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学习主要是为了“寻找启发”
　　一些年轻同志问：“怎样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
　　“转化”就是变化和改变。一本书在阅读之前，是一本普普通通的印刷品。阅读之后，从中受到启发，产生了新联想，有了新发现和新感悟，于是就产生了“阅读附加值”。“阅读附加值”越大，学习的有效性就越高；“阅读附加值”越小，学习的有效性就越低；没有产生“阅读附加值”，就属于“无效阅读”和“微效阅读”。
　　在学习过程中，要从三个方面寻找启发：一是分清是非，认准社会前进的大方向；二是开阔思路，探寻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三是由此及彼，引发有独到见解的新联想。在学习过程中，力求把各类知识“串联”起来，由此及彼、深入开掘、求得新知。我撰写《影响新闻发现力诸要素的分析》一文时，就得益于这种联想习惯。
　　1985年深秋，我随穆青同志到湖南张家界采访。这里奇峰连绵，怪石高耸，导游告诉我们，这一奇特的自然景观是20世纪60年代才被人发现的。
　　一根绣花针掉在地上，没有被人发现，容易理解；绵延三县的张家界武陵胜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为什么这么晚才被人“发现”，简直不可思议。我向当地负责人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位负责人告诉我们，张家界虽有10户人家，但他们天天砍柴、种地，为衣食而发愁，根本没有闲情逸致观赏景色，也不知道这里的山水与别处的山水有什么两样。1969年１月，张家界范围内的慈利县举办“五七干校”，几百名机关干部被下放到距县城190多公里的索溪峪。下放干部就不同了，他们中间不乏有识之士，劳动之余，苦中求乐，品评张家界的奇特风光，有的说有“桂林之秀”，有的说有“华山之险”。“五七干校”撤销以后，这批“学员”大多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他们成了张家界迷人景色的义务宣传员。改革开放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吃饱了肚子的人需要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张家界的山水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而且具有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直到这时，张家界才渐渐为人们所认识。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从张家界回到北京，我开始搜寻与“发现滞后”有关的资料。1901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获得第一次诺贝尔物理学奖，因为他发现了X射线。这一发现宣布了现代物理学时代的到来，同时引发了医学革命。伦琴发现X射线的消息传出以后，有人说伦琴是幸运的，X射线首先来到他的实验室。其实，这种伴随着阴极射线产生的新射线，在全世界上百个物理实验室里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比伦琴发现X射线早20年，英国科学家克鲁克斯在进行一项实验时，发现放在实验装置附近的没有打开的照相底片突然变得模糊不清。克鲁克斯没有想到这是一种新的未知射线照射的结果，误以为是照相底片质量有问题，还让生产厂家退了货。“发现滞后”，使这位很有才华的物理学家与X射线的发现失之交臂。
　　对“发现滞后”的研究，引发了我对“记者发现力”的浓厚兴趣。如果说发现是看到前人没有看到过的事物、找到前人没有找到过的事物，那么，新闻发现就是把前人没有报道过的新的事物和新发现的规律及时准确地传播出去。具体讲，应该从六个方面去发现：一是善于发现或者找到世界上迄今还没有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广泛传播的、鲜为人知的新鲜事实；二是善于发现或者澄清社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重大事件的事实真相；三是善于发现或者提炼出有助于解决当前各种困难和社会矛盾的新鲜经验；四是善于发现和捕捉能给人以启迪的新思想，深刻地揭示改革开放大潮中人们观念上的新变化；五是善于发现和表现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对人们有较大激励和鼓舞作用的典型人物；六是善于发现能够体现事物发展规律的新的苗头、新的动向，准确地预测和描绘事物发展趋势。
　　为了防止发现力的日渐萎缩，我从观察意识、生活空间、大局观念、理论素养、知识领域、透视能力、预见能力、应变能力、创新意识、联想习惯等10个方面，对影响发现力的要素进行了分析，对增强发现力的途径作了初步探讨。
　　以观察意识为例。每个人眼球后部视网膜上都有一个凹陷点，叫做盲点。这个地方没有视觉细胞，物体的影像落在这个地方也不能引起视觉。其实，在我们观察社会时，也存在着这种“盲点现象”。我们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些现象往往视而不见。比如，星期天上街买菜，只顾买菜，往往忽略对蔬菜市场的观察和研究；上超级市场买东西，往往不注意观察客流量的变化以及商品滞销旺销的冷热变化；到学校参加家长会，往往不那么注意观察学生的情绪、教师的情绪和学校的气氛。只要我们自觉地消除“盲点”，随时随地注意观察和研究，就有可能发现一些很有价值的新闻。新华社播发的《菜价追踪》，主题思想就是在买菜过程中捕捉到的。
