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7年4月美国一公司破产引发次贷危机开始到2008年9月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一场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正席卷全球。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每次全球性经济危机过后往往催生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创新，从而推进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当世界各国还在共克时艰，采取措施，恢复增长，防止衰退，维护开放，加强金融监管时，我们应该根据国情，抓住机遇，从更高、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上，思考现代化问题，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向前发展。
一、美国金融创新凸显文化的双面性，社会制度文化创新不能抛弃道德品格
市场经济作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为有效的一种资源配置和促进生产、交易的方式，是以信用和法制为支撑的。但是，在被公认为成熟的美国市场经济体系内，国家管理者对自由资本主义无以复加的膜拜，使政府放松金融管制，银行业界在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引领下广泛进行金融创新，刺激消费，拉动经济。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在资本追逐利益的要求下放宽了信用审查，无节制的消费和贪欲慢慢做大虚拟经济，进而引发房地产泡沫和金融衍生品泡沫。这当中，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高管为了利益放弃职业道德的操守，高傲贪婪，在房贷中将风险先是转嫁到投资人身上，然后再把拥有过度风险的资产——债权转换为债券投入市场，吸引投资，于是，在创新的旗号下，投机被推向高峰，在“欺诈”堂而皇之的进入华尔街、进入国际市场那一刻，埋下金融危机这颗“定时炸弹”。
道德是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危机的发生告诉我们，由于人们失去了心中的道德律，那么所进行的文化创新比如这次金融制度文化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有时并不意味着进步。金融创新虽然可以满足人们一时的欲望要求，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增加收入和财富，使人民的幸福感增加，反而会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将人们带入危机，并祸及他人。文化特别是制度文化创新具有双面性，人们特别是国家管理者必须时刻警惕，注意防范由于道德和认知水平局限带来的经济风险和社会负面作用。最近，有两件事让我们看到美国国内也在反思金融危机中的道德问题，一是奥巴马高调指责AIG高管在接受联邦救援后发放高额奖金的行为“无耻”，二是美国参众两院在当前应对金融危机关键时期，高调通过鼓励志愿服务的“服务美国法”。
对金融危机源于金融过度创新的反思警示我们，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必须发挥人的道德自律和社会法制约束力，最大限度地抑制文化特别是文化创新方面的负面作用和影响，慎重地选择和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政府和社会有责任在人性中利己和利他的关系中找到平衡点，采取更加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政策，打造符合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的文化，打造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旋律的共有精神家园。
二、时刻警惕被“唱衰”和“唱兴”，坚韧不拔地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3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走过了风云激荡的岁月，国家面貌发生了沧桑巨变，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建立市场经济，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状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然而，基于不同国家利益，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对中国的“评头论足”，有的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上，有的从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上，有的从自然资源、经济结构上，还有的从历史文化、人民素质上，众多方面“唱衰”中国，并伴随走到今天。“唱衰”中国根源于这些人看不得中国的发展，看不得中国的和平崛起，接受不了中国以东方文化为背景走上现代化道路。
但是，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特别是对这次G20集团领导人会议的反映中，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另一种倾向，那就是“唱兴”中国。“唱兴”者利用国人开始摆脱“弱国心态”，认为中国是这个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大型经济体，应该承担将世界从衰退中拯救出来的重任，至少也应该起到缓冲器作用，希望中国“舍己为人”、“英雄救美（美欧）”。“唱兴”比“唱衰”更加隐蔽，危害同样不可小视。生活中，被“唱兴”的人往往容易失去对自我的客观认识，做出超过自己能力的过度承诺和付出，给自己遗患。国家也是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在援助社会主义阵营中“兄弟”国家时，是有过教训的。其实，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大、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均收入低的发展中大国，能把自己的事情搞好，已经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了，这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中国还存在许多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比如一个时期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消耗了大量资源，此外，还存在环境恶化、经济结构不合理、内需弱、投资效率低下、贫富差距等等问题。
面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表示了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作贡献。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当前尤其要发挥中国人的智慧，吸收和消化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进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创新，保证中国现代化进程朝向更加关注人的生存、关注人类的发展这一人类共同理想、目标发展，让经济长期地运行在健康的发展轨道中，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三、加强制度文化建设，确保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安全
中国是在底子薄、封建文化厚重的基础上起步开展现代化建设的，我们在30年里对农村体制、企业产权制度、外贸外汇外经和外资管理体制、收入分配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文化创新，丰富了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走出一条在具有沉重历史包袱、不发达条件和不很宽松国际环境下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然而，我们要看到由于欧美地区早已率先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这些发达国家拥有相对优势的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生产力，拥有人均水平非常高的经济总量，以及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制度文化和制定制度的经验，不仅在世界经济和社会领域里拥有较强的话语权，更是在世界范围的产业链分工中占居上位，无论是产品开发、产品定价、产品创新和金融都拥有优势，并控制下位生产和贸易，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许多措施就暴露出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危机的动作。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其负担和损失由全球人来摊资承受。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这种利益冲突、产业碰撞、制度摩擦还会不断出现。在国际金融新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前，我们要抓住这次金融危机的机遇，一方面在国内经济领域广泛进行制度文化的创新，居安思危，不断超越，消除深层隐患，大力加强金融监管、金融衍生品开发、金融风险控制等制度文化建设；另一方面同国际社会加强协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当前，要吸取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对照反思经济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中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建设是不是符合人民利益需要、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尽快调整那些不适应的制度规则，设计新制度，最大限度抑制制度性缺陷，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保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安全，维护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利益。
四、大力促进科技、教育发展，推动精神文化创新
近代以来的世界发展历史表明，经济危机和战争往往催生重大的科技创新，引发产业革命，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增长。比如：1857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了美国的“南北战争”，美国奴隶制被消灭，实施了宅地法，推动重工业发展，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在欧美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1933年空前深刻和空前剧烈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宣告了主张“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失灵，资本主义单靠本身内在的力量已经不容易从危机中走出来，于是，国家干预刺激经济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以消除失业和防止革命；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战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对这次金融危机引发原因更深层次的分析是，资本缺乏向实体经济投资的空间，只能进入虚拟经济体中，因为危机前的实体经济发展还无法得到新技术群或新技术革命的支撑。
当前关注百年未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应看到其后面所蕴藏的生机，尤其是做好迎接新技术革命到来的准备，依靠教育提升人的就业、创业能力，提高人的创造能力，依靠科技研发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就业岗位和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是摆脱危机、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以精神文化创新推动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
一是加大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力度，迎接进入21世纪后第一次重大科技创新突破与产业革命的到来。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目前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着环境、能源、生命及健康等重大挑战，其中能源技术已成为美国推动新技术革命的方向，有的科学知识体系内在矛盾已经凸显，强烈呼唤科技创新突破和科学革命。路甬祥同志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已经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新的战略要求。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我们必须更加依靠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二是深化教育改革，大力提升人的创造能力和国民素质。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创新能力的国际差距和国民文化素质的国际差距都比较大，培养具有创造力的文化人才，提高中国文化创造力，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最终可以归结到是人犯了错误，是受过教育的人犯了错误，其中有的人可能是恶意的、有的人可能是无知的、有的人可能是失职的，还有的人是无辜的。面对这次金融危机，我国教育应深刻反思，尤其是对素质教育的推行进行反省，借国务院研究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之际，解放思想，大胆突破，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重视对学生科学精神和技能培养，重视人文精神特别是职业道德和法制意识的培养，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增强生活、就业、创业能力，实现用一流的教育提升国家实力、建设一流国家的目的，让人才培养与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