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也作“板”）写的叫“版牍”。超过100字的长文，就写在简策上，不到100字的短文，便写在木版上。写在木版上的文字大多数是有关官方文书、户籍、告示、信札、遣册及图画。由于文字内容有异，其称谓有别，如军事的文书叫“檄”；用于告示者称之“榜”；将信写于木版，然后再加一版叫作“检”。在检上写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姓名、地址叫作“署”——这是信封的起源。然后将两版合好捆扎，在打结的地方涂上粘土，盖上阴文印章，在粘土上出现凸起的字，这就是“封”，使用的粘土叫“封泥”。由于写信的木版，通常只有一尺长，故信函又叫“尺牍”。笺是古代一种短小的简牍，是供读书者随时注释的，它系在相应的简以备参考之用。现在人们所说的笺注就是起源于此。从策、简、籍、簿、笺、札、检、椠等从竹、木字形上，都反映出简牍的制成材料。
1996年，湖南长沙走马楼J22遗址中发现数量达10万余枚三国吴简，超过20世纪所发现简牍的总和，时代大多属于三国时期吴国嘉禾年间（公元232—238年），正是吴国鼎盛之际。这批简牍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从目前整理出来的看，其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券书、官府文书、户籍、名刺及账籍五类，涉及赋税、黄簿民籍、仓库管理、钱粮出入、军民屯田、往来书信等各个方面。如记载户籍类的竹简和木牍，其中木牍所记均为经官吏调查核实后某户家庭成员的概况，而竹简所记则为家庭中一个或几个成员的具体情况，其内容可分为居址、姓名、年龄、体况特征、所患疾病等项，项目的填写也视其在家中地位的主从、年龄长少而取舍。丰富的户籍内容使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吴承汉制的轨迹，如丁中制、奴婢制度和黄籍之制等，还可看到后来西晋九品中正制、户调之式的来源所在。官文书木简主要为州、郡、县（国）各级官府及各部门之间往来文书，涉及到征讨平息武陵蛮叛乱、军粮督运、借贷还粮、司法审讯等诸多方面，甚至还提到如步骘、吕岱、顾雍、潘浚等三国早期的著名历史人物，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三国之际，战事频仍，史料多毁于兵燹，是以出土简牍之中，三国之物寥寥，仅见者不过数十，且内容甚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现，弥补了文献史料之不足，对于研究三国时期东吴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简册制度、职官沿革、历史地理、法律、书法艺术等，提供了史籍所缺佚的丰富而翔实的资料。长沙吴简研究整理小组组长、著名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说：“长沙出土的三国吴简，其数量巨大，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发现，其中有可能蕴藏着极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根据长沙市文物工作队的统计，这批简牍现在一共有136729枚，总字数可能达到150万以上，为什么当时能在这批古井中间发现简牍呢，人们推测可能是当时的人，用早已经废弃的仓井来存放这些用过的官方简牍文件，也就是类似一个档案库。这批简牍主要是吴国长沙郡等地的官府档案，这里边一些很罕见的大型的木简，长度达到54.3厘米。这有券书，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合同契约。比如说，当时租田地用的券书，官府之间各个机关调拨钱粮、器物用的交接券书，还有官府文书和司法文书，有户籍登记簿，还有名刺、账簿等，很多具体的文书材料。这些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活动，对于行政管理体制认识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从当时缴纳租税的文书中，可以看出，当时一亩田的租米高达一斛二斗。按照对于古代度量衡的研究，晋代时期的实物测量，当时一斗相当于现在的2500毫升左右，那么一斛二斗，即相当于现在的公升将近30升，可见当时农民的租税的负担是非常沉重的。
走马楼吴简不仅含有丰富的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内容，也有广泛的文化意义，这是一个亟待开拓的新领域，也是前景非常光明的新学科，不少学者已经作了尝试。高凯《走马楼吴简〈吏民田家莂〉看孙吴初期长沙郡民起名风俗》一文，总结了当时长沙郡民的起名风俗习惯：（一）吏民有单字叫“客”的起名特点；（二）有将两姓合并起名的习俗；（三）以动物起名或以“野”、“奴”、“黑”等贱字起名的现象；（四）有以钱、布、粮等字眼来企求富贵的起名习俗。他并从女姓起名数量看到长沙郡性别比例失调。黎明钊《尹湾东海简牍三国吴简的大姓与族居》一文，探讨了三个问题：（一）自西汉至三国孙吴时期内，东海郡与长沙郡临湘县聚族里居的情况；（二）同里之内是单一姓氏独大，抑或是多姓氏聚居的问题；（三）对吴简所示之聚居现象的分析。文章是对两地区所作的微观研究，有助于对县以下社会组织的进一步了解。