　　1994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同妻子一道到新华社附近的新文化街蔬菜市场买菜。我很少有工夫逛菜市场，一走进这条小街，我就开始打听各种蔬菜的价格。这里的蔬菜价格贵得令人吃惊：一公斤小辣椒８元多，一公斤圆白菜４元多，一公斤黄瓜３元多。我同买菜的市民交谈起来，他们说新文化街的菜贩子最宰人；宣武门附近有个蔬菜市场，大都是菜农直接运菜进城，菜价比这里低得多。有的菜贩子一大早从宣武门菜市场买一点菜，用三轮车拉到新文化街，１元一斤的黄瓜卖到1.6元，菜价陡涨60%。我想，这两个市场相距一公里多，“菜价落差”就这么大，从大钟寺蔬菜批发市场到新文化街，“菜价落差”是多少呢？从农村的蔬菜生产基地到新文化街，“菜价落差”又是多少呢？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转了大半天。当天晚上，我找到分管国内报道的副总编辑曹绍平，告诉他最近京城菜价猛涨，有些菜比肉还贵，老百姓实在难以承受，我看到有的困难户在蔬菜市场捡烂菜叶子。菜价上涨，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供求关系的变化，但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流通秩序混乱，中间环节太多。从菜农的“菜园子”到市民的“菜篮子”，形成了巨大的“菜价落差”。我对曹绍平同志说，这种“菜价落差”，就像“黄果树瀑布”，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那么合理的新现象，新华社要派记者跟踪调查，研究和剖析这种“菜价落差”。
　　新华社国内部负责同志很快就调集了力量，具体组织了这一报道。４月２日凌晨，山东分社记者王进业赶到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抄录了当日蔬菜的批发价格。当天下午３时，他又搭乘寿光一家蔬菜购销公司的运菜卡车上了路。经过12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于次日凌晨３时进了北京的大钟寺。两个小时以后，记者所乘的运菜卡车上的蔬菜成交，每公斤圆白菜和黄瓜的售出价比寿光的收购价高0.4元。扣去1400元的租车费、180元的蔬菜代购费，千里迢迢，一公斤菜净赚一两角钱。
　　4月３日早晨７时，记者顾不上休息，跟随一辆刚从大钟寺批发完蔬菜的三轮车，来到西城区新文化街农贸市场。记者发现大钟寺的蔬菜一到这条小街，价格猛涨，平均菜价上涨80%左右，最高的涨幅达125%。
　　随后，王进业同北京分社记者苏会志又采访了北京市有关部门，了解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两位记者从观察现象入手，提出建立价格调控机制、抓好菜园子建设、增设蔬菜销售点等具体建议。这篇通讯见报的当天，许多读者就打电话给编辑说：“新华社记者坐运菜的大卡车跟踪采访，替老百姓说话，请代我们感谢这两位记者。”《菜价追踪》一稿获得第五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学习的“转化”有点像蜜蜂酿蜜。酿造1克蜂蜜，工蜂要采集约1500至1600朵花的花蜜；制造1千克蜂蜜，需要采集150万至160万朵花的花蜜。如果工蜂不知道提炼和转化，原封不动地把数以百万计的花朵运进蜂巢，不仅没有益处，还会给蜜蜂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
　　学习的“转化”有点像炼金。每吨金矿石的含金量超过10克，就算富矿。矿工之所以要开采1吨矿石，就是为了提炼其中蕴涵着的10克黄金。如果不善于提炼和转化，原封不动地把金矿石堆放在那里，效益就会大打折扣。
　　同样道理，我们之所以要阅读几百页、几千页的书籍，就是为了从中寻找宝贵的启发。谁懂得了这个道理，谁就领略了学习的真谛。
　　五、学习计划应以人生规划为指导
　　一些年轻人问：“你有没有学习计划，应该怎样制定计划？”
  上个世纪70年代，我曾拟定过“学习计划”。不能说这种“学习计划”完全没有用处,但实践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学习计划”离不开“人生规划”。如果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学习用来做什么，只是规定多长时间要阅读多少本书，就有可能异化成为一种“学习的GDP”。只有确立了明确的学习目的，用积极的“人生规划”带动“学习计划”，这样的学习计划才有意义。
  1985年1月1日，我即将离开工作和生活了20余年的新华社山东分社，奉调到总社工作。在当天的日记中，我把自己的一生大体划分为三个“20年”：第一个“20年”是学习和积累知识的“20年”；第二个“20年”是在新华社分社记者岗位上锻炼成长的“20年”；第三个“20年”理应是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的“20年”。在日记的结尾，我写了这样一段话：
　　“下个世纪的2004年，是我人生第三个‘20年’的截止期。到了那个时候，我只希望能有资格说一句：‘无愧于党的培养和人民的重托’！”
　　到新华社总社工作的20多年，我主要围绕“为党和人民多作贡献”这一人生目标拟定学习计划。为了进一步密切新闻报道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我主要学习和研究三个问题：
　　1.“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
