
　　出国留学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许多国家发展振兴的必由之路。中国人大规模出国留学发生在近代，从1872年第一批官派幼童留美算起，迄今已137年，在这137年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从当初的一百多人发展到如今的每年近30万人。仅1978年以来，我国出国留学生人数已达150多万人。留学大潮的兴起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留学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从古到今，留学生都是中国与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使者。
　　一、中外文化交流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进步
　　在古代，由于地理阻隔和交通条件的限制，限制了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但即使是在当时，作为中国文化交流承担者的留学生也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进步，以物质文明为例，汉语中许多以“胡”、“西”、“洋”、“夷”等冠名的物品，都是从外域传入的，如胡琴、胡椒、胡麻、胡舞、胡人、胡服、胡乐、胡马；西瓜、西葫芦、西红柿、西芹；洋柿子、洋油、洋灯、洋货、洋火、洋胰子、洋钉、洋画、洋葱、洋蜡、洋白菜；而中国今天的当家农作物玉米、棉花、白薯、土豆、甜菜、甘蔗等，也是从外域传入的。这种交流极大地丰富和便利了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使中国取得了当时诸多领先于世界的文明成果。
　　明末清初，中外交流一度繁盛，给中国带来了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新鲜思想和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科技知识：哥白尼的地动说第一次传入中国；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带来了中国古代数学所缺少的抽象公理体系和形式逻辑思维；物理学中的重心、比重、杠杆、滑轮原理及机械制造法启发了中国人的思考，西洋火炮应运而生；《坤舆万国全图》中的五大洲概念、寒温热五带的划分和地圆学说打开了中国人的世界视野。西学还启发了中国思想界，促使早期启蒙思想家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出了若干具有近代特征的思想命题，黄宗羲第一次提出了类似孟德斯鸠所表述的权力制衡思想和民本思想。中国出现了科学复兴、思想启蒙、人才辈出的局面，如果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很有可能跟上当时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潮流，使中华民族在竞争激烈的近代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二、中外文化交流的中断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1724年，雍正颁布禁教令，除了在钦天监和内廷供职的个别传教士外，其余一律迁往澳门，并下令关闭教堂。中西文化交流遂告中止；1757年，乾隆实行闭关政策，只限广州一口通商，中外经济交流也基本画上了句号。此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迅速减退。中外文化交流中断，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转瞬即逝。
　　维护国家安全当然是清政府禁教和闭关的重要考量，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的社会环境所导致的文化上的无知、自大和排外，统治阶层颟顸地坚持所谓天朝理念，迷信华夷之分。明末西学初入中国时，就遭到了一部分封建官僚士大夫的仇视。他们认为耶稣教会企图“用夷变夏”，“觑图神器”，因而对西方学术一概排斥，认为西方学术“乱人学脉”，是圣人早就反对的“奇器淫技”，主张“严海禁”，将传教士“立限驱逐”。到清初，守旧大臣杨光先更公然声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表现出对先进文化深闭固拒的愚顽心理。不幸的是，这种心态在当时占据统治地位，并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日趋明显。而当时能够初步认识专制皇权和传统学术之弊端，希望从外域先进文化中寻求新的思想武器的人只是极少数。即使主张学习西学的开明统治者如康熙皇帝，也主要是从维护皇权和大一统出发，将学习的内容严格限制在自然科学的范畴内。这表明他内心仍然只是把西学看作维护统治的工具。到了识见与魄力远不如康熙的雍正和乾隆时期，因为与罗马教廷的矛盾，而采取禁教闭关、中断中西交流的措施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禁教与闭关对西方的早期殖民侵略当然也算是一种抵制，但其消极影响却不容忽视。它阻断了中外文化交流，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难以顺利成长；它扼杀了刚刚起步的中国近代科学，使中国丧失了一次走向世界的机会。当西方开始文艺复兴，进行工业革命时，曾经创造了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国却在自我封闭中慢慢落伍了。中国的近代化发展进程由此中断，搁置了近百年时间，当19世纪中叶重新提起这一问题时，中国已经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中西之间的国际地位和力量对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令禁教与闭关政策的实施者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自以为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实际上到头来维护的是落后，使中国社会变成了封闭的木乃依，使中华民族丧失了宝贵的历史发展机遇。
　　三、近代五次留学大潮与中国社会的变革
　　近代以来，发生了五次留学大潮。中国大的社会改革运动，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都有留学生的广泛参与。
　　1.第一代留学生：1872-1900，220人，富国强兵