走马楼三国吴简对于研究中国书法艺术也有重大意义，简文书写者多为社会下层小吏及普通百姓，随心信手，无拘无牵，主要以隶书和楷书为主，但结体和用笔也旁杂了行草等其他书体，绚丽多姿，点画之间或断或连，自由奔放，天然成趣，毫无造作之感，与汉魏碑刻之严谨庄重迥然有别。刘正成《钟繇与长沙吴简说》一文，利用十几枚清晰的楷体简牍，指出三国吴简文字结体和笔法都极近钟繇《荐季直表》及《宣示表》，毫无疑问受到钟繇的影响。我们不仅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而且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字提供了信实的证据。“如果说从钟繇《荐季直表》到王羲之所临钟繇的《宣示表》，可以论证中国书法史上楷书从创立到完全成熟的过程的话，那么，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便找到了最好、最直接的旁证。”洪鹃《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书体举隅》一文，以偏旁分析法探究了走马楼吴简的分属，通过对各简字例所作的偏旁分析，指出吴简书体基本上篆、隶、楷、行、草各体皆备，显示了三国时期为我国书法史上新书体的楷、今草与旧书体的篆、隶交替重叠的时期。作者探讨了吴简书体兼收并蓄的原因，认为两汉、三国正是新旧书体交替时期，书家不限于一体，而是兼通各体，在运笔时往往掺杂其他笔法。吴简书写者在文字构形结体上多使用连笔，因此相对于汉碑刻的异体，吴简所呈现的稳定性较高，这也是隶书向楷书迈进的体现。
走马楼三国吴简出土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纷纷著文进行介绍、研究，特别是第一卷《嘉禾吏民田家莂》于199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有关吴国赋税、职官、仓储制度的讨论，有关户籍人口制度管理的辨析，对简牍文书及其某字、某词的考证与探讨，对这批简牍埋藏原因的推究等，陆续刊登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国内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2000年春，北京大学还成立了“吴简研讨班”，每周举行一次聚会，事先确定报告人和主题内容，并把材料散发给每一位参加研讨班的成员，供大家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长沙简牍博物馆位于白沙路，天心阁和白沙古井之间，占地30亩，总投资近亿元，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为5000平方米，2005年12月26日，建设工程顺利完成，并于当天试开馆。其设施和功能在全国堪称一流。设计风格以汉代为主，借鉴了三国时期盛行的高台建筑形式。
叮咚作响的泉水，斑驳摇曳的竹影，给夏季的长沙简牍博物馆带来了几许清凉。此时此刻，徜徉于坐落在天心古阁旁的这座大型建筑物内，历史的厚重和底蕴的深沉都扑面而来：当年，是谁篆刻出这样丰富的简牍，简牍记录的又是一些怎样的人生，真个是世事沧桑涌心头。
整个博物馆分为陈列展示、文物专库和研究整理三大部分，主要展示以走马楼三国吴简为主的中国简牍文化，展出的文物及文史资料共有1000余件(套)。一楼主要是关于简牍的展览，又通过简牍派生出了它的制作工艺，古代写字的东西。一些汉代孙吴的简牍就这样摆放在眼前，顷刻间，遥远的距离一下就和古代的生活连接在一起。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木揭、签牌、封检，尤其封检上面有三道痕刻，“三缄其口”一词就来源于此。二楼主要是湖南各种文物的集合，尤以青铜器和陶瓷为主。宁乡是青铜器之乡，所以长沙出土了很多青铜器。青铜器里有铜铙，比编钟还早一千年左右，而且是口朝上放置的，不像编钟是口朝下。有一套复制的铜铙，能发出五个音，而且每个铜铙的正侧面发出的音高是不一样的，至今还是未解之谜。还有一个罍，很庞大，下面还有几个孔，讲解员让我们猜那是干什么的，有人说装酒，有人说祭祀，想不到竟然是腌肉的。而望城的铜官窑则是唐朝时重要的民间瓷窑，产品大量出口国外。很多陶器上有诗词，比如现在很流行“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还有的陶器为自己打起了广告，真是敢为人先。一套瓷质的动物玩具尤其栩栩如生，一个朴素的扑满则是古代的储钱罐，铜官窑生产的东西真是包罗万象。二楼还有一件很不错的东西，五弦筑。筑是古时就有的乐器，却一直没有人见过它的真容，直到在湖南出土，人们才真正知道荆轲刺秦易水悲歌壮别时高渐离所击之筑的真面目。这把国内仅有的“筑”，经过了两千年筑头筑尾的颜色依然很鲜艳，天然的深紫色，出土后没有做过任何处理，实在是惊叹古时漆的长效性。
长沙简牍博物馆为让游客读懂简牍，增加了很多与游客互动的环节。譬如馆内按照1:1的比例复原了长沙走马楼J22号古井窖的剖面图，观众可身临其境地感受当年13万余枚三国吴简出土时的壮观场面，了解不规则圆形袋状的古井窖究竟是如何储藏简牍的；观众还可在现场看到竹简的制作全过程，若有兴致，还可到该馆二楼，效仿古人，拿起铜锤，去敲敲商周编铙，聆听古乐。
据悉，长沙是目前为止我国出土简牍数量最多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简牍博物馆将成为星城的又一张文化名片。从简牍博物馆走出来，望着五光十色、美不胜收的长沙城，让人油然而生的是一种对简牍的尊重——那里面有着远古的真实记忆和前人留下的无限玄妙。
（本文责编：金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