　　重大突发事件在突然之间爆发，新闻信息在一瞬间传递，信息量十分巨大，容易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在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外界发生了重大突发事件，我们可以用行政的办法对其进行“封锁”，可以在较长时间里“秘而不宣”，或者可以采取“慢三拍”的方法。但是，在互联网十分发达的时代，在信息传播渠道四通八达的时代，对影响范围大的突发事件进行“严密封锁”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对我国发生的一些重大突发事件，我们自己不及时发布消息，西方媒体就会道听途说，抢发新闻，在国际上闹得满城风雨。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发消息澄清，非常被动。从受众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不少人有先入为主的信息接受习惯，而且容易形成“思维定式”，一旦形成一种看法，就很难改变。这就好比一张白纸，被人画上铅笔道道，再用橡皮擦抹，总会留下一些印痕。如果人民群众最先接触的是西方新闻媒体关于中国突发事件的片面报道，那么，这一被歪曲了的形象将会在他们的头脑中残存很长时间，即使花费几倍的工夫，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这些歪曲报道的影响。
　　2000年８月，新华社向领导机关报送了一份关于加强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的专题报告。报告说：新形势下组织好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关系到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形象和新闻媒体的信誉。为了快速决策，及时把重大突发事件的消息播发出去，建议将自然灾害类、重大责任性事故类、重大疫情类、国际类等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授权由新华社决定。上述稿件不再层层上报，以免贻误最佳发稿时机。领导机关非常重视新华社的建议。在讨论这个报告时，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说，新华社的建议是在替国家承担责任，应该向新华社的同志表示敬意。
　　2.探究舆论监督的功能和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把舆论监督作为维护党的纯洁性、发扬民主、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舆论监督提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舆论监督”连续5次出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这充分说明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
　　通过学习和研究，我认识到舆论监督至少有三大功能：
　　（1）评判功能。新闻媒体通过正当的舆论监督，把一些假、恶、丑的事物不加掩饰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们去衡量、去评判，这是一种强大的、积极的社会控制力量，它有助于阻止和抑制不正确、不道德言论和行为的发生。
　　（2）宣泄功能。1957年４月８日，邓小平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中指出：“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分配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利益格局调整，不同利益群体会产生一些不同意见。社会上一些消极腐败现象的存在，在人民群众中也会引发一些不满情绪。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让人民群众把意见和情绪释放出来，可以起到“慢撒气”的作用，避免这种情绪的突然爆发。
  （3）警示功能。舆论监督可以起到提醒、告诫的作用，个别人受到批评和监督，会使更多的人引以为戒，受到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舆论监督揭露的事实是消极的，所起的作用则是积极的。
　　我还研究了舆论监督的本质。舆论监督并不是新闻媒体的监督，而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监督，是新闻媒体对人民群众广泛监督的客观反映。新闻媒体必须经常倾听群众呼声，体察群众情绪。要准确把握人民群众最满意的是什么，最不满意的是什么；最高兴的是什么，最不高兴的是什么；最赞成的是什么，最不赞成的是什么、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要从“党和政府明令禁止”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这两个方面选择舆论监督的突破口。我把这些学习感悟整理成一篇题为“舆论监督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途径”的新闻学论文，在《求是》杂志上全文刊登。全国党建研究会领导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将其作为全国先进性教育理论研讨会入选论文，还颁发了获奖证书。
　　3.关注“两个舆论场”
　　我对“两个舆论场”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1997年党的十五大即将召开，国内外热点增多，人民群众对一些重大问题议论纷纷，舆论引导的难度明显增大。在那段时间里，我集中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舆论的有关论述。马克思在《好报刊和坏报刊》一文中说：“究竟什么样的报刊（‘好的’或‘坏的’）才是‘真正的’报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谁在表达社会舆论，谁在歪曲社会舆论呢？因此，谁应该受到国家的信任呢？”我从这段话中悟出了一个道理：表达社会舆论是引导社会舆论的前提，而要表达社会舆论，就必须正视社会舆论、了解社会舆论、研究社会舆论。
