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学习点亮人生》，谈六个问题：
一、把学习培养成为一种个人爱好
人的爱好多种多样：有的喜欢游泳，有的喜欢打球。一个体重60千克的人，游泳1小时消耗360卡路里；打羽毛球1小时消耗456卡路里；跑步1小时消耗900卡路里；爬山1小时消耗的热量会更多。喜欢运动的人常常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可是很少有人抱怨苦和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运动成为他们的一种爱好，苦和累已经融入了快乐的感受之中。读书1小时大约消耗13卡路里，相当于游泳的二十七分之一、打羽毛球的三十五分之一、跑步的六十九分之一。可见读书比参加运动要轻松得多。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喜爱运动那样，把学习选择为一种个人爱好呢？
自古以来就有苦读和乐读两种主张。《太平御览》记载的“头悬梁”和《战国策》记载的“锥刺股”，提倡“苦读”；《论语》“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提倡“乐读”。我并不反对“苦读”，但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人在极度疲劳、昏昏欲睡的时候，即使用绳子把头发拴在屋梁上，或者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也不一定能学得进去。我的做法是首先把学习培养成为一种个人爱好，每天都快快乐乐地学习；进而把“乐读”与“苦读”结合起来，做到有苦有乐、以苦为乐、乐在苦中。这是学习的最高境界。
学习的乐趣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体验：
1. 打破“眼界局限”的乐趣
美国丹尼斯·米都斯所著《增长的极限》中有一段话：“一个人的眼界局限于太小的领域，是令人扫兴而且危险的。一个人全力以赴，力求解决某些刻不容缓的局部问题，结果却发现他的努力在更大范围内发生的世界面前失败了。”由此可见“眼界局限”束缚着人们的自由。一旦打破“眼界局限”，人们就会享受到获得自由的乐趣。
2. 拓展“认知空间”的乐趣
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说，大圆的圆周比小圆的圆周大。同样道理，掌握较多知识的人，比知识较少的人所接触到的无知范围要大。知识越多，越容易感到自己不懂的东西太多。学习可以把“小圆”扩充为“大圆”；持续不断地学习可以填补“大圆”外面的空白。这种无止境的追求，蕴含着极大的乐趣。
3. 提升人生境界的乐趣
人为什么工作，怎样生活才有价值？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
2005年，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重读了马克思1835年中学毕业时写的一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作文。马克思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学习了这些论述，我对人生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我认为领导干部的人生价值有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埋头苦干、默默奉献。
奉献有“有效”和“无效”之分。只有“有效奉献”才能称得上是作出了贡献。力求实现“奉献与贡献的统一”，这是领导干部追求的人生价值的第二重境界。
领导干部的价值观不仅包含着默默奉献和有效贡献，而且包含着能力和造诣的提升。“奉献、贡献、造诣”三者的辩证统一，是领导干部追求的第三重境界。思想境界高了，对个人名誉、地位、利益等问题就会看得淡一些，一心一意地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勤奋工作，就可以体验到奉献的乐趣、贡献的乐趣和提高造诣的乐趣。
学习爱好的功效十分奇特：没有学习爱好，读起书来枯燥乏味，有了学习爱好，读起书来兴味盎然；没有学习爱好，读起书来又苦又累，有了学习爱好，读起书来轻松愉快；没有学习爱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了学习爱好，读书就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容易做到手不释卷。有志于通过阅读开阔视野、提升能力、陶冶情操的同志，不妨从培养自己的学习爱好做起。
二、“忙人”学习主要靠自我加压
一些年轻同志问我：“你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读书？”
“忙人”的时间有三个特点：一是不完整性；二是不均衡性；三是不规律性。无论他们多么忙碌，每天总会挤出一些长短不一的“缝隙时间”。如果把这几分钟、几十分钟的“缝隙时间”利用起来，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以学习《列宁选集》为例：第1卷858页，第2卷1005页，第3卷933页，第4卷765页，4卷合计3561页。由于工作任务繁重，要在短期内读完这4大本书，是很困难的。1973年元旦，我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拟定了一个总体学习计划：每天抽出1个小时，每小时平均阅读10页，356个小时即可将《列宁选集》通读一遍。有了这个“总体规划”，每天的零碎时间就像珍珠一样，被串了起来。实践的结果，只用了6个月，就将《列宁选集》通读了一遍。我把这种学习方法叫做“积零为整”，也可以说是“缝隙时间的利用”。
许多著名的人物自觉支配时间的观念很强。但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自觉性非常有限。劳累了一整天，回到家，腰酸腿疼，真想斜靠在沙发上，拿着遥控器，频频换台。学习与其说是靠“自觉”，不如说是靠“自我加压”，说白了，就是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1981年，我在中央党校新闻班学习。党校藏书较多，为了在有限时间里多读一些书，我给自己施加了一点压力：把全学期的150天划分为50个单元，３天为一个单元，每个单元要读两本书。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或者书比较厚，３天读不完两本，可以与上、下两个单元合并计算，即９天必须读６本书。为了确保阅读质量，能够把日后用得着的知识记录下来，我给自己规定每天记卡片不少于10张，完不成任务就早起床、晚睡觉。“自我加压”的结果是：半年时间读了104本与新闻学有关的书籍，记下了4000多张新闻学资料卡片。这次强制支配时间的结果，使我体会到每个人都有一种潜在的“爆发力”。一旦外界给了自己一种压力，或者自己给了自己一种无法撤回的压力，就会“置之死地而后学”，从而爆发出意想不到的力量，取得意想不到的学习成果。
