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法制办7月29日至30日在苏州组织召开了中英慈善立法研讨会。记者获悉，我国慈善法草案已初步成形，将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等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权界。明确规定政府管理慈善的权力范围、行使程序以及擅权、滥权的制约和处罚。为了增强慈善机构的公信力，慈善法草案还重点对慈善募捐活动进行了规范。基本的制度立足点是确立慈善募捐活动行政许可制度（2010年8月1日《京华时报》）。
　　对于需要帮助的人来说，慈善捐赠是他们的希望；对捐赠者而言，慈善事业是他们爱心的体现。但是如何做好慈善，是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为了增强慈善机构的公信力，慈善法草案重点对慈善募捐活动进行规范。确立慈善募捐活动行政许可制度。此举体现了规范慈善募捐活动，打造阳光慈善事业的姿态。如果慈善捐赠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将有利于树立慈善机构公信力，激活社会捐赠热情。
　　调查显示，近10年来，中国人均捐赠仅为1.7元。毋庸讳言，我们的慈善事业不发达，慈善氛围并不浓厚，为富不捐的情况客观存在。但是慈善公信不足的问题值得思考。前民政部官员王振耀曾感叹说：“在中国行善不容易！”这并不能片面责怪国人缺乏善心，而是指“善门难开，善门难进”的尴尬。王振耀还发出了“慈善机制为何落后于慈善热情”的疑问。有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的善款总额达到了3064亿美元，而中国只有309亿元人民币。2008年善款过了千亿大关，也只占到GDP的0.4％。既然中国人不缺乏善心，那只能从慈善机制方面寻找原因。
　　就拿慈善募捐数额最大的汶川地震来说。中国南都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徐永光曾归纳了灾后捐款“四不见”：第一，捐赠人看不见捐款到底用在哪里。第二，灾区群众看不出哪些是捐款。第三，灾区政府看不到捐款在哪里。第四，民间公益服务看不见。“四不见”或许有点偏颇，但由此提出的慈善公信话题值得关注。事实上，基于对慈善机制的不信任，不少人对地震灾区捐赠并未通过慈善机构进行，而是直接把钱物交到灾区群众手中。
　　捐赠人直接向受助人发放钱物，存在办事效率不高的问题。理想的捐赠模式应该是，慈善机构统一收取捐助资金，集中管理，科学调度，让每一个需要救助的群众得到关爱。但是捐赠人直接把关爱送达受助人，也说明慈善捐赠透明度不够，慈善公信尚待培育。捐赠款物是否跑冒滴漏，是否全部用于受灾群众，捐赠人仍然心存疑虑。尽管此后中国红十字会对外公开了汶川地震捐赠款物去向，但公开时间姗姗来迟，而且捐款使用明细只是大范围、粗线条勾画，捐赠款物是否全部用在刀刃上，尚存疑问。
　　慈善捐赠款物是真正“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甚至成了某些人权力寻租的工具？对此，人们可以怀疑有人滥打善款的主意。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捐赠款物监管机制粗放，对捐赠款物的来源去向、监管使用等问题尚未形成刚性约束。如此就难以保证捐赠钱物不跑冒滴漏，好钢全部用在刀刃上。我国虽然制定了《红十字会法》与《公益事业捐赠法》，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两部法律也显示出一些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讲，出台《慈善法》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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