　　与此同时，我还阅读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黑格尔写道：“公共舆论又值得重视，又不值一顾。不值一顾的是它的具体意识和具体表达，值得重视的是在那具体表达中只是隐隐约约地映现着的本质基础。”“公共舆论中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既然公众舆论中错误和真理混杂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鉴别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无价值，既不应不屑一顾，也不能照单全收。
　　1998年1月8日，在新华社工作会议上，我正式提出“两个舆论场”的问题。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个是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一个是新闻单位着力营造的“媒体舆论场”。老百姓从自身的感受出发，每时每刻都会关注一些共同的领域、共同的问题，那些相对集中的社会话题就成为一段时间街谈巷议的焦点，在口口相授之中形成民间的“口头舆论场”。尽管口头舆论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有时难免会有片面性和夸大渲染的地方，与其说反映的是事实，不如说在表达自己的强烈愿望。但是，口头舆论具有“无处不在、无处不及”的特点，在经过“去伪存真”的筛选之后，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人民群众总是关注那些刚刚露头的、关系他们自身利害的、普遍感兴趣的重要问题和重大社会动向，因而使口头舆论具有敏锐性和及时性特点，往往成为社会的“风向标”。主流媒体应该认真研究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研究人民群众的看法和态度，研究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以便从群众的口头舆论中触摸到社会跳动的脉搏。
　　上面谈到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对“两个舆论场”的研究成果。从那时到现在，我围绕“两个舆论场”的问题不断探索，进一步认识到“两个舆论场”相互脱节的危险性。在许多时候，我们对人民群众的“口头舆论”，包括网络论坛、微博、手机短信等新兴媒体营造的社会舆论，了解得不够及时，反应偏于迟钝。人民群众对某一社会问题已经议论纷纷，可是我们的媒体却很少谈及；或者虽然作了报道，但与人民群众对事件关心的程度、关注的角度以及对信息总量的需求相差甚远。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在某些时候、在某些问题上，两个舆论场互不衔接、互不交融。对人民群众的正确舆论，主流媒体没有及时给予肯定性的报道；对一些模糊认识，主流媒体没有及时给予解释和疏导；对一段时间出现的影响社会稳定的错讹流言、传闻，主流媒体没有及时予以澄清。
　　对人民群众的口头舆论和网上舆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麻痹症”和“新闻麻痹症”。多年来的新闻实践揭示了一条规律：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基本情绪了解得越多，“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大，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就越强；对人民群众的情绪了解得越少，“两个舆论场”重叠的部分越小，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就越弱。如果“两个舆论场”根本不能重叠，主流媒体就有丧失舆论影响力的危险。
  可喜的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关于“两个舆论场”的论断渐渐为社会实践所印证。今年7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表了“善待网民和网络舆论”的系列评论，第一篇的题目就是“打通‘两个舆论场’”。围绕“两个舆论场”的学习和研究能对实际工作起一点推动作用，我感到欣慰。
　　从1986年1月14日担任新华社总编辑室总编辑算起，到2007年8月30日辞去新华社总编辑职务，我在总编辑岗位上度过了7899个日日夜夜。“无愧于党的培养和人民的重托”这一人生目标催促着我、激励着我，使我在总编辑岗位上不敢稍有懈怠。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使我深切感受到：积极的“人生规划”可以影响和带动自己的学习计划，使学习和研究工作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围绕这条主线吸收知识、研究新课题，对工作有利、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对社会有利。
　　　　　　　  （未完待续）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新华社原总编辑，本文是他于2011年9月19日在民进中央“开明论坛”上的讲座，本刊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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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南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