关于“缝隙时间”的总量，我曾粗略地算过一笔账：每周168个小时。上班平均用去40个小时；睡眠用去56个小时；吃饭、午休和从事家务劳动用去4个小时，每周净剩余44个小时。全年52周，“缝隙时间”总量为2288个小时，即使浪费一半，仍有1144个小时可以利用。这些“缝隙时间”如果用来读书，每小时平均阅读20页，全年可以阅读114本平均每册200页的各类书籍。这些“缝隙时间”如果用来写作，按每小时写200个字的低速度计算，全年可以写出22万多字的各类著作。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自己67岁寿辰前夜，约请几位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吃便饭。他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说：“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许多朋友问我读书的秘诀。如果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要像榨油一样，学会“自我加压”。
三、人的本领大都是被“逼”出来的
人的本领有大小，多数本领都是被逼出来的，我学习使用电脑就是如此。
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上，新华社参加采访的记者没有电脑，只能用笔在纸上写中文稿件，由报务员用凿孔机将稿件发回北京。德新社记者在一篇报道中讽刺说：“参加奥运会报道的7000名记者，只有中国记者使用纸和笔写他们的新闻。”
这件事对新华社的刺激很大。洛杉矶奥运会之后，新华社用了5年时间，对编辑系统和发稿系统进行了技术改造，到1990年第3季度，新华社编辑、记者已经可以通过新的计算机系统直接编发英文、西文、阿拉伯文、法文、俄文等外文稿件。遗憾的是，直到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开幕之时，新华社采写中文稿件的记者依然离不开纸和笔。如果不尽快闯过这一关，编辑、记者电脑操作技术滞后，将会成为新华社事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制约因素。亚运会报道一结束，新华社就制定了一个计划，要求各编辑部用两年时间，让全体编辑、记者熟练地掌握电脑操作技术，1992年年底实现“无纸化操作”。
1992年7月上旬，我对“无纸化操作”计划进行了一次检查，结果令人失望：只有少数编辑、记者可以在电脑上撰写中文稿件，一大批人仍然不熟悉键盘操作。
长期以来，新华社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让大家干的事情，领导同志必须带头去干。我都不会使用电脑，哪有资格批评编辑、记者呢？1992年7月，新华社让我担任第25届奥运会新华社报道团团长。7月17日，在飞往巴塞罗那的飞机上，我借用了一个“快译通”，用汉语拼音打出了“今天飞赴巴塞罗那”8个字。尽管没有“速度”可言，但这8个字向我展示了一种前景：只要下功夫，掌握中文电脑输入技术是完全可能的。
回到北京以后，我找了两本关于电脑操作的书，将其中对自己有用的内容摘抄下来，编写了一本《电脑操作指南》。我把键盘上较常用的30个字符编成6句“五言口诀”，不仅熟读，而且“烂熟于心”。为了练习指法，我找了一张“键盘纸”，贴在写字台的边上，一有时间就坐下来练习，用了一个星期的业余时间，我学会了用键盘输入汉字。直到这时，我才把新华社国内部、国际部、对外部、摄影部、体育部等编辑部的负责同志叫到总编辑室。我说：“我已经学会使用电脑。我50周岁，能不能以我的年龄划线：比我年龄大的，实在不愿意学，不必强求；比我年龄小的编辑、记者，必须学会使用电脑。”
这次会议开了5分钟。几个编辑部主任回去以后，把我的话原原本本地传达下去。不到半年，绝大多数从事中文稿件采编工作的同志学会了使用电脑，1992年12月，新华社如期实现了“无纸化操作”目标。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我想通过20多年前亲身经历的一件小事，谈谈“本领恐慌感”对学习的激励作用。
1985年初，新华社免去我的山东分社社长职务，调我到北京新华总社工作，最初让我担任新华社总编辑室副总编辑，10个月后又让我担任总编辑室总编辑。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而我的知识储备并没有同步增长。1985年4月我开始独立值班发稿，一天夜里，新华社国际部一位编辑收到一篇关于美国问题的稿件，由于涉及敏感问题，需要向值班副总编辑请示。当时，总编辑室有两位副总编辑对国际问题比较熟悉，这位同志想把稿件送给他们中的一位。他先打电话到总编辑室值班室，向秘书打听当晚哪位副总编辑值班。当秘书告诉他是我在值班时，这位同志停了一下，说：“那就算了吧！”
“那就算了吧！”这5个字简单明了、含义深刻。我大学毕业后在新华社山东分社从事农业报道长达20年，可以说是山沟沟里出来的“农村记者”，对国际问题连“一知半解”的水平也达不到。这位编辑是国际部美国问题专家，涉及美国的重要稿件，连他都觉得“拿不准”，我怎么能对稿件作出正确判断呢？这位编辑不把稿件送给我，包含着对我的了解、理解与体谅，绝不能误认为是对年轻领导干部的不尊重。
这件令人尴尬的事情，让我懂得了一个浅显的道理：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绝不会因为职务的提升和岗位变动而“自动提高”。如果不刻苦学习，尽快提高自己的能力和造诣，很难取得审发稿件和组织指挥报道的发言权，就会成为徒有虚名的领导干部。
为了弥补知识缺陷，我首先从学习国际知识入手。我请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的同志帮我从部队测绘部门找来一个很大的地球仪，放在写字台的一角，经常转动、查看。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重大事件，我都让值班秘书把相关资料借来，仔细阅读。外事部门安排我会见外宾，会见前几小时，我从国际部资料室借来几大本资料，尽量熟悉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况。我把这种学习方法叫做“突击充电”。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钻研，我对国际问题有了一点发言权。