　　中国人近代出国学习始于晚清，最早的学生是由一些在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带到国外去学习的，目的是培养信徒，人数很少，影响也不大。不过其中也出现了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留学第一人”的容闳。容闳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回国后，他力主学习西方文化，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他向曾国藩建议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并拟定了留学计划。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洋务派联名上奏，请求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就是采纳了容闳的建议。
　　中国近代第一次大规模留学潮由此而起。留学的目的是富国强兵，救亡图存。清政府第一批官派留学生120人。继第一批120人赴美之后，1875年—1900年，清政府又派往英、法、德三国60名留学生，这批人后来成为北洋海军的中坚，也成为中国近代科技文化的开拓者。
　　虽然多数留美学生尚未完成学业就被清政府撤回国内，留欧学生主要学习军舰驾驶及制造，但这两批留学生中后来涌现出了许多优秀人物，如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在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的北洋海军将领刘步蟾、林泰曾、林永生、黄建勋，以及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严复就读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大学，但他对西方社会科学很感兴趣，他回国后全面介绍了西方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逻辑学，他所翻译的《天演论》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奠定了戊戌变法的思想基础。
　　2.第二代留学生：1900-1927，近10万人，救亡图存
　　中日甲午战争和对八国联军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先进的中国人反思以前的改革，认识到仅有经济变革不足以救中国，逐提出政治变革的命题，发动了戊戌变法。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镇压下去，义和团运动也失败了，慈禧提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彻底卖国，使孙中山等人彻底失望，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又陷入军阀混战，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改革的方向，思考向西方学习的内容，新文化运动由此勃兴，国民党和共产党相继诞生。中国近代第二代留学生以政治革命作为救亡图存的中心工作，他们的学习内容和归国后的活动也主要围绕着政治革命展开。
　　第二代留学生主要有四个方面：留日生、庚款生、留法勤工俭学生、早期留苏生。留学生人数总计不到10万人。留学生在创建中国近现代两大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国民党的创建者多为留学生，如宋教仁、蒋介石。共产党的创建者也有不少是留学生，如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王若飞。
　　留日学生：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一些青年认识到日本的强大在于通过明治维新学习了西方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于是形成“留日热”。到1907年，留日学生已近2万之众。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中很多都是留日学生，如黄兴、胡汉民、陈天华、秋瑾、蔡元培、吴玉章。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中坚也多为留日学生，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
　　庚款生：清朝末年，美国政府利用庚子赔款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1911年，创办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从清华学堂创办到1929年间，派往美国的留学生达1279人。此外，还有很多人通过其它途径前往美国或欧洲各国留学。其中著名者有赵元任（语言）、胡适（哲学）、叶企孙（物理）、吴有训（物理）、赵忠尧（物理）、高士其（生物）、周培源（物理）、竺可桢（地理、气象）、侯德榜（化学）、梁思成（建筑）。
　　赴法勤工俭学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急需大批劳动力，10万华工应募赴法。在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的倡导下，大批青年学生也赴法勤工俭学。自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者达1700多人。他们一面工作，一面读书。其中有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王若飞、李富春、陈毅、聂荣臻、向警予、蔡畅等，朱德也在那时到德国留学。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一大批卓有才能的干部。
　　留苏生：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作出“以俄为师”的决策，至1930年，2000多中国人留学苏联。如刘少奇、瞿秋白、任弼时、张太雷、陈云、杨尚昆、肖劲光、张闻天、叶剑英、王稼祥、许光达、杨尚昆、伍修权、蒋经国、朱德、邓小平、王若飞、王稼祥、博古、王明等。
　　3.第三代留学生：1927-1949，近1万人，科技救国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继续向美国和西欧派遣官费留学生，每年100人左右，最多时达每年上千人。自费留学的人数也日益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赴外国留学人数锐减。这期间留学人员所学大多为理工农医，也有学习社会学科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遣了李政道（物理）、朱光亚（物理）、唐傲庆（化学）、孙本旺（数学）、张瑞先（化学）等人赴美，学习制造原子弹的知识和技术。据原高教部统计，到1950年，在欧美各国的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