学习好比盘旋上升的螺纹：学然后知不足，用然后知困惑。“知不足”就会想办法补课；“知困惑”就会下功夫钻研，把“理解不清”的问题学懂弄通。在弥补不足、解除困惑的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学习需求，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丰富知识、提高本领的漫漫征程。
2007年8月30日，我辞去新华社总编辑职务，作为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力投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的工作。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对等成立了103个友好小组，其中34个友好小组由我担任组长。为了履行职责，我集中学习和思考了三个问题：一是冷静观察新形势下国际力量消长和治理结构调整；二是把“求同存异”作为战略机遇期外事工作的一把“钥匙”；三是清醒认识我国的“发展中国家属性”，警惕“中国责任论”的蔓延和发酵。
以冷静观察新形势下国际力量消长为例。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西方一些国家实力有所下降。但是，当今世界“一超多强”“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总格局并未改变，看不到这一点就会陷入盲目性。为了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我研究了“广场协议”和日本“购买美国”的历史经验。
1985年9月，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决定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后，各国开始抛售美元，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到1996年，美元兑换日元的比率从1∶250猛升至1∶87，日元升值287%，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
我还阅读了关于日本人“购买美国”的资料。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企业开始大量购买美国企业，或在美国开设工厂。1988年，一位神秘的日本富翁在一年时间内投入1.5亿美元，在美国购买了178套高级住宅。日本三菱公司投资14亿美元购买了坐落在纽约曼哈顿闹市区的洛克菲勒中心大厦。在洛杉矶闹市区，日本人掌握了几乎一半的房地产；在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来自日本，主要集中在饭店、高级住宅等不动产领域。1989年底，日本政府意识到“泡沫经济”的严重性，采取措施阻止投机，结果使得股价暴跌，地价急剧回落，许多家庭财富化为乌有，日本经济也随之进入长达10年的衰退期。“广场协议”和“收购美国”，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两本绝妙的“参考教材”。
再以我国的“发展中国家属性”为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属性”受到质疑。一些人误认为中国已经跨入发达国家的门槛，具有“世界性大国”特征。一些西方国家借机要求中国承担起世界经济失衡和“拯救全球经济”的责任。
为了澄清关于“中国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误传和误解，我研究了三组数据：
（1）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与发达国家相对的概念。联合国将世界国家分为三类：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地区和发达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0多个成员国，被认为是发达地区国家，而中国并不在其中。
（2）中国人口多、底子薄。2009年中国人均GDP3700美元，只有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3%。
（3）中国城乡发展、地区发展很不平衡。有人说“看上海像欧洲，看西部农村像非洲”，这话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非洲的利比亚、塞舌尔、赤道几内亚、博茨瓦纳、加蓬、南非、毛里求斯、安哥拉、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纳米比亚、佛得角等12个国家人均GDP均高于中国。根据联合国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中国至今尚有1.5亿贫困人口，贫困人口总量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
不回避初级阶段存在的基本矛盾和问题，承认我们自身存在的巨大差距，这种坦诚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只会赢得外国朋友的理解、信任与尊重，绝不会损害国家的整体形象。
2010年12月6日，全国人大外事工作培训班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决定让我到培训班作一次国际形势报告。我把近几年围绕上述问题学习和思考的成果整理成一篇一万字的讲稿。一个小时的报告，在与会人员中引起了共鸣。有的同志向我索要讲话稿；有的同志向我谈他们的“听后感”。这热情的一幕，使我联想到多年前在新华社总编辑室值班时遇到的“尴尬”。我甚至有点“后怕”：假如那时麻木不仁，没有产生“本领恐慌感”，就不可能下这么大气力弥补自己的国际知识缺陷。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真心实意地感激伴随我多年的“本领恐慌感”。（未完待续）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新华社原总编辑，本文是他在2011年9月19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机关干部学习会上的发言，本刊略有